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科普叙事策略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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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叙事策略被应用于健康科普实践，其效果与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考察。本研究通过2（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叙事vs.第三人称叙事）×2（叙事类型：消极叙事vs.恢复性叙事）实验，考察健康科普叙事策略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叙事策略显著提升受众的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第一人称叙事和恢复性叙事均能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认知参与发挥中介作用，且受到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的交互影响；受众客观健康知识并未受到叙事策略的显著影响。本研究揭示了健康科普中叙事策略在受众健康知识和意识层面的效果及其认知参与机制，可为优化健康科普效果提供实践指导。

作者简介

刘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姜晓源（通讯作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史晓萌，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25NDZD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言

科学普及即科学知识的传播（Panayotova，2024），健康科普可理解为健康科学知识的传播。作为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方式，健康科普旨在帮助人们掌握基本健康知识、增强主动健康意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在科学普及中，叙事能够吸引受众兴趣、促进受众理解和提升受众参与度，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科普策略（Dahlstrom，2014）。现实中，叙事也愈发被应用于健康科普实践（李杨，柯瑞丰，林芝，2022；Xu et al.，2024），但其在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层面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考察。

首先，在效果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叙事角色、叙事模态等维度探究叙事对受众健康知识或认知度的影响（Murphy et al.，2013；Occa & Suggs，2016），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受众健康意识层面效果的考察，也有待于从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等其他与叙事效果息息相关的关键维度出发（Fitzgerald et al.，2020；Nan，Futerfas & Ma，2017），对健康科普叙事效果展开进一步研究。其次，在不同健康语境之间，叙事的功能及其作用于受众的机制可能存在差异，尽管叙事的作用机制在健康倡导、疾痛叙事等语境中得到了相应探讨（Abdenour & Shafer，2025；Hale，Collins & Brown，2020），然而鲜有研究结合健康科普的认知特性对健康科普叙事效果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行考察。

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本研究从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切入，立足健康科普语境的认知特性，引入认知参与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叙事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将叙事应用于健康科普语境，一方面将健康意识纳入效果层面的考量，有助于深化关于健康科普叙事效果的认识；另一方面在既有叙事代入（transportation）理论基础上引入认知参与，有助于揭示健康科普叙事效果背后的作用机制。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从叙事策略出发为提升受众对健康科普信息的认知参与、优化健康科普效果提供信息设计启示。

二

文献综述

（一）健康科普叙事效果及其机制研究

在健康科普叙事效果方面，健康知识受到较多关注。现有研究通过比较叙事与非叙事干预条件下受众主观认知度的变化以及回答健康知识问题的准确率，来考察叙事对受众主观和客观健康知识的影响（庞行，吴文汐，2024；Occa & Suggs，2016），但是受众健康意识层面的效果鲜少被考察。进一步来看，叙事角色和叙事模态等维度的影响得到较多考察，例如Murphy等（2013）发现观看叙事影片的受众获得更多健康知识，而欧裔、非裔或墨西哥裔美国人等不同叙事角色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健康科普效果还会因所采用的具体叙事维度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叙事角色和叙事模态之外，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与叙事效果密切相关，前者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一个叙事维度和预测叙事效果的重要因素（Nan，Futerfas & Ma，2017），后者则是影响受众对叙事的兴趣以及参与程度的重要维度（Slater & Rouner，2002），但是在健康科普叙事效果研究中较少被关注。

叙事的作用机制会随着应用语境不同而有所差异。作为疗愈疾病的工具，叙事关注疾病给患者带来的体验与感受，疾病患者通过分享自身经历或经验实现社会关系的确认、疾病的去污名化以及公共疗愈空间的创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支持、共情等是叙事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张梅兰，侯晓聪，2022；Hale，Collins & Brown，2020）。而作为健康倡导的工具，叙事通过设计故事场景、减少反驳抵触来塑造受众健康态度、行为意愿或行为，代入和认同以及情感反应是叙事发挥劝服作用的内在机制（Abdenour & Shafer，2025）。此外，也有研究曾运用代入、认同、情感反应来解释叙事对受众健康知识、态度、行为意愿的影响，证实三者均具备显著预测作用（Murphy et al.，2013）。从既往探讨来看，情感往往被放置于关键位置，它通过增强受众沉浸感、促使受众产生共鸣、减少受众反驳情绪，进而提升叙事信息的说服力（Slater & Rouner，2002）。但是无论是代入还是认同，它们内部的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是相复合的，叙事引发的代入中包含情感部分的投入和认知部分的参与（Addie，Strekalova & Pufahl，2021），认同中也含有情感部分的共鸣和认知部分的理解或契合（Tal-Or & Cohen，2010）。

健康科普旨在提升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从知识获取和意识建立的过程而言，认知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方面，人们依托概念或心理表征理解世界，而社会认知是由相互连接的概念网络构成的，能够帮助人们得出推论和提取意义，因此认知是人们获取知识的必需过程（Addie，Strekalova & Pufahl，2021）；另一方面，意识并非与认知完全一致，它是人们认知过程的重要产物，与在行动之前的前瞻感知紧密相连（Hardcastle，2020）。可见，健康科普具备明显的认知特性，但以往研究并未就此对叙事在健康科普中的作用机制展开考察。

综上，本研究一方面将从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角度切入，考察健康科普叙事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将结合健康科普的认知特性，考察健康科普叙事影响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的作用机制。

（二）健康科普叙事策略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的影响

叙事是一系列情节连贯的或真实或虚构的故事，它被赋予特定意义并传递给受众（Moen，2006）。通常而言，它具有可识别的开篇、主体和结尾，通过置入角色和营造场景，来呈现相应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叙事存在于人们信息传递、认知改变到行为刺激等诸多现象之中。相较于说教或描述性信息，叙事往往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呈现复杂的科学概念，有助于减少人们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阻力，从而增强人们对信息内容的感知、理解或接受程度（Dahlstrom，2010）。在健康传播中，叙事改变了传统以统计数据和诉诸逻辑来说服受众改变健康态度和行为的主要范式（Hinyard & Kreuter，2007），它以更为隐性的说服要素和更易理解的逻辑将健康信息传递给受众，从而促使受众对健康信息进行积极处理。由此，叙事逐渐成为健康传播中重要的概念框架和信息传播策略。

基于叙事这一概念框架，相关研究发现受众往往能够更为准确地描述出包含在叙事信息中的科学观点（Dahlstrom，2010），并且受到叙事信息刺激的受众会产生更高水平的主观认知度（Occa & Suggs，2016）。实际上，健康科普以健康知识为主体内容，原生状态下主要以说教信息形式呈现，即使采用叙事策略加以调整，也难以完全将知识性内容故事化，这与Jheng等（2024）在未知健康风险知识传播研究中设计的“讲述健康风险故事，衔接健康知识”信息形式相类似。其中，叙事不仅能够激发受众的好奇心和参与度（Knobloch et al.，2004），还能够与知识性内容共同构成一个整合、连贯的心理过程，促进受众的理解（Jheng et al.，2024），进而有助于唤醒受众的健康意识。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在健康科普中，与非叙事相比，采用叙事策略更能提升受众的（a）健康知识和（b）健康意识。

在叙事概念框架之下，叙事按视角可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在健康叙事研究中，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之间的差异受到重点关注（Ma，Ma & Ledford，2023；Nan，Futerfas & Ma，2017）。就类型而言，在健康促进研究中依据叙事情节不同，叙事可分为恢复性叙事和消极叙事，前者是展现希望和进步的故事，核心在于应对或克服困难的过程；后者是讲述冲突或悲剧等负面的故事，侧重于对痛苦或挑战的描述（Fitzgerald et al.，2020）。相较之下，第一人称叙事有助于促进一种内在的、替代性的体验，而第三人称叙事则更多呈现旁观者视角（郭元明，杨虓，柳旭东，2024），受众更易从心理层面沉浸到第一人称叙事之中（Chen & Bunescu，2021；Oatley，1999）；同时，受众也更倾向于参与到恢复性叙事之中，避免与消极叙事发生联系（Fitzgerald et al.，2020）。因此，相较于第三人称或消极叙事，采用第一人称或恢复性叙事可能更有助于使受众投入到健康科普信息之中，从而使他们的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得到提升。此外，不同叙事维度之间可能存在交互效应，对健康叙事效果产生显著影响（Ma & Yang，2022；Occa & Suggs，2016）。在健康科普中，叙事视角与叙事类型除了分别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产生影响外，还可能对其产生交互影响。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

H2：在健康科普中，与第三人称叙事相比，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更能提升受众的（a）健康知识和（b）健康意识。

H3：在健康科普中，与消极叙事相比，采用恢复性叙事更能提升受众的（a）健康知识和（b）健康意识。

RQ1：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如何交互影响受众的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

（三）健康科普中叙事的作用机制：认知参与的中介作用

叙事代入是解释叙事说服效果的重要机制，Slater和Rouner（2002）将其纳入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以取代原有的与信息主题相关的变量，建立扩展的详尽可能性模型（extended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ELM）来解释受众对叙事信息的加工过程及其最终效果。在E-ELM中，传统的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划分被打破，代入、认同以及反驳的减弱被视为叙事效果的核心机制。其核心观点认为，叙事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当受众沉浸在叙事中时，他们的认知资源为故事所主导，难以分离出认知资源对信息中的主张或论点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而产生反驳的可能性大大降低（Slater & Rouner，2002）。但如前所述，在健康科普中，信息往往呈现出叙事与健康知识相结合的形式。这与以往研究特别是娱乐教育研究中在故事尾声或后续衔接明确诉求的信息形式相近（Russell et al.，2019；Vaughan et al.，2000）。在处理此类叙事信息时，受众的认知资源同样先被叙事所聚合，而后这些认知资源会被推移至后续衔接的诉求、主张等核心信息之上（Slater & Rouner，2002）。由此，受众会以更加专注和深思熟虑的方式处理这些信息（Lane et al.，2013）。尽管在故事后增添诉求、主张等内容可能会再次引发受众反驳，但是部分研究发现上述情况并不存在（Moyer-Gusé ，Jain & Chung，2012），反而会加深受众对叙事信息的认知（Cohen et al.，2018）。换言之，在健康科普语境中，叙事可能主要扮演调动受众认知资源对健康知识进行积极处理的角色，即主要通过认知路径对受众的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引入认知参与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健康科普语境中叙事的作用机制。认知参与指受众在处理信息时投入的认知资源（Johnston，2018），较高的认知参与水平意味着受众对某一信息有着强烈关注并积极处理该信息（Te Walvaart，Van den Bulck & Dhoest，2018）。诸多研究表明，当受众认为某一信息重要或对其有兴趣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投入大量注意力和认知努力，最终实现对该信息的深度处理（Perse，1990；Shen & Pritchard，2022）。认知参与体现在人们处理信息时的注意（attention）、识别（recognition）以及阐述（elaboration）等心理过程中（Greenwald & Leavitt，1984）。注意是对信息的选择性响应，涉及认知努力和能力的分配；识别是将信息与自身已有的认知模式进行比较；阐述则是将接收到的信息与现有的知识联系起来，并赋予内涵和联想的意义（Perse，1990）。

相较于非叙事信息，含有叙事形象和事例的叙事信息更会引起受众兴趣，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和认知资源（Green & Brock，2000），而额外的背景或故事也会引导受众对信息进行深入的加工（Greenwald & Leavitt，1984）。相关实验研究也发现，相较于非叙事健康信息组，叙事健康信息组中的被试展现出了更高的注意力水平（Ma & Yang，2022），并且采用叙事策略的健康信息有助于促进人们的推理理解（Gans，2025）。进一步来看，第一人称叙事往往能够引发人们更为活跃的与意识紧密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Christian et al.，2015），这在他们的认知加工方面起着促进作用；恢复性叙事则通过提升回应效能感激发人们的积极情绪（Fitzgerald et al.，2020），这可以扩大人们的注意力和思维的范围（Fredrickson & Branigan，2005）。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在健康科普中，与非叙事相比，叙事更能提升受众认知参与。

H5：在健康科普中，（a）与第三人称叙事相比，第一人称叙事更能提升受众认知参与；（b）与消极叙事相比，恢复性叙事更能提升受众认知参与。

此外，现有研究表明，受众采用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会显著影响他们对健康知识的掌握以及自身健康意识的唤起。一方面，对健康信息的精细化处理会积极影响受众的健康知识（Jiang，2024）；另一方面，对健康信息的认知推理也会增强他们对自身健康状态的关心以及健康保护动机（Li et al.，2021）。也就是说，受众付出越多认知努力对接收到的健康信息进行精细化处理，他们越会获得更多健康知识，同时健康意识也得到增强。综上，本研究认为，在健康科普中，认知参与是叙事发挥效果的内在机制，当受众在面对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或恢复性叙事的健康科普信息时，他们可能会更加集中注意力、付出更多认知资源进行理解和思考，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此外，在不同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的交互作用下，受众的认知参与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对他们的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

H6：认知参与分别与受众的（a）健康知识和（b）健康意识正相关。

H7：认知参与作为健康科普叙事效果的作用机制，叙事通过认知参与的中介显著影响受众的（a）健康知识和（b）健康意识。

H8：认知参与作为健康科普叙事效果的作用机制，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分别通过认知参与的中介显著影响受众的（a）健康知识和（b）健康意识。

RQ2：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如何通过认知参与交互影响受众的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

综上，本研究建立研究模型（见图1）考察叙事以及不同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的影响，并探究认知参与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三

研究方法

（一）实验设计与被试

本研究采用2（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叙事vs.第三人称叙事）×2（叙事类型：消极叙事vs.恢复性叙事）双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并设置非叙事作为对照组。在以下参数设置下：f=0.25，α=0.05，power=0.80，df=1，number of groups=5，借助G*Power计算可知所需最小样本量为128；同时，在统计检验力为80%、显著性水平为5%、预计最小路径系数的绝对值居于0.21-0.30的条件下，结构方程模型所需最小样本量为69（Hair et al.，2022：25-27）。本研究于2024年10月委托见数（Credamo）网络调查平台招募260名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实验的被试，筛除掉未达质量（如全部选择同一选项等）的问卷后，共回收240份有效问卷，被试数量满足需求。其中，男性占35.0%，女性占65.0%；平均年龄为31.08岁（SD=7.50岁）；受教育程度为本科者最多（占75.0%）。

（二）实验材料与程序

本研究以“结节”为主题编写实验材料。对照组材料中只包含健康知识，实验组材料中设计相应叙事视角和类型。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的区分主要在于“我”“我们”以及“他”“他们”人称代词的使用，消极叙事与恢复性叙事的区分主要在于运用痛苦或挑战的故事还是运用积极或坚韧的故事。除上述区分以外，各组实验材料在长度、内容、结构等方面保持基本一致。被试被随机分配至4个实验组和1个对照组，阅读相应实验材料（停留至少45秒）后填答问卷，完成问卷且通过研究者审核的被试获得2元报酬。

为检验操纵是否成功，本研究借鉴Zhang（2025）的检验方式，要求被试回答：“请您判断以上健康科普信息中运用了哪种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叙事、第三人称叙事或无）”和“请您判断以上健康科普信息中运用了哪种叙事类型（消极叙事、恢复性叙事或无）”。单样本卡方检验发现，对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分别有95人和93人做出正确判断，显著多于错误判断的人数（χ2（1）第一人称=92.02，p<0.001；χ2（1）第三人称=92.04，p<0.001）；同时，选择第一人称的人数在第一人称叙事组显著多于第三人称叙事组，而选择第三人称的人数在第三人称叙事组显著多于第一人称叙事组（χ2（1）=176.41，p <0.001）。对于恢复性和消极叙事也分别有95人和93人做出正确判断，显著多于错误判断的人数（χ2（1）恢复性叙事=92.02，p<0.001；χ2（1）消极叙事=92.04，p<0.001）；同样，选择恢复性叙事的人数在恢复性叙事组显著多于消极叙事组，而选择消极叙事的人数在消极叙事组显著多于恢复性叙事组（χ2（1）=176.41，p<0.001）。此外，非叙事组中仅有4人错误判断，显著少于正确判断的人数（χ2（1）非叙事=33.33，p<0.001），表明实验操纵成功。在后续分析中，排除未通过操纵检验的被试后剩余232人，“第一人称×恢复性”“第一人称×消极”“第三人称×恢复性”“第三人称×消极”以及非叙事组被试人数依次为48、47、47、46、44。各组在性别（χ2（4）=3.12，p=0.54）、年龄（F （4，227）=0.12，p=0.98）以及受教育程度（F （4，227）=1.25，p=0.29）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实验分组符合随机性要求。

（三）变量测量

本研究从注意、识别、阐述3个维度测量认知参与（Perse，1990）。健康知识指人们对特定健康议题相关信息的掌握，通常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分别指感知到的和实际知晓的健康知识（Waters et al.，2018）；健康意识则指人们对健康状态的综合心理取向（Hong，2011）。针对以上变量的测量，本研究均改编自现有研究中的成熟量表，除了对客观健康知识的测量以外，均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1=完全不同意或完全不了解，5=完全同意或完全了解）进行测量（见表1）。Harman单因素法分析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6个，解释了60.27%的总方差，且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量为28.01%，小于常用的40%临界值（周浩，龙立荣，2004），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四）数据分析

为了检验H1，本研究对经过叙事处理的实验组和未经过叙事处理的对照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为了检验H2、H3和回答RQ1，本研究对经过不同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处理的实验组进行方差分析。为了检验H4-H8以及回答RQ2，本研究借助Mplus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首先，认知参与包含注意、识别、阐述3个子维度，理论上密切相关（Eveland，2001；Perse，1990），因此本研究将认知参与当作二阶因子进行分析。接着，本研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测量模型的信效度，现有研究建议大多数因子载荷应大于0.60（Chin，1998），组合信度（CR）应大于0.60，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应大于0.50（Fornell & Larcker，1981）；同时也有研究指出，AVE对测量模型有效性的估计比CR更为保守，即使超过50%的方差由误差造成，仅凭CR也可能得出聚合效度足够的结论（Fornell & Larcker，1981；Lam，2012）；而在区分效度方面，异质-同质比率（HTMT）应小于0.90（Henseler，Ringle & Sarstedt，2015）。最后，本研究将以非叙事为参照、经虚拟编码后的不同叙事策略为自变量，认知参与为中介变量，将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当作因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ping=500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四

研究结果

（一）健康科普叙事策略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的影响分析

H1-H3和RQ1旨在考察健康科普叙事策略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的影响。与非叙事相比，叙事能够显著提升受众的主观健康知识（t=3.43，p<0.01；M叙事=3.63，M非叙事=3.15）和健康意识（t=3.00，p<0.01；M叙=4.16，M非叙事=3.80），但对其客观健康知识没有显著影响（t=-1.41，p>0.05；M叙事=3.99，M非叙事=4.23），H1a得到部分支持，H1b得到支持。与第三人称叙事相比，第一人称叙事促成受众更高水平的主观健康知识（F（1，184）=16.75，p<0.001，η2=0.08；M第一人称叙事=3.85，M第三人称叙事=3.41）和健康意识（F（1，184）=3.90，p=0.05，η2=0.02；M第一人称叙事=4.24，M第三人称叙事=4.01）；相较于消极叙事，恢复性叙事促成受众更高水平的主观健康知识（F（1，184）=33.40，p<0.001，η2=0.15；M恢复性叙事=3.94，M消极叙事=3.31）和健康意识（F（1，184）=18.96，p<0.001，η2=0.09；M恢复性叙事=4.34，M消极叙事=3.98）；叙事视角（F（1，184）=0.01，p>0.05，η2=0.00）和叙事类型（F（1，184）=0.91，p>0.05，η2=0.01）未显著影响他们的客观健康知识。由此，H2a和H3a得到部分支持，H2b和H3b得到支持。此外，叙事视角与类型的交互项未显著影响受众的主观健康知识（F（1，184）=1.56，p>0.05，η2=0.01）、客观健康知识（F（1，184）=0.01，p>0.05，η2=0.00）和健康意识（F（1，184）=2.23，p>0.05，η2=0.01），RQ1得到回答。

（二）认知参与在健康科普叙事策略与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H4-H8以及RQ2旨在考察叙事以及不同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影响的中介机制。在测量模型方面，一阶因子模型（χ2=159.53，df =109，χ2/df=1.46，p<0.05；CFI=0.97；TLI=0.96；SRMR=0.05；RMSEA=0.05）和二阶因子模型均拟合良好（χ2=168.12，df=113，χ2/df =1.49，p<0.05；CFI=0.96；TLI=0.95；SRMR=0.05；RMSEA=0.05），目标系数值为0.95，趋近于1（Marsh & Hocevar，1985），说明二阶因子模型成立且对一阶因子模型具有强解释力。具体如表2所示，注意、识别、阐述3个子维度的Cronbach’s α值介于0.60到0.62之间，而认知参与的Cronbach’s α值为0.82。吴明隆（2010：244）指出，当总量表信度系数超过0.80、分量表信度系数介于0.60到0.70之间时，内部一致性信度尚可接受。此外，大部分因子载荷大于0.60，CR介于0.62到0.98之间，AVE介于0.36到0.95之间，HTMT介于0.37到0.87之间。综合来看，测量模型的信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χ2=230.73，df=183，χ2/df=1.26，p<0.05；CFI=0.97；TLI=0.96；SRMR=0.05；RMSEA=0.03（见图2）。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认知参与显著提升受众的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但未显著影响其客观健康知识。借助MODEL CONSTRAINT语法，基于模型估计出的不同叙事条件下的标准化系数，定义和计算不同叙事策略对认知参与的影响以及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的间接效应，并进行统计推断。结果发现，与非叙事相比，叙事显著提升认知参与；与第三人称叙事和消极叙事相比，第一人称叙事和恢复性叙事也分别显著提升认知参与；并且，叙事以及第一人称叙事和恢复性叙事分别通过认知参与的中介显著影响受众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但均未显著影响其客观健康知识（见表3）。

此外，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对认知参与的交互效应显著（F（1，184）=11.22，p<0.01，η2=0.06），在第一人称叙事条件下，恢复性叙事和消极叙事对认知参与的影响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第三人称叙事条件下，恢复性叙事对认知参与的影响显著强于消极叙事（见图3）。并且，在不同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的交互条件下，认知参与的中介作用也存在一定差异。首先，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的交互项均不会通过认知参与的中介对受众客观健康知识产生影响；其次，在第一人称叙事下，无论是恢复性叙事还是消极叙事，其均会通过认知参与的中介显著影响受众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最后，在第三人称叙事下，恢复性叙事仍会通过认知参与的中介影响受众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而消极叙事则不会对其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产生显著影响（见表4）。综上，RQ2得到回答。

五

（一）关于健康科普叙事策略对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影响的讨论

基于对H1-H3的检验和对RQ1的回答，本研究发现在健康科普中，叙事策略能够促使受众产生更高水平的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第一人称叙事和恢复性叙事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均未对受众客观健康知识产生显著影响；叙事视角与叙事类型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这与先前部分研究的发现一致，例如Occa和Suggs（2016）同样发现在不同叙事干预条件下，受众主观健康知识不同，但客观知识没有显著差异。

首先，叙事被普遍认为比非叙事或说教式信息更能增强受众兴趣、理解和参与度（Dahlstrom，2014）。在健康科普中，健康叙事和健康知识相结合，叙事在吸引受众注意力的同时以更易理解的方式传递健康知识，这既弥补了纯知识型信息难以维持受众专注度的不足（Ma & Yang，2022），又确保了科学知识的有效传递（Jheng et al.，2024）。其次，与第三人称视角相比，第一人称视角将受众置于故事中心（郭元明，杨虓，柳旭东，2024），能够增强他们的主观体验；与消极叙事相比，展示面对健康挑战时的应对策略、进展和积极结果能够激发受众的希望感（Fitzgerald et al.，2020）。二者均会提升他们对健康科普信息的投入程度，进而增进他们对健康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因此，采用叙事以及第一人称、恢复性叙事的健康科普信息时，受众的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水平得到提升。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处理采用叙事策略的健康信息时，受众往往会付出更多认知努力，这会提升他们在后续回答健康知识问题过程中的主观信心（Jheng et al.，2024），进而产生一种对健康知识的自信偏差，使他们的主观健康知识得到提升。虽然主观信心是测量记忆的重要指标（Furman et al.，2007），具体来说，受众加工叙事类健康信息时，投入认知努力后能更准确地回忆相关知识，客观知识掌握程度也会更高。但是叙事主要在长期记忆中扮演关键角色（McQueen et al.，2011；Wang，Bui & Song，2015），而本研究是在被试接受实验材料刺激后，立即进行客观健康知识测量。因此，在叙事与非叙事以及不同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的干预之下，受众主观感知到的健康知识水平会因投入的认知努力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他们在短时间内实际获得的客观健康知识并不会产生显著差异。

（二）关于认知参与在健康科普叙事策略与受众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间的中介效应的讨论

基于对H4-H8的检验和对RQ2的回答，本研究发现在健康科普中，认知参与是叙事发挥作用的中介机制，叙事以及第一人称和恢复性叙事通过认知参与的中介对受众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产生显著影响，且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还会通过认知参与交互影响受众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

首先，根据E-ELM模型所呈现的叙事信息处理加工过程，叙事代入与反驳动机互斥，当受众的认知资源被叙事主导，聚集到故事情节之中时，他们的反驳动机自然会减弱，进而倾向于接受信息中的主张或观点（Slater & Rouner，2002）。在健康科普语境中，叙事后往往紧接健康知识，在这种情境下，叙事所汇聚的受众认知资源会被进一步推移至后续的健康知识上，推动受众对知识进行主动加工。换言之，叙事有助于提升受众对健康科普信息的认知资源投入水平。此外，认知是与知识和意识紧密相连的重要过程（Addie，Strekalova & Pufahl，2021；Hardcastle，2020）。依照认知参与逻辑（Perse，1990），在健康科普中，叙事能够引起受众对内容的注意，注意作为一种有选择性的心理反应，能实现初步的认知资源分配，叙事的沉浸感则可以维持受众的注意力；同时识别过程介入，受众将信息与自身已有的健康观念、生活经验等认知框架进行对比，实现对信息的初步理解；在阐述过程中，受众通过精细化处理进一步将信息与现有知识体系联系起来，强化对信息的记忆和理解，促进他们对健康知识的主观建构。因此，随着人们认知参与水平的提升，受众会对健康科普信息进行更为积极的处理，从而提升他们的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

其次，就不同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而言，第一人称叙事通常会刺激人们进行更为活跃的情绪意识和内省活动（Christian et al.，2015；Göken & Weger，2024），而恢复性叙事所引发的积极情绪能够扩大人们自身的注意力和思维范围（Fredrickson & Branigan，2005），这将促使受众加大认知资源的投入，对健康科普信息进行更为积极的认知加工。因此在健康科普中，与第三人称叙事和消极叙事相比，第一人称叙事和恢复性叙事均能引发受众更高水平的认知参与，调动认知资源或努力对接收到的健康知识进行理解，进而促成他们对特定健康议题的主观认知和健康意识的建构。此外，本研究发现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会交互影响认知参与的中介作用，并且两者效应相互遮掩。也就是说，尽管从理论上而言第一人称叙事和恢复性叙事均有助于促使受众投入更多认知资源（Christian et al.，2015；Fredrickson & Branigan，2005），但是实际上两者联合并不会使原本单独的效应得到显著增强。在更加能够刺激人们进行内省活动的第一人称叙事下（Göken & Weger，2024），叙事类型的作用受到掩盖，消极叙事和恢复性叙事在提升受众认知参与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认知参与也不会在叙事类型与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而在能够使受众与内容保持一定距离的第三人称叙事下（郭元明，杨虓，柳旭东，2024），叙事类型的作用得到展现，恢复性叙事更有助于提升受众的认知参与，进而促使他们产生更高水平的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

（三）研究贡献

在理论贡献方面，第一，本研究弥补了以往缺乏健康科普意识层面效果考察的不足（庞行，吴文汐，2024；Murphy et al.，2013；Occa & Suggs，2016），发现叙事策略以及第一人称叙事和恢复性叙事显著增强了受众的健康意识，更为全面地揭示了叙事策略在健康科普中的效果。第二，本研究突破了以往多从叙事角色、叙事模态等切入的局限，基于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这两个预测叙事效果的关键维度，发现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显著影响健康科普效果，为研究健康科普叙事效果拓展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三，本研究在健康科普情境中实现了叙事效果理论机制的创新，现有健康叙事研究多将复合情感成分（情感共情、情感参与）和认知成分（认知共情、认知注意）的代入、认同等作为叙事效果的作用机制（Abdenour & Shafer，2025；Murphy et al.，2013），本研究结合健康科普的认知特性引入认知参与概念，发现其在叙事策略与受众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发掘了健康科普叙事效果背后的认知参与机制。

在实践贡献方面，第一，鉴于叙事策略显著提升受众主观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应将叙事策略应用于健康科普信息中，将故事化叙述与专业健康知识相结合，以增强受众认知参与度，促使他们积极处理健康科普信息。第二，鉴于不同叙事视角和类型会对健康科普叙事效果产生不同影响，还应注意叙事视角和类型的选择，可考虑第一人称叙事，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引入一些实际案例或事件，也可考虑恢复性叙事，引入一些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故事，以此调动受众的认知资源，同时由于第三人称与消极叙事的组合不能显著提升受众的认知参与水平，因此设计健康科普信息时应避免采用此种组合策略。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需未来研究加以完善。首先，本研究聚焦于叙事以及叙事视角和叙事类型这两个基本维度，除此之外叙事角色的正面或负面特性、叙事文本的真实度等叙事要素也可能会对健康科普效果产生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其次，本研究选择较为专业的“结节”作为健康科普主题，而在不同健康科普主题，如在贴近日常生活的健康知识科普中，叙事的效果也可能存在差异，未来可对此进行探究。最后，本研究仅考察了叙事策略对健康科普效果的即时影响，而叙事可能会作用于受众的长期记忆（McQueen et al.，2011），未来可开展纵向研究探讨叙事策略对健康科普效果的长期影响。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5期。

本期执编/王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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