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莱恩：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减少对华贸易逆差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站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讲台上，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场白，作为她2026年度“盟情咨文”的起手式。

紧接着，她把最重的火力倾泻在了一个方向上——中国。

“我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现在达到了每天10亿欧元。已经到了临界点。”她说，“第二次冲击不是正在逼近——它已经来了。它正在导致欧洲工业心脏地带的去工业化。这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她抛出了那句被全球媒体反复引用的话：

“我们将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重新平衡我们的关系。话说得好听，但行动更重要。”

听起来很硬。但如果你把她的账本摊开来看，会发现这本账，算得并不完整。

先看冯德莱恩说的这个数字。

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3598亿欧元。拆开来看：欧盟向我国出口了1996亿欧元的货物，从我国进口了5594亿欧元。一进一出，逆差3598亿，平摊到365天，确实是每天接近10亿。

这个数字确实触目惊心。冯德莱恩用它来论证“临界点已到”，在欧洲议会里制造了一种紧迫感。

但这本账，只算了一半。

在同一套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体系里，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顺差。2025年，我国对欧盟的服务贸易逆差高达483亿美元，欧盟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来源地，占我国全部服务贸易逆差的41.6%。光是知识产权使用费这一项，我国每年就要向欧盟支付上百亿美元。

还有另一笔账被刻意省略了：欧洲企业在我国设厂，再把产品卖给全球——这些利润大量回流到欧洲总部。大众、宝马、西门子、ASML，它们在我国的营收和利润，最终都写进了欧洲的资产负债表。据测算，在华欧企约40%的产出最终出口回欧洲，留下的是我国的顺差数字，拿走的是欧洲的利润。

把一条完整的价值链从中间切成两截，只拿进口货值那一半来做动员，然后把“产业空心化”的责任一股脑推给对方——这不叫诊断，叫甩锅。

冯德莱恩说“第二次冲击正在导致欧洲去工业化”。

欧洲工业确实在承压，这一点不假。但承压的原因，我们管不了那么多。

第一，能源。

俄乌冲突之后，欧洲的能源价格长期高企。北溪管道被炸了，俄的天然气断了，欧洲不得不以数倍于以前的价格从美国和中东进口液化天然气。一个德国工厂的电费成本，可能是我国同行的三到五倍。这种结构性劣势，不是加几道关税就能解决的。

第二，绿色转型的错位。

欧洲给自己定了激进的碳中和目标，但绿色转型的节奏与产业的承受能力严重脱节。碳税、环保法规、排放标准层层叠加，企业的合规成本飙升。转型方向没错，但速度没踩好油门也没踩好刹车，结果就是把传统制造业逼出了欧洲。

第三，创新和资本效率落后。

在研发投入和资本市场效率上，欧洲已经明显落后于中美。欧盟内部市场碎片化、审批流程漫长、劳动力成本刚性——这些问题比“我们产能过剩”更加真实，也更加致命。

第四， fragmentation。

27个国家，27套法规、27种税收体系、27个资本市场。一个创业公司在欧洲扩张，面对的监管复杂度远超在美国或我国。冯德莱恩自己在演讲里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仍然在碎片化我们的资本、网络和购买力。”

这些才是欧洲工业承压的真正病因。把它们全部归因于“我国冲击”，就像一个人吃坏了肚子却怪邻居家的饭太香——逻辑上说不通。

至于冯德莱恩说“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到底有什么手段？

第一层：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

欧盟已经对我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征收7.8%到35.3%的反补贴税，叠加10%的基础关税后，综合税率最高达45.3%。2026年11月，27个成员国将就这些关税转为五年正式关税进行最终投票。此外，欧盟还在酝酿将关税范围从纯电扩展到插电混动。

第二层：供应链管控。

冯德莱恩在演讲中宣布成立“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目的是27国联合采购和储备关键矿产。她指出，欧盟对我国的关键原材料依赖度超过80%，部分稀土超过90%。这既是安全布局，也是减少对华依赖的经济手段。

第三层：市场准入限制。

包括公共采购中限制第三国企业、“供应链多元化”工具、单一来源设份额上限等。本质上不是“关闭市场”，而是让中国企业的进入成本越来越高、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但这些手段有一个共同的副作用：它们最终由欧洲人自己买单。

关税加得越猛，欧洲下游企业的中间品成本越高，消费者为同样的商品支付的价格越贵，我国对欧洲产品的进口空间也越窄——因为贸易是双向的。你对别人关门，别人也没理由为你开门。

宝马、大众早就公开表达过忧虑。大众认为反补贴关税无助于长期提升欧洲汽车产业竞争力；宝马警告保护主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最终损害欧洲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路透社援引欧洲车企高管的判断说：关税最多只能争取一点调整时间，真正决定竞争力的还是成本、研发速度和企业自身的转型能力。

缓冲期用来自救，那叫战略；缓冲期用来等对方退让，那叫赌博。

冯德莱恩演讲里有一个关键词：“第二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是什么？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大量廉价纺织品、玩具、日用品涌入全球市场，冲击了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业。那次冲击的受害者主要是西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冯德莱恩说的“第二次”，指的是我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光伏、动力电池等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崛起，开始冲击欧洲的高端制造业腹地。

这个叙事有一个问题：它把“竞争力差距”说成了“不公平冲击”。

我国的新能源车为什么便宜？不只是因为补贴，更是因为在电池技术、供应链整合、规模效应和迭代速度上，我国企业确实跑在了前面。比亚迪一年推出十几款新车的节奏，欧洲车企需要三年才能做到。光伏领域，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比欧洲低60%以上，这不是补贴能解释的差距。

如果对手跑得比你快，你可以选择跑得更快，也可以选择给对手使绊子。但使绊子不能让你跑得更快。

冯德莱恩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她在同一篇演讲里说，“启动欧洲经济是我们的第一优先事项”，要“加速审批流程”、“削减行政负担”、“降低能源价格”。这些话说的都是欧洲自己的事——只不过，她在对华问题上选择了更响亮的调门，因为“外部威胁”永远比“内部变革”更容易在议会里赢得掌声。

说到底，中欧之间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深度嵌套的相互依存。

欧洲需要中国市场。大众30%以上的销量来自国内，宝马、奔驰的营收占比同样惊人。空客每年从我国拿走上百架飞机的订单。LVMH的奢侈品、瑞士的精密仪器、法国的葡萄酒和奶酪——这些高附加值产品的最大买家之一，就是中国。欧洲还需要我国的关键原材料——没有稀土和锂，欧洲的电动车和风电产业根本转不起来。

我们也需要欧洲。欧洲的技术标准、品牌渠道、规则经验，对我国企业的全球化至关重要。我国需要欧洲市场来消化高端制造产品，也需要在技术标准制定中保持对话。

这是一个谁都离不开谁的结构。冯德莱恩可以说“一切手段”，但真正能用的手段极其有限——因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账，布鲁塞尔自己也算得清。

更现实的问题是：欧盟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德国车企怕关税反噬，怕稀土断供影响本土生产；南欧和农业国更想把奶酪、猪肉、葡萄酒卖进中国；东欧把安全权重放得更高，倾向于管制和替代。27个国家在“逆差是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怎么解决”上分歧巨大。

回到那个“每天10亿欧元”的数字。

这个数字确实很大。但它之所以这么大，一个被冯德莱恩回避的原因是：我国的内需正在调整。

正如她自己在演讲里不经意承认的——“中国疲弱的国内需求意味着它也需要我们的市场。”

换句话说，如果我国消费者买更多欧洲的东西，逆差自然会缩小。而我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也是我们在“十五五”规划里正在做的事。

贸易逆差从来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它是两国的产业结构、消费能力、汇率水平和全球分工共同决定的结果。

把全部的责任推给一方，既是智力上的偷懒，也是行动上的投机。

冯德莱恩引用狄更斯的话来形容当下——“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狄更斯写《双城记》，讲的不是一个城市被外部力量摧毁的故事，而是一个社会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冲击中如何寻找出路的故事。

欧洲的真正挑战，不是中国的电动车太便宜，而是自己跑得不够快。不是我们在“倾销”，而是布鲁塞尔在拖延。不是需要给对手设限，而是需要给自己松绑。

话说得好听，但行动更重要——这句话，冯德莱恩说给了我们听。但其实，她更应该说给自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