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情绪是一种判断，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知觉

对哲学研究中情绪认知价值的了解最好放在对情绪本质的理解这个视野下，所以这里先对情绪研究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当代哲学领域的情绪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最早期的是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理论，他的理论不仅是哲学领域中情绪研究的开端，也在情绪心理学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得到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确认，另一方面也与詹姆斯自己的时代和学理背景有关，因此值得稍微详细一点的说明。

先说当代心理学理论对詹姆斯思想的继承。当代心理学中至少有关于情绪的三种重要流派：一是基本情绪理论（Basic Emotion Theories），二是评估理论（Appraisal Theories），三是心理建构理论（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ism）。虽然这三种流派要旨各异甚至互不相让，但三者都认同詹姆斯对自己流派的重要塑造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的思想滋养了众多当代情绪理论，启发了后代学者从不同进路进行研究。

再来看詹姆斯的写作时代。大概在19世纪60年代，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较为独立的科学学科。在这个大趋势下，包括詹姆斯在内的一些心理学家开始提倡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心理现象，也就是“经验心理学”（empirical psychology）的方式。在詹姆斯写于1884年的那篇著名文章《情绪是什么？》（What is an Emotion?）中，他在开篇就介绍了当时一些经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例如19世纪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大卫·费里尔（David Ferrier）和赫曼·蒙克（Hermann Munk），他们分别通过实验方法确定了狗和猴子大脑皮质中负责感觉和运动的区域。詹姆斯认可这些工作，但他同时认为当时的研究多半聚焦在解释特定认知和运动等活动上，而忽视了他称之为“审美”（aesthetic）的官能，例如渴望感、愉悦感和疼痛感、情绪情感等。随后他提出了情绪由哪些脑区处理的种种可能，提出情绪处理与感觉和运动处理是由部分共同脑区来负责的，也就是说，对情绪进行处理的大脑过程与普通的视觉、听觉等感觉信号处理过程相似。不仅如此，情绪仅仅是这些各种各样过程的组合而已，别无他物。

有了这个铺垫，相信我们能够对詹姆斯被后人认为惊世骇俗的情绪理论有更多的背景了解。詹姆斯认为，情绪是对身体变化的感觉，而身体变化来自对外部世界的知觉。他的一句名言是：“我们感到难过是因为哭泣，愤怒是因为反击，恐惧是因为发抖，而不是因为我们感到难过而哭泣，愤怒所以反击，恐惧所以战栗。”在当代很多哲学家看来，这种理论无法合理地解释情绪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特征，也就是情绪总是关于事件的这一点。很多詹姆斯的批评者认为，由于詹姆斯把注意力放在了对身体变化的感觉上，所以他的理论完全无法说明情绪关于事件的意向性。我认为这种批评其实有失公允。詹姆斯的理论有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一个是对身体变化的感觉，另一个是身体变化所产生的原因，而后者恰恰正是对事件的知觉。因此，詹姆斯并非对所发生的事件毫不在意，只是他略带挑衅的语言让人们误以为他的情绪理论只关注身体而不关注其他。

他的主张确实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早在詹姆斯的同时代，沃特·卡农（Walter Cannon）就在实验层面上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例如，卡农提出，同样的身体变化在主观上可以对应不同种类的情绪，大部分的身体变化其实无法被我们体验到，身体变化太慢以至于不足以解释情绪的出现，人工方式引起的身体反应并不总是导致相应情绪出现，等等。目前学界虽然也有一些复兴詹姆斯理论的倾向，但大部分人更多的是把他的提议当作一个出发点，通过挖掘他丰富论述中的各个闪光点来构造自己的理论。

在通过批评詹姆斯而建立起的理论中，被广为认可的一点是上文已经提到的情绪的意向性。这种对意向性的关注在心理学领域反映为评估理论，而在哲学领域最早表现为认知主义。通过日常体验可知，我们似乎认为，各种情绪之间的不同可以通过其对象的不同得以解释，认知主义把这一点当作构造其理论的核心。认知论者认为，在感受到某种情绪时，我们形成了一种判断，这种判断是我们对情境的评估。例如，在一个人感到悲伤时，她判断自己遭到了某种不可挽回的失去；在一个人感到愤怒时，她判断自己遭到了不公的对待；在一个人感到恐惧时，她判断自己正面临着可怕的对象等等。通过把情绪构造为一种判断，意向性的问题得以很好地解决。

能够解释情绪的意向性是认知主义理论的主要优势。然而，这一理论被批评为过于理智化，因为判断所涉及的信念是一种命题态度，但具有命题态度地位的、明确的判断并不是形成情绪的必要条件。例如，有学者认为，即使是没有认知能力去形成判断的婴儿也可以感到悲伤、愤怒或快乐。类似的，有些动物也被认为可以感受到不同种类的情绪，而在它们身上，并非这些情绪都对应着某种信念式的命题态度。认知主义者的重要代表之一罗伯特·所罗门对此的应对是对“判断”这一活动进行特殊的诠释。例如，他认为判断可以是一种自发的、不经过慎思的活动，从而不用以命题态度为内容。在这种诠释下，他认为动物无时无刻不在做出判断，这是一种被他称为“动觉判断”（kinesthetic judgment）的活动。

虽然这种回应不无自己的道理，而所罗门提出这种观点也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存在主义关于行动的影响，但一个问题是这是否还称得上是一种认知主义。我们当然不用太在意这些理论标签，但重要的是，当一个概念被弱化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促使我们寻找新的替代概念去做更好的刻画，知觉主义因此应运而生，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今天的主流。根据这一理论，情绪如认知论者所说是具有意向性的。但与其说情绪是一种判断，不如说它是更像是一种知觉。知觉并不要求信念这种命题态度，在有些学者看来，知觉的意向性内容甚至是非概念性的。在这种类比下，情绪仍然是评价性的，但它们对评价属性的体现就像知觉对知觉属性的体现一样。例如，我们有对红色的知觉态度，这种态度的意向性对象是“红色性”。同理，在我们的恐惧中，这种态度的意向性对象是“可怕性”这个属性，只不过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描述性属性，而后者是评价性属性。

情绪知觉主义的另一特点是结合了情绪的体验性特征，而这也是这种理论被认为优于认知主义的一点。我们大概都不会怀疑情绪的体验性，试想你高兴时、悲伤时、生气时的体验，很难说这些情绪里面只有“诸如这件事值得高兴”“这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等与上述情绪相对应的评价性判断。除此之外，高兴、悲伤、生气的感觉是非常显著的，而这种体验性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日常直觉中我们对情绪的理解。知觉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理论能够很好地把握到这一点，因为知觉态度的一个特点也是体验性。例如，我们看到红色时是有一种关于红色的感觉的，而这种感觉与我们看到其他颜色时的感觉又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觉的体验性与情绪的体验性似乎有很强的类比性。

尽管知觉主义在结合体验性和认知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它也面临突出的困难。一开始我们就谈到过，情绪有突出的评价性维度，也就是说，存在恰当和不恰当情绪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价维度是规范性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关于理性的。例如，我们对无害蜘蛛的恐惧是不理性的，有人害怕坐飞机而不害怕坐汽车这也是不理性的。但类似的情形放在知觉体验上就很难讲是关系到理性评价的。例如在大家耳熟能详的穆勒·莱尔视觉错觉（Muller-Lyerillusion）中，我们看到两根长度相等，但顶端带有不同方向箭头的线段，虽然我们理智上知道它们长度相等，但看上去就是不一样长。对此，很难说我们的视觉经验是不理性的，因为知觉经验似乎很难用合理与否这样的规范性维度去衡量。

知觉主义被批评的另一点与情绪的动机特征有关。上面已经提到了两个情绪态度的核心特点，即意向性和体验性，而动机性是情绪的另一显著特征。同样，可以试想你高兴、悲伤、生气时的感觉，在这些体验中，你除了对什么东西导致你有这些情绪有所了解，并对其有非常鲜明的感受之外，还有相应的动机去采取特定行动。例如高兴得想跳起来，难过得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气得想打人等，而这在前面介绍的心理学家们对情绪功能的研究中也可以明确看到。如果情绪与知觉有类比关系，那么知觉也应该有相应的驱动力。然而似乎并非如此，很难讲我看到红色的知觉体验会让我产生什么特定的动机。部分出于对这一点的不满，一些哲学家对情绪和知觉之间的类比并不信服，他们由此提出了情绪动机论以及情绪态度论。例如，态度论者认为，情绪是独特的（sui generis），因此不能还原为其他态度。在这一理论中，情绪仍然具有评价性。只是态度论者认为不同类型的情绪之所以不同，不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表征内容，而是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态度。用他们的话来说，情绪就是“评价性态度”。而这种态度的另一特点是与“行动倾向性”（action tendency）的密切联系，因而这种理论既可以说明情绪的意向性，又能够说明其动机性。

通过以上对情绪理论的快速回顾可以看到，哲学家们一致认为，情绪具有评价属性作为它们的意向对象。目前来看，如何最好地刻画这种意向性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它是信念、判断、知觉，还是自成一体的态度？尽管存在争议，但几乎每个人都同意，由于其意向对象，情绪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换句话说，在感受到某种情绪时，我们就了解了其相应的评价属性。例如，在感到恐惧、悲伤、愤怒和敬佩时，我们了解了对象分别是可怕的，是一种失去，是不公正的，以及是令人敬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绪是我们探测评价属性的认知工具。通过情绪，我们可以获得评价信念，甚至可以进一步获得评价知识和理解。

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承认情绪在认知方面的工具价值，即情绪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并激发相应的行动。一些哲学家还主张情绪在非工具性意义上也具有认知价值，他们认为情绪对我们掌握评价性概念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如果我们从未感到害怕，就不会理解“可怕”这个概念。对这一点的理解可以借助“隔岸观火”与“身临其境”两种状态的对比来进行。当你看到电视上火灾的场面时，也许知道水火无情，知道现场很可怕。但似乎如果你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火灾现场，你对“可怕”二字的理解也许就无法很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情绪体验，我们就无法掌握对评价性概念的理解，这体现了情绪在认知价值上的非工具性意义。

情绪只有在恰当时才能给我们提供评价信息和知识。如果情绪错误地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不相关的评价属性，我们就无法说自己获得了相关的知识。在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例子是对玩具熊的恐惧。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不知情地认为我眼前的这只熊是真实尺寸的玩具，那么我对它的恐惧就是不恰当的。我们也许可以说这种恐惧是有一定来由的，因为我并不知道它是玩具。但由于玩具熊实际上并不可怕，因此我对它的恐惧就是不恰当的。因此，我的不恰当恐惧向我提供了关于对象恐怖性的错误信息，这种错误信息绝不是一种评价知识。总之，如果说情绪可以传达评价知识，那么前提是它们必须是恰当的。

《理解情绪：一项哲学考察》，安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来源：安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