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第一肥缺的化债日记

道光二十五年，张集馨到陕西当督粮道。

这个位置号称西北第一肥缺，管着一省军粮的收和发，每年过手米豆麦二十万石。

为了这个位置，他已经欠了一万七千两高利贷。

他想，到了肥缺，这点债总还得上。可等拿到账本，顿时眼前一黑。

原来，前任给他留了个大坑。

前任方用仪临离任时，干了两件缺德事。

第一件，放炮。就是靠打折吸引百姓，提前把下半年的税给收了很大一部分，这银子他揣进腰包带走，把亏空甩给后任。

第二件，掺麦壳。纵容子侄家人在大雁塔底下收了四千石麦壳，趁夜掺进东仓，把等量好麦换出去卖了，又赚了大几千两，回了江西老家。

这两个坑挖的太大了。

张集馨到任头天就访知这事，当场不肯签字接手。

署理督粮道刘源灏来找他，话说得软中带硬："我已经结报了，老兄不肯出结，岂不是与我过不去？何况仓粮数目必无亏短，现在前任方用仪已回江西，还能再叫他回来吗？"

账我已经报上去了，你不接就是跟我过不去。人都回江西了，你还能把他叫回来？自认倒霉吧。

人家是巡抚跟前说得上话的人，张集馨新来乍到，不得已，只好接收。

字一签，坑就是他的了。

提前收税的事还可以缓一缓，眼下先要解决的是那四千石麦壳。

按这个位置的惯常做法，是把麦壳分散放到军粮里，然后发给大头兵们，糊弄过去。

但张集馨却没这么做。

因为方用仪掺麦壳的事，陕西官场上下传遍了，八旗军官们当然也知道。

军粮这买卖，八旗军官和督粮道是对头。一个盘子里吃饭，谁多夹一筷子，另一个就少一口。

以旗人军官的尿性，新粮道来了，不弄点幺蛾子才怪。

果不其然，到了发粮那天，八旗兵围了粮仓。

八旗兵们嚷嚷着狗官黑心，不肯领军粮。

张集馨知道这是军官们想给自己下马威。

他丝毫不慌，指着要发粮的粮仓各种保证，可士兵们都不信,觉得里面肯定掺了麦壳。

张集馨说：行，你们自己挑。

八旗兵们也挺有心机，特意挑了最远的一个仓。开仓一看，脸色全变了。

这个仓里全是麦壳。

张集馨没说话，让人打开他刚才指定的粮仓。里面全是圆净好麦，一粒麦壳没有。

这一下，兵们没话说了，人家张大人实实在在，反倒我们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张集馨又当众把四千石麦壳全部筛出来，铺在粮仓的路上，让士兵们踩着麦壳进仓。意思很简单：我不会拿这些麦壳糊弄你们。

这下八旗兵彻底无话可说。

但围仓的事情摆平了，不代表这事就过去了。

毕竟，搞定闹事的人没用，搞定让他闹的人才有用。

其实八旗兵偶尔闹一闹，不是大事。只要西安将军压着，就闹不大。

所以督粮道也解决的，从来都不是士兵们吃得好不好，而是领导过得好不好。而管八旗兵的将军，就是张集馨要重点攻略的对象。

只要搞定将军，他说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至于掺点陈米、麦壳、甚至石头子，那都是正常现象，不算事。

反正将军又不吃这些粮。

之前代理粮道叫豫泰，专收劣粮，拿些乱七八糟的“粮食发给士兵，搞得很过分。可他把上头伺候好了，八旗兵们虽然怨声载道，可也拿他没办法。

所以关键从来不在群众，而在领导。

怎么搞定领导？

喂饱他。

张集馨已经欠了一屁股债，还得忍痛借钱来讨好将军。他自己记了账：

逢年过节，加上将军和夫人的生日，家里的大小喜事，每次至少800两。再加上表礼、水礼、门包杂费，一年5000两打不住。

两名副都统也不能忘，每节每人200两。八名协领，每节每人20两，外带上好白米四石。

开仓放粮那几天，还得给小兵们沾点好处。八旗八个营，张集馨出钱，连摆八天酒，叫“送仓”。

将军收了钱，也不会让兵彻底不闹。八旗兵们还是会隔三差五闹一回，就像将军手里的遥控器，靠这个随时给粮道压力。

但绝不会闹大，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

搞定军队，解决了燃眉之急，可亏空还在那里。

下一步就得考虑化债的问题了。

张集馨面前有一大一小两个坑。

小坑，是方用仪放炮留下的。今年的税被前任提前收走揣进了腰包，等于今年一大块收入没了。好在这笔不急。粮道是大有出产的肥缺，每次收税时再多收一点，苦一苦百姓，问题总能解决。

麻烦主要在大坑，那是一笔陈年旧账。

历任粮道交卸，亏短了细粮，就拿便宜的粗粮、豆子、甚至麦壳顶补。

每一任都玩这套，亏空越积越多，到张集馨手里，乱七八糟的粗粮已经顶补到了七万多石。方用仪那四千石麦壳，只是其中一小块。

张集馨知道，这些亏空就像美债，玩的就是击鼓传花，谁要倒霉在自己任上爆发，那就是巨案。

所以必须缓解，他的办法也很简单："将各项顶补之豆概行放出，以后尽贮米麦。"

把仓里顶补的豆子、粗粮全部放出去，往后仓里只存米麦。

全换不可能，但换一部分，特别是把那些麦壳搞出去，至少不容易在他手上暴雷。

这就是化债。

可说起来容易，化债需要钱啊，钱从哪来？

那钱到底从哪来？

当然只能从斗斛里刮。

直白点说，就是再苦一苦百姓。

张集馨是这么说的：

这缺为什么肥啊？无非每年二十万石粮食从手上过：收粮时斛堆得冒尖，差役一脚踢上去，溅出来的归衙门，这叫"淋尖踢斛"。

光靠这一手，他一年就能捞六万两。

当然，按他自己的话说，其中五万多两都要迎来送往，上下打点，剩下的也都是办公经费，他本人"所余无几"。

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明明有这么两个大小坑，还有一群贪得无厌的军将，再加上其它需要打点的官员，巨额的招待费。

张集馨还能在两年半时间还1.7万两高利贷，养活一大家子人，往老家寄了1万多两，还做到"历任短少者一律弥补，仓储俱归实在"。

那钱估计是天生掉下来的。

张集馨当然也知道这说不过去，还强行解释了一嘴，说某年粗粮歉收，价格比细粮贵，他卖出去大赚了一笔。

这话你信么？反正我不信。

但不管怎么说，“清官”张集馨毫无疑问是个化债大师，靠着这手化债的功夫，他平安在陕西完成了原始积累。

张集馨自己在日记里也认："余居是官，心每不安，虽非勒折，确是浮收。"——我没硬抢，但确实多收了。

这话说得轻松，但陕西百姓过得可不轻松。

道光二十五年陕西灾荒，道光二十六年又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陕西地方志记载，那段时间“卖儿女、丢弃婴儿到处可见”。

但这丝毫没耽误张集馨的化债进度，他不仅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每年还能抽出“总在五万金上下”的钱来搞接待工作。

连他自己都感叹，这官当得“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

张集馨还在粮道衙署的柱子上，自己写了一副对联：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其实我挺好奇，在他心中，真正脂膏已竭的到底是谁？

但不管怎样，对大清而言，张集馨是个有能力的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