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走后，我们终于为她找到了一个“家”——一位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遗属的跨国捐赠

当吴洁棠把奶奶的故事告诉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馆长苏智良教授时，她也长舒了一口气。

对于她来说，这不只是讲述了一段家族故事，更是一段被沉默守护了八十多年的秘密，终于在历史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的角落。

吴洁棠向苏教授讲述奶奶的故事

临终前，奶奶终于说出口

吴洁棠的奶奶，是一位韩国籍“慰安妇”受害者。

2023年4月，奶奶在病榻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时她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染病后一度病危。家人从各地赶来，四代同堂，围在床边，却迟迟等不到她“咽气”。她好像是一直撑着一口气，不肯离开。

这种反常，让家人也很困惑。直到奶奶用最后一口气，说出了埋藏了八十多年的秘密。

原来她并不是太爷爷的亲生女儿，而是孤儿，也没有名字，一两岁时被卖到韩国一个富裕家庭做丫鬟。二战开始后，这家人在离开仁川之前，把丫鬟们卖去做“慰安妇”，就这样她被卖进了仁川海边的一处日军“慰安所”。那年，她只有十二三岁。

“她说她住在一个海边的“慰安所”，很简陋，像迷宫一样。”吴洁棠回忆，奶奶曾试图画下那里的布局，但即便画出来，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她听说有人逃跑被打死，吓得她也不再敢想逃跑的事情。”

“慰安所”里的女性不能互相接触，这是“规定”。奶奶说，她不知道那里有多少人，只看到来来往往的日本兵，但官阶都不是很高。

韩国慰安妇影像

奶奶曾以为，自己会死在那个地方。但命运给了她一线生机。

当时太爷爷在仁川海边为日军做搬运工。他和一名日本军人熟识，有一天被带去“慰安所”旁边的军营喝酒，碰见了奶奶。他看到奶奶那么小、那么可怜，又和自己死去的女儿年龄相仿，便用钱收买了那名日本军人，把她救了出来。

那个时候，社会极为看重女性的贞节。太爷爷嘱咐奶奶说：“你要发誓，这辈子都不能告诉别人你是从哪里来的，就说是在街上乞讨被我带回来的。”

于是，奶奶成了“街上捡回来的孩子”。战争结束后，太爷爷也很快就去世了，她和太奶奶靠给人缝补衣服过着清贫的日子，直到在码头上遇到了爷爷。

爷爷是一位广东籍的抗日军人，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战后辗转到香港。爷爷会讲多种语言，包括韩语，有一天他和奶奶在仁川的码头偶遇，两个人一见钟情。不过一开始两个人都不好意思讲话，第二天，奶奶想碰碰运气，又在同一时间去了码头，爷爷也在同一时间去了同一地点，就这样才有了这段姻缘。后来，太奶奶也去世了，奶奶就随着爷爷去了香港，成了家庭主妇，养育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她始终不爱出门，不喜欢与人接触，没有朋友，也不爱说话。吴洁棠小时候只觉得奶奶“偏心”，对孙女尤其严格，对孙子却宽容得多。直到奶奶临终前说出真相，她才明白：奶奶对家里女孩的严苛，正是源于她自己被战争摧毁的命运。

“她曾说过，一个女人如果不能自力更生，要靠男人，命运是很可悲的。”吴洁棠说，“所以她觉得女人一定要靠自己。”

奶奶有一枚戒指，是她靠着给人缝缝补补一点点攒钱买的。她一生都戴着那枚戒指，并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这是她通过自己努力挣来的。去世前，她把戒指给了洁棠，既是作为纪念，更是让洁棠明白只有通过辛勤工作，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

奶奶靠自己努力买来的戒指，是她一生的珍爱

奶奶一生没有上过学，她特别羡慕那些能读会写的人，便给自己取名Mun Hee，中文叫“文熙”。她解释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受过教育的女孩”，而她这辈子从未有机会成为这样的女孩。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承载着她毕生的梦想，也寄托着她对来世的期许。

其实她不是没有想过找人诉说这段故事，也曾有机会在1991年向韩国政府登记为“慰安妇”受害者，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她怕日本方面说她“说谎”，也不想成为一枚政治的棋子，更担心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会影响儿女。

好在奶奶的故事，并没有随她的离去而淹没在历史里。

冥冥之中，踏上“慰安妇”受害者维权之路

吴洁棠至今都还记得当她知道奶奶是“慰安妇”受害者时的感受。

“中国人有句话叫“刻骨铭心”。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件能让我用‘刻骨铭心’来形容的事，但奶奶跟我们讲出这段经历的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词。”

“我平时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但那一刻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觉得身体还在原地，但灵魂已经不在了，我完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也是在那一刻，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小时候当知道她和表哥表姐去香港“鬼屋”（位于香港湾仔区的南固台，1941年至1945年这里曾被用作日军“慰安所”）玩时，奶奶会大发雷霆。那段痛苦的经历，不容许任何人拿它做猎奇的谈资，更容不得后辈轻慢对待。

吴洁棠出生在加拿大，在伦敦念法律，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2023年奶奶去世后，她将研究方向定为“慰安妇”问题，并最终发表在《旧金山大学法学院学报》。她说，奶奶生前常问她：“如果当年审判时，有‘慰安妇’女性出现，国际法会不会不一样？”这些问题，成了她学术道路的起点。这篇文章，也成了她对奶奶的悼念。

“我奶奶是个很聪明的人，遗憾的是以前的女性没有什么机会学习。”吴洁棠说，“她教导我要帮助女性，所以我从小做志愿者，帮助那些遭遇不幸的女性。”

后来，她在哥大组织讲座，邀请菲律宾“慰安妇”组织代表、美国退休法官、人权组织参与，讲座吸引了150多人，包括哥大法学院院长。她还加入了美国“慰安妇正义联盟”，推动国际社会关注这段历史。

“我觉得我们亚洲人在国际法上的影响力太小。”她说，“这段历史是我们的历史，应该由我们来讲述，由我们来保护。”作为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亚裔女性，她很清楚被歧视的滋味。想想看，如果“慰安妇”受害者是白人，会发生什么？西方和日本还会这么沉默吗？“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多做一点事，那下一代也会被歧视。”

在这个过程中，吴洁棠也认识了很多“慰安妇”受害者的第二代、第三代。对他们来说，如今讨论这个话题，并不仅仅只是想要一个道歉，更是一种责任，将这段历史转化为教训，告诉下一代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

奶奶的“家”找到了，但历史还未得到安放

尽管吴洁棠一开始心里也有顾虑，不知道奶奶这段迟来的诉说会不会引来不必要的争议，何况奶奶一生俭朴，没有留下日记，没有直接的证据，也很少拍照，甚至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年份。她的故事，只存在于孙女的口述中，但她觉得，她有责任、有使命把奶奶的故事留住，让这段历史能堂堂正正地摆在世人面前。

就这样，她来到了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苏智良教授。

作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教授和他的太太陈丽菲教授、儿子苏圣捷以及学生团队，已经研究“慰安妇”问题33年了。这些年，他带领着团队辗转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抢救性征集整理“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口述史料与相关物证，在中国发现了358位“慰安妇”幸存者，确认的日军“慰安所”超过2200个，并且在国外出版了10本“慰安妇”有关著作。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苏教授建立起了国内最完整的“慰安妇”受害者记忆档案库，并最终有了这座中国大陆唯一、以保存大量日军“慰安妇”制度证据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苏教授带领吴洁棠参观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

对他们而言，每一位受害者的故事，都是揭露日军侵略罪行、保存历史真相不可缺失的一环，无论国籍，无论留存下来的线索多寡，都值得被认真珍藏、被永久铭记。

吴洁棠也正是被苏教授这份认真、坚持和真诚所打动，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在后来的交流中，苏教授告诉吴洁棠，奶奶的故事很独特，一是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越来越少，中国有6位，韩国有5位。在“慰安妇”受害者已经寥寥无几的情况下，奶奶这个身份的公开，属于特别稀有的新增“慰安妇”受害者身份，非常有助于“慰安妇”问题的史料积累和研究。二是奶奶所在的仁川那个中低层级日军军官使用的“慰安所”，在已有的资料中并没有记载，属于首次被发现和记录。三是上世纪末，韩国政府曾经集中搜集、登记注册韩籍包括原来朝鲜籍的“慰安妇”，但奶奶并没有在韩国登记。对此，吴洁棠也坦诚相告：韩国确实有不少为“慰安妇”受害者维权的组织，但很多都非常功利，这也是当初奶奶放弃登记的原因之一。

后来在苏教授的鼓励下，吴洁棠在和父母商量之后，决定将奶奶的照片、遗物和史料捐赠给中国，这也是韩国“慰安妇”后代首次以正式方式向中国机构移交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象征意义。

9月14日，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前夕，在由“战时妇女档案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Archives of Women in Wartime，ICAWW）主办的“铭记沉默者 致敬不遗忘——韩国‘慰安妇’遗属向中国捐赠史料仪式”上，吴洁棠将奶奶的照片、遗物及口述历史影像资料，郑重捐赠给了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

吴洁棠向中国捐赠奶奶照片

奶奶的故事终于有了归宿，但对苏智良教授和他的团队而言，这远不是终点。每一位受害者的史料被安放之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这些年来，苏教授和团队也始终在推动“慰安妇”受害者的维权、索赔工作，并仍在为将日军“慰安妇”问题相关记录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而奔走努力。虽然经历了多次波折，但在这个过程中对大量散落的日军原始档案进行了抢救性整理与系统登记，也扩大了“慰安妇”问题在欧美国家的知晓度。

但是，81年过去了，尽管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在“河野谈话”中，承认日军直接或间接参与设置“慰安所”及强征妇女，并表示“由衷道歉与反省”。然而随着日本政坛持续右倾化，这一立场已被逐步架空。

2014年，安倍政府专门成立小组对“河野谈话”出台经过进行调查，质疑其真实性。此后，日本政府对“河野谈话”采取“表面沿袭继承、实则淡化回避”的方针。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更是长期致力于否定“河野谈话”，早在2014年就主导自民党政务调查会要求发表新谈话取而代之，并否认强征事实和国家责任。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认侵略历史、消解战争罪责的行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指出，日本政府如今为自己开脱免责，所依据的是《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该条款的内容是：同盟国声明，放弃针对日本国家及日本国民在战争期间的行为所造成的一切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按照国际人道法，战争期间给平民造成的伤害，无论施害方是国家还是个人，加害国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这一点，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第三条已有明确规定：交战一方给对方平民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法律依据是确凿无疑的，我们下一步研究国际法也要以此为切入点。

时至今日，仍有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否认、淡化甚至美化这段侵略历史，而像文熙奶奶这样留存下来的见证，就是戳破谎言最有力的证据。每一位受害者的故事得以存留，都是对历史的负责，更是对未来的警示：战争的罪恶不容抹杀，无辜受害者的苦难，永远值得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