瓷与铁如何改变海岛社会？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现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就像中国先贤所说的那样，即使远隔重洋，分居东西，人类也有着共同的心理，想要寻找彼此，想要接触对方，不同的文明，因为这同样的心理而相遇、碰撞、交汇，即使时空阻隔，也总有相会之期。文明之间的交流，并不总是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而是像海水中的浪花，在季风吹拂的因缘际会中，以必然的偶然方式遇到了彼此，日常生活中我们习焉不察的东西，却蕴含着一段段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过往。本期专题，选取了几件小东西来讲述东西文明交流这一宏大的主题。唐宋商船中的瓷器与铁器，承载着文明沉甸甸的心意。晚明士人眼中的一幅地图，却成为中西方认识彼此的桥梁。一封远隔重洋的家书，牵起了大洋两岸一个世纪的情愫。

侧耳倾听，吹拂了万里的海风，一定会带来彼此的声音。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18日专题《海风几万里》B02-B03版。

B01「主题」海风几万里

B02-B03「主题」瓷与铁 沉甸甸的海上文明之路

B04-B05「主题」书 阅读东西之间

B06-B07「主题」侨批 大洋彼岸的世纪回声

B08「访谈」专访廉思 当下年轻人最想要的“确定性”是什么？

撰文｜杨斌

当我们提到文明的馈赠，脑海里不由得闪现五颜六色薄如蝉翼的丝绸，光滑如玉坚硬如铁的瓷器，或黑或绿沁香扑鼻的茶叶，这三者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占了前两位，都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都曾登上了高桅海船，迎风踏浪，惠及万里。

但文明并不仅仅是由这些绚烂多彩的奇珍之物组成的，文明像一艘船，它既有迎风张起的风帆，有装饰华丽的艗艏，有坚固的甲板，有秀颀的船桨，但也有沉甸甸的铁锚和压在船底的压舱石。轻盈亮丽与沉重暗淡，构成了文明的两个面向，有的负责在海面上张扬驰骋，有的负责潜在水下，沉甸甸，却又坚实地保证文明稳固而安定地前行。

近些年来，随着考古科技的突飞猛进，考古学家在海洋深处发现了许多沉船。这些沉船，保留不少当年装载的各国商品，既验证了历代古籍中记载的参与海洋贸易的中国商品，也提供了文献中不曾记载或者经常被人忽视的器物。

黑石号的瓷器：

阿拉伯人最早的订单

1998年,　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掘出了一艘沉船黑石号，这可以说是南海海洋考古史上最为重要的发现。首先，黑石号沉船是迄今为止在南海海域发现的最早沉船。船上的一件长沙窑瓷器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的落款，则沉船发生时间约在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后的几年之间，也就是九世纪早期，相当于我国的晚唐时期。学者大致同意，这艘船是从中国（广州或者扬州）进货后返回阿拉伯世界在印度尼西亚海域遭遇风浪袭击而触礁沉没的。

其次，虽然“黑石号”这艘远洋海舶装载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商品，船上也很可能有中国的水手或商人，可是，这并不是一艘中国建造的海舶，也不是一艘中国商人拥有的海舶，而是一艘阿拉伯制造的缝合船。这是根据发掘出来的“黑石号”残骸得出的结论。这种在印度洋西部流行的海船，其建造方式完全不用铁定，而是像编织毛衣一样用椰绳穿过约5-6厘米间隔的孔从两侧将船板一块一块地绑紧固定，船体内外木板的缝隙均有填充物填塞防水。这种阿拉伯式的造船技术表明，“黑石号”来自印度洋西部，也即西亚的阿拉伯世界。

当然，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黑石号上的商品。黑石号残骸共出水了各类器物（瓷器、金银器等）六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瓷器。这六万件瓷器，来自晚唐时期中国的南北窑口，包括越窑、邢窑、巩县窑以及广东地方窑口，尤其是长沙窑。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超过59000件，而其他窑口全部加起来不过上千件，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新安号上的“象棋”。汤丹文/摄

长沙位于长江流域的中部，距离扬州直线距离约800公里，距离广州约700公里。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这59000多件易碎怕磕的瓷器是如何运到扬州或广州然后被搬上黑石号的！其实，运输还只是个技术活，比运输更困难的是这批产品的下单。是谁向长沙铜官镇的窑主（窑主恐怕不止一个）预订这批供给西亚阿拉伯人的瓷器？预付款是多少？谁来支付？怎么支付？由谁担保？瓷器的形制（壶、盘、碟、盏、杯各类）和图案如何商定？交付期限如何规定？交付方式又如何确定？假如经过水路（洞庭湖-长江）运到扬州的话，扬州由谁接待？余款如何支付？这一系列问题，在现代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出现之前，究竟是如何由各国的商人及其代理人完成的？总之，这个阿拉伯人在中国最早下的这个大订单，充满了种种不解之谜。也正因为如此，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突显了一千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与精细。

黑石号上发现的瓷器，属于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的最重要的商品，中外文献的记载颇为常见，其发现虽然是个惊喜，但也在学者的意料之中。最近发掘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则给予我们意料之外的惊喜。

南海一号：铁器之船

“南海一号”是一艘十二世纪从中国出发不久而遭遇不测的南宋沉船。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海域，1989年11月首次开展水下考古调查，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移驻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一号是目前中国海洋考古所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宋代海船，沉船船体仅艏艉稍有残缺，船体残长约23.8米，宽约9.6米，船艏宽3.8米，型深约3米，分为15个舱室，为考察我国古代的海船留下了第一手的珍贵实物。

南海一号出水文物总数超过18万余件，堪称我国水下考古之最。不出意料，出水货物中以瓷器数量最多。从釉色上看，这些瓷器包括青白瓷、青瓷、黑釉瓷、绿釉瓷、酱褐釉瓷等；从产地看，它们主要来自南方地区的窑场，包括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泉州德化窑、晋江磁灶窑、闽清义窑等；从种类看，包括碗、盘、碟、壶、瓶、罐、盅、盆、军持、盒、瓷塑等，主要是生活器具。因此，南海一号是意料之中的瓷器之船。

除了瓷器，沉船遗存物中当然还有意料之外的发现，比如黑石号上的砚台与擀面杖、南海一号的金腰带等，这些意料之外的发现，大大拓展了我们对古代中国海洋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理解。南海一号上发现的铁器也是如此。

铁器是南海一号的一个重要特色，其数量惊人，是仅次于瓷器的大宗外销商品。截至2015年，研究人员提取了船体上方金属凝结物共计70块，总重量达60余吨。这些凝结物的主体是铁器，表面可见的类型为铁条、片状铁坯以及铁锅。和瓷器一样，铁器的包装和转载颇具巧思。以铁坯为例，先用竹篾绑成一捆，两捆绑成一组，各捆和各组之间还垫衬草席竹席，以防止剧烈撞击。铁锅则成摞倒扣于船舱，铁锅之间也以竹篾竹席填充。

铁坯件是南海一号铁器的大宗，主要为条状和片状以及少数楔形器。它们形状多样，长短不等，宽厚不一，属于半成品。研究人员判断它们应该是兵器坯件，大致用来锻打成为刀剑使用。那么，为什么南海一号不直接出口铁刀铁剑呢？首先，古代中国严禁民间大量锻造兵器；其次，海船装载大量的兵器出口属于违法。因此，南海一号的商人不可能装载重达几十吨的兵器出口海外，不得不通过变通出口半成品来达到牟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假如船上的金属凝结物80%是铁器，而铁锅与铁制半成品各占一半的话，那么，铁锅总重量约为25吨，半成品的兵器也是25吨。如果每个铁锅算15斤的话，则船上运载了三千三百多口锅；如果每把兵器（不论刀剑）平均为10斤的话，则船上运载了五千把刀（剑）。这些锅，可以为三千三百个家庭提供烹饪服务；这些刀，可以装配一支五千人的军队。不夸张地说，南海一号也是铁器之船。

南海一号沉船出土的铁锅。

那么，这些半成品的铁制兵器和成型的铁锅销往何处呢？首先当然是东南亚。东南亚的海岛社会或缺乏铁矿，或冶炼技术落后，因而极其渴望中国的铁器。他们需要的铁器，就如南海一号发现的铁器一样，包括两种：一种是武器，一种是生活用具。前者属于高科技，一方面可以用来生杀予夺，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森林中狩猎砍伐，因而需求强劲。后者是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铁锅，既利于携带，还利于迁徙，同时经磕经碰，不怕高温，不惧潮湿，经久耐用，实在是珍稀之物。可以说，在铁锅传入之前，许多海岛社会还处在生冷饮食的阶段。因此，铁锅大大推动了这些社会与人群的卫生、健康与文明程度。

当然，这些来自中国的铁器还流入了印度洋世界。比如说，孟加拉湾的许多小型岛屿社会对铁器的渴求，绝不亚于东南亚。七世纪后期的唐代求法僧人义净曾经详细记载了孟加拉国湾的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上野人对铁器的渴望。他说：从马来半岛西北部的吉打向北航行十几天，就到了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九世纪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iman）曾经游历了印度洋，也记载了尼科巴群岛的男女老幼都赤身裸体，争以琥珀、椰子换取铁器，这和一百多年前中国和尚义净的记录如出一辙。可见，这些海洋亚洲的岛民，由于资源和技术的限制，无法冶铁，对硬度较高的这种金属异常渴望。中国、印度或阿拉伯经过的船只，便成为这些岛民获得铁器的唯一机会。由此我们推测，南海一号装载的大量铁器，就是销售给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岛屿社会，用来交换海上航行需要的椰子、芭蕉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宋代中国极其渴望的各种香料（如泉州一号所示）——包括比黄金还贵重的龙涎香。

海岛社会对铁器的热爱以及中国铁器的输出，其实在宋元文献不是没有记载，只是在南海一号发现这么大体量的铁器之前学者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罢了。

“盖爱其铁不忍弃也”

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代宗室赵汝适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兼权泉州市舶，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官方的图文加上商人的信息，撰成了《诸蕃志》一书。全书记录了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详列了各种香料，各种宝石以及其他海外奇珍，也介绍了中外商人交易的货物。惟有在介绍位于今天马来半岛中部西岸的佛啰安国时，赵汝适提到了“番商以金、银、甆、铁、漆器、酒、米、糖、麦博易”；位于爪哇岛的阇婆国，“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漆器、铁鼎、青白甆器交易”；位于今天吕宋群岛的麻逸国，“商人用甆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博易”。他还特别记载了在菲律宾北部海域一带活动的毗舍耶，“喜铁器及匙箸”，“临敌用标枪，系绳十余丈为操纵；盖爱其铁不忍弃也。”

南海一号出水的阿拉伯风格的金腰带。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

《诸蕃志》以上三则记录，已经透露了海洋和海岛社会对铁器的渴望。阇婆国和麻逸国直接可以当硬通货交易的“铁鼎”，应该就是铁锅。鼎有三足，不但便于安放，而且符合物理学的原理，最稳定，不容易被碰倒翻锅，极为便利。而处在“袒裸盱睢”的毗舍耶，就像尼科巴群岛的“裸人国”，喜爱铁器，因为铁器客户以帮助他们征服热带森林，征服竞争对手；他们也喜欢中国来的勺子和筷子，表明他们开始学习中国的烹饪与饮食模式。这样看来，中国的铁锅也应该抵达了毗舍耶。他们作为武器的标枪，枪头是铁矛尖，枪尾系上了长达数丈的绳子。这样的话，在狩猎或临阵对敌之际，一旦标枪投掷出去，还可以顺藤摸瓜，把标枪找回来。无它，实在是因为铁的珍稀。

赵汝适关于铁器的记载，描述简略，地理范围限于今天的东南亚，但非常重要，因为此前的唐宋文献几乎没有提到中国铁器的出口。南海一号的时代比赵汝适要早几十年，因此，南海一号发现的铁器，实在比同时期的文献要“贵重”得多。不过，《诸蕃志》之后一百年的元代，江西南昌人汪大渊撰写了《岛夷志略》，记录了中国铁器在海洋亚洲的重重身影，与南海一号可以互证。

汪大渊：中国铁器遍及海洋亚洲

汪大渊在十四世纪中期从泉州两次出航，行迹遍及南海与印度洋，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和贸易情况非常熟悉。与未曾出洋的赵汝适不同，汪大渊发现海洋亚洲不但欢迎来自中国各地的瓷器与丝绸，对中国出口的铁器也格外热衷。

根据《岛夷志略》，今天吕宋群岛的“三岛”“贸易之货，用铜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铁块之属”；“麻里噜（马尼拉）”“贸易之货，用牙锭、青布、瓷器盘、处州瓷、水坛、大瓮、铁鼎之属”；加里曼丹岛西北的“勃泥”“货用白银、赤金、色缎、牙箱、铁器之属”；马来半岛的“彭坑（今彭亨）”“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阇婆布、铜铁器、漆、瓷器、鼓、板之属”；苏门答腊岛东部的“三佛齐”“贸易之货，用色绢、红硝珠、丝布、花布、铜铁锅之属”；“爪哇（今爪哇岛）”“用硝珠、金、银、青缎、色绢、青白花碗、铁器之属”；新加坡海峡附近的“龙牙门”“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马六甲海峡北部的“龙牙菩提（兰卡威）”“贸易之货，用红绿烧珠、牙箱锭、铁鼎、青白土印布之属”；苏门答腊西北海中的“花面”“货用铁条、青布、粗碗、青处器之属”；缅甸东南部的“针路”“贸易之货，用铜条、铁鼎、铜珠、五色硝珠、大小埕、花布、鼓、青布之属”；下缅甸的“八都马（马达班）”“贸易之货，用南北丝、花银、赤金、铜、铁鼎、丝布、草金缎、丹山锦、山红绢、白矾之属”；斯里兰卡东岸千里马（今），“贸易之货，用铁条、粗碗、苏木、铅、针之属”；位于南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金塔”“贸易之货，用铁鼎、五色布之属”；印度果阿的“东淡邈”“贸易之货，用银、五色布、铜鼎、铁器、烧珠之属”；波斯湾的“波斯离（巴士拉）”“贸易之货，用毡毯、五色缎、云南叶金、白银、倭铁、大风子、牙梳、铁器、达剌斯离香之属”波斯湾的“甘埋里（忽鲁谟斯旧城）”“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红海附近的“天堂（麦加）”“贸易之货，用银、五色鞋、青白花器、铁鼎之属”。

汪大渊所谓“贸易之货”，不是指一般的商品，而是深受当地欢迎的硬通货，不但可以以货易货，而且往往可以直接作为货币使用。铁器在上述社会就是这样的硬通货。此外，根据汪大渊的记录，铁器（包括铁块、铁鼎、铁锅、铁条、铁线等）在约46个国家或地区属于硬通货。从地理看，这46个国家或地区恰恰就是从我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和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然后驶入西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分布。可以说，到了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的铁器漂洋过海，遍及海洋亚洲的各个角落。

AI制图。

汪大渊关于这46个国家或地区的记录，共提到铁四十八处，其中“铁”五处，“铁块”三处，“铁器”十二处，“铁条”十一处，“铁线”二处，“铁鼎”十三处（包括一处提到“鼎”），“铁锅”二处。　从常情常理推断，汪大渊在某些地方提到“铁”或者“铁块”（并区别于“铁器”）,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铁”或“铁块”是以“铁块”出现的半成品铁坯。宋元时期的中国禁止出口铁器制品，所以商人往往以半成品铁胚来规避禁令。这些铁坯到了东南亚等地后，再由当地的铁匠加工成各种铁器。假如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话，那么，汪大渊提到的“铁条”就是条形的半成品，可以用来制作刀、剑、匕首等。汪大渊眼中的“铁条”就是南海一号发现的大量的条状铁制品。而汪大渊提到的“铁线”就是细铁条，可以大致呈比刀剑更小的小型或者微型铁制用具。有意思的是，汪大渊还有一处提到了“针”。这个针，不论其功用如何，不大可能是由金、银、铅或铜制成，因为这些金属偏软，不适合做针。考虑到时空的因素，这个针只能从中国而来，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社会常用的铁针。

以常情判断，汪大渊见到的“铁器”，应当包括各式各样的铁制品，包括刀剑斧矛锤锄等生产、生活工具乃至武器。然而，汪大渊并没有提到其他什么器物，却单单提到了“铁鼎”，而且次数最多（十三次），加上同一性质的“铁锅”（两次），总共十五次。根据汪大渊的记录，我们对铁锅是南海一号另一大宗商品就释然了。为什么铁锅对海洋亚洲社会如此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一般读者理所当然最重要的武器？这当然是因为铁锅对于热带亚热带的（海洋）社会太重要了。

为什么铁鼎大大多于铁锅？这也是为了适应东南亚社会的史记需要。和中国家庭有专用的厨房特别是固定的灶台不同，东南亚社会没有固定的灶台，烹饪食物需要灵活又稳定的锅具，三足的铁鼎就受到特别的欢迎。鼎既可以随身携带，又可以随处安放，从而方便随时在丛林中烹调食物。因此，和丝绸、瓷器、茶叶、铜钱一样，铁锅也是古代中国科技、经贸和文明的象征，深受海洋人群的欢迎，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过去，人们一提到海上丝绸之路，就想到轻飘飘的丝绸；可是，沉船的发现，不仅印证了瓷器的突出地位，也揭示了铁器的贵重。瓷和铁，都是古代中国文明的精华，经过“沉甸甸”的海上丝绸之路走向广阔的海洋世界。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撰文：杨斌；制图：刘晓斐；编辑：李阳 何安安；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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