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86年我娶了个东德女专家当老婆，婚后十天同房12次，她回国述职后再没回来，我以为被骗婚。半年后司令登门：部里来了大人物，点名要见你
信封是沈玉芬拿来的。
她站在门口，两只手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攥得皱了边，递过来的时候手臂伸得很直，像是要把什么烫手的东西尽快推出去。
她说，建国，这个……
她让我交给你的，我一直没敢。
我没有接，先看了她一眼。
然后我接过来了。
信封很轻，但拿在手里有种说不清的重量，像是装着什么不该有分量的东西。
我把口子撕开，里面掉出来一张照片，一枚我叫不出名字的金属徽章，还有几张信纸，上面是中文，字迹歪斜，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像是每个字都在跟自己较劲。
我的手开始抖。
沈玉芬站在原地没走，但我已经不知道她在不在了。
窗外的光斜进来，照在那几张纸上，我盯着第一行字，盯了很久，什么也没读进去。
01
那是一九八六年三月末的事。
通知是头天傍晚贴出来的，我第二天去传达室取了那张纸，字不多，说东德机械工业部的技术援助专家组下周一抵达，全程联络由技术引进办公室负责，联络员一职由陆建国担任。
我把纸叠了两折，揣进口袋，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联络员。
这活儿我从来没干过。
方德明在办公室门口等我，手里夹着烟，见我过来，把烟头在墙上磕灭。
他问，建国，你英语行不行。
我说不行，学过几年俄语。
他说没关系，东德那边自己带翻译，你的事情是跟着跑，衣食住行替她打点好，专家要什么你协调。
我问专家组几个人。
方德明说，七个，组长是个女的，叫克里斯蒂娜·魏泽尔，搞精密液压的，来头不小，你对她上点心。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我也没多想，当成普通的上级嘱咐听了。
专家组周一上午到。
我去火车站接人，举着厂里的牌子，在出站口等了大概四十分钟。
人流里出来一群人，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女的让我愣了一下。
不是因为她漂亮——她当然漂亮，但不是那种一眼就让人看呆的漂亮，是另一种。
走路的样子，眼神扫过来的方式，有一股说不清的东西压在里头。
她个子不高，一件深灰色风衣，手里提着皮质公文包，看见我举的牌子，径直走过来，用中文说，你好，我是魏泽尔。
中文说得很慢，但每个字发音都认真。
我说，欢迎，路上辛苦了。
她点了下头，转身跟身后的人说了几句德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说话。
那天我替她提了公文包，她没拒绝，也没道谢，接过去走到车旁，等我开门。
接下来头两周，我每天早上七点半到招待所，带她们去厂区，安排翻译，协调会议室，处理各种临时冒出来的琐事。
她工作起来话不多，跟技术人员谈液压系统的时候会忽然变得很专注，在图纸上画线，问很细的问题。
翻译跟着翻，她有时候等翻译说完，自己再用几个汉字写在纸上，递给对方确认。
她的汉字写得很认真，一笔一画，像是在抄字帖。
有一回我站在她侧后方，看见她在纸上写了"误差"两个字，又在旁边画了个问号。
那天晚上方德明叫我去他办公室，让我坐，给我倒了杯水。
他问，建国，你觉得魏泽尔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很专业，做事认真。
他说，人怎么样。
我没搞清楚他的意思，就说，挺好。
方德明把手搭在桌上，用手指轻轻敲了两下，说，你是厂里这批年轻人里最稳当的，还没成家，对吧。
我说对。
他说，专家在这里半年，工作上的事好协调，人心里那点东西就难说了。
你多关心关心，有什么需要的帮着想办法，别让人家觉得生分。
我点头说知道了。
出门的时候把他那句话翻来覆去想了一遍，觉得哪里有点奇怪，又说不上来哪里奇怪，最后把这念头搁下了。
那之后我开始留意她的一些习惯。
她喝热水，不喝冷的，招待所的暖瓶每天要换两次。
她不吃辣，湖南这边的菜对她来说几乎每道都有问题，我就去跟食堂师傅说，单独给她留一份清淡的。
第一次她看见那盘没放辣椒的炒青菜，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菜吃完了。
第二天她来找我，说，谢谢你，建国。
她叫我名字的时候只用两个字，建国，中间停了一下，像是在确认发音对不对。
我说，应该的。
她问，你知道我不喜欢辣的？
我说，我猜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很细心。
这句话我没接，低头去翻那天的行程安排。
四月中旬，专家组进入正式的技术交流阶段，我的事情反而少了，只需要备在旁边，有需要再出面。
闲下来，我就坐在会议室角落看她工作。
有一天下午快散会，她叫住我。
会议室里已经没别人了，翻译也出去了。
她站在大桌子旁边，把一份图纸推过来，用手指点着其中一个位置，说，这个数据，你们厂里的标准和我们的有出入，我想单独谈一谈，你能帮我安排吗。
我说可以，什么时候方便。
她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我当时没看懂。
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像是在问技术问题，也不像是在看一个普通的联络员。
她说，明天晚上，你有空吗。
我说有。
她说，好。
那天我骑车回家，路过厂门口，爸在门卫室旁边蹲着等我。
他问，今天那些洋专家咋样。
我说挺好。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土，说，你小心点，跟外国人打交道，话不要说多。
我说知道了，爸。
他没再说什么，跟我并排走了一段，然后转进另一条路回家。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把克里斯蒂娜那个眼神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始终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02
第二天我骑车去找她，说是帮她把单独谈技术的时间定下来。
其实从昨天就定好了——会议室，下午三点，翻译在外头候着。
我去得早，提前半小时，在走廊里站着，两只手不知道该往哪搁。
她来的时候穿着灰工装，头发拢在脑后，手里夹着那叠图纸。
见到我，点了个头，说谢谢你安排得这么快。
我说应该的。
图纸铺开来，她用铅笔在一个数值旁边画了个圈，问这里，你们的公差标准和我们差了一个量级，不是大问题，但我想知道是历史遗留还是最新修订的。
我认真回答，她认真听，偶尔低头在纸上记几个字。
那天下午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全是技术，一句私事都没沾。
可骑车回去的路上，我脑子里转的根本不是那些液压参数。
后来的事说不清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
三个月里，那种单独谈技术的时间越来越多，翻译慢慢就不在旁边候着了。
她开始学几个中文词，说得磕磕绊绊，发音怪，我忍着没笑出来。
她问我湖南的辣椒为什么比德国的辣那么多，我说因为湖南的辣椒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不是从罐头里倒出来的。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种笑我在她脸上很少见到，是真的笑，不是开会时那种礼貌的弧度。
方德明有天把我叫去，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说，建国，你跟魏泽尔同志处得不错。
我说工作上配合挺顺。
他停了一下，说，不只是工作上。
我没吭声。
他说，组织上没有意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那时候我以为我明白。
登记结婚是在夏末。
民政局的窗口很小，工作人员把结婚证从那个小窗口递出来，动作是平时盖章的那种漫不经心。
克里斯蒂娜接过去翻开看了看，没说话，把证件夹进她随身带的那个棕色皮包里，就走了。
我们住在厂招待所，原来单独给她安排的那间房，现在也是我的房。
头三天我不太习惯，说话走路都轻着，怕惊着什么似的。
她反倒坦然，睡前把皮包放到床头柜上，工装叠整齐搭在椅背上，动作干净利索，像在自己屋里住了很多年。
第四天夜里，我醒来，手往旁边摸了一下，空的。
坐起来，对面那张小桌子旁，她坐着，台灯开着，手里捧着一本封面深绿色的本子，在翻。
我问什么东西。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工作记录。
说完把本子合上，放到皮包旁边。
我说都这时候了还看。
她说习惯了。
然后走回来躺下，把台灯按灭。
黑暗里我盯着天花板，听见她的呼吸很快平稳下来，像是真的睡着了。
那本绿皮本子我没再多问。
她说工作记录，我就当工作记录。
婚后十天，这个数字我是数过的。
十天，十二次。
那时候我骨子里信那是真的——不是说给自己听的那种，是真信。
她不是会演戏的人，或者说我当时觉得没人能把那些事演出来。
她记得我说过不喜欢太咸的菜，叫食堂送饭时会特意交代一声。
睡前她会用手在我背上压一下，就那么一下，不说话，也不解释是什么意思。
第十天晚上，吃完饭，她坐在桌边，把茶杯转了几圈，说，建国，我要跟你说件事。
我说什么事。
她说，后天我要回国，述职，两个星期，最多三个星期，我会回来的。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我说后天。
她说对，后天早上的火车，到广州再转机。
我说这事你早知道的？
她没直接答，只说这是工作安排，没有办法拒绝。
我看着她。
她的眼神是平的，不躲，也不多解释，就那么看着我，像在等我把这件事接下来。
我说好，那我送你。
她说不用，方主任会安排人。
那夜我没睡好，侧过去看她，她闭着眼，我不知道她睡没睡。
第二天她整理行李，不多，一个皮箱，那个棕色皮包，还有一个装图纸的硬壳文件袋。
我帮她把皮箱搬到门口，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对着检查了一遍，又放回去。
我们没怎么说话。
到了离开前那个晚上，她站在招待所走廊里，外头天已经黑了，走廊有一盏灯不亮，半明半暗的。
她回过头看我，说，建国，你是个好人。
就这一句。
不是我很快就回来，不是等我，不是你放心。
是你是个好人。
我当时没听出那句话有什么不对，只觉得说得有点奇怪，像是在跟要分别很久的人说的话，不像两个星期后就会见面的夫妻说的。
可我没有追问。
后来我把那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次，始终说不清她当时眼神里装着什么。
第二天早上她走了，方德明安排了辆车。
我站在厂门口看车开走，直到看不见，才转身回去。
那天下午我路过招待所那间房，门锁着，钥匙已经交回了前台。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里头什么声音都没有。
两个星期过去了。
没有消息。
03
两个星期拖成了一个月。
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提过。
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只是夜里总睡不踏实，有时候半夜坐起来，就那么对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一个月后，我去找了方德明。
他正埋头对着一摞文件，听见动静，眼神往上挑了一下，又落回去。
我说，方主任，克里斯蒂娜那边有没有消息。
他没答，用笔尖点了点桌上的纸，说，组织上有安排，你安心等着。
我说，等多久。
他说，建国，这种事急不来。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低头翻页的样子，什么话都堵在喉咙里出不来。
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没抬头。
后来我就不再去找他了。
十月，厂里开技术总结会，我坐在后排，前头几个人轮流讲液压系统改造的数据。
听着听着，脑子里忽然冒出她的声音——她讲技术跟别人不一样，那种带着德国腔的普通话，每个数字都咬得干脆，停顿的地方停得笃定，像那些数据不是她背来的，是从她身上长出来的。
我低下头，把会议记录本翻了一页，一个字没记。
她说两周内回来。
那天是第五十八天。
十一月，天一冷，梧桐叶子掉光了，踩上去嚓嚓响。
有天在食堂排队，前面的小陈回头问我，陆工，你媳妇咋还没回来啊。
我说，有点事，快了。
他点点头，说，哦，外国那边事多。
我端着碗走到角落坐下，那碗饭只吃了一半。
有时候我会想起她走那天的样子，站在走廊里，灯光半明半暗。
她回头看我，说，建国，你是个好人。
这句话隔三差五就在脑子里冒出来，我说不清它哪儿不对，只是觉得不对，像一根细刺，不疼，但一直在那儿。
我爸这段时间话很少。
他退休后就在家待着，偶尔去厂门口跟老工友下棋。
我下班回来，有时候看见他坐在院子里，他就抬头点个头，问一句吃了没，我说吃了，他就不再说别的了。
有天我回来得很晚，推开门，发现门口地上放着两个碗，用盘子扣着，摸了摸，还是热的。
我蹲下来掀开看，一碗红烧肉，一碗炒青菜。
他房间的灯已经关了。
我把那两碗菜端进屋，坐在床沿，一口一口吃完，脑子里空着，什么都没想。
这段时间沈玉芬见了我几次。
第一次在厂区走廊，她迎面过来，远远看见我就把头偏开，走近了才打招呼，叫了声陆工。
我说，玉芬。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快，说最近忙吗，然后话还没等我接就说，我还有个事，先走了啊。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她的背影，走得有点急。
第二次在食堂门口，她正跟几个女同事说话，我从旁边过，她抬眼看见我，笑了一下。
那笑容里有什么东西，像是想开口，又把那个什么压了回去。
我当时没多想。
可后来睡不着的夜里，我会把她那几个眼神翻出来重新过一遍。
她见着我总是这样，有点躲，又有点像在等什么时机，像手里攥着样东西、拿不准该不该给出去的人。
我不知道她手里攥的是什么。
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另一件事，把她的反常给压下去了。
那件事就是——我到底算不算被骗了。
这四个字我从没跟任何人说过。
骗婚。
在心里把这两个字翻来覆去，觉得难受，又觉得荒唐。
她是专家，有正式单位，手续是齐全的，结婚证是真的，方德明亲自去办的。
可她走了三个月，没有一封信，没有一封电报，什么消息都没有。
我去邮局挂号信窗口问过，有没有国际挂号信件。
对方翻了翻登记本，说没有。
我又问普通信件，他说普通的直接投信箱，你自己看。
我回家把信箱翻了个底朝天，只翻出两张电费通知单。
我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
街上有自行车铃声，有人推着板车过去，挺嘈杂的，可那些声音像是跟我隔着一层什么，离得很远。
十一月底某天，下班回来路过招待所，那扇门还锁着，和两个多月前一模一样。
我在门口停了一下，没停太久，转身走了。
走了十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一扇锁着的门。
她走的那天，门就是这么锁上的，钥匙顺手搁在床头柜上，后来我替她交回了前台。
里面什么都没留下，连她用过的毛巾架上的印子都不会有。
风从走廊那头吹过来，走廊里那盏灯还是不亮。
就在我准备转身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她走的前一夜，我在走廊里送她，她说完那句话往回走，走廊那头，有沈玉芬的身影。
我当时没在意。
现在想，沈玉芬那天夜里在走廊里做什么。
那不是她住的那层。
我在招待所门口又站了几秒，把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只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开始不对劲。
当天晚上，我去敲了沈玉芬的宿舍门。
走廊里灯光昏黄，我站在那扇门外，敲了三下，等了一会儿，里面没有动静。
我贴近门缝听了听，什么声音都没有。
又敲了两下，还是没人应。
我在门外站了将近五分钟。
门缝底下是黑的，灯没亮，像是屋里根本没人。
可我明明在食堂见过她，就是两个小时前的事。
我最后敲了一下，说，玉芬，我是陆建国，有个事想问你。
声音在走廊里飘出去，空空的，像掉进了什么地方。
没有人应声。
我转身往回走，脚步声一下一下响在走廊里。
走到楼梯口，我没回头，但我清楚，门里有没有人，跟她在不在里面，是两件事。
那一夜我躺着，把这两件事来来回回想了很久，始终没想清楚。
04
那天下午沈玉芬来找我的时候，我正蹲在档柜旁边翻一堆旧文件。
抬头看见她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脸色不太好看。
她进来，顺手把门带上，把信封搁到我桌上，说，建国，这是娜走之前托我给你的。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动。
信封四边压得很平整，右上角有一块折痕，像是被人握了很久。
封口用浆糊粘着，什么字都没写。
我问，她什么时候给你的。
沈玉芬说，走之前那个晚上。
我说，那是三个月前。
她没接话，手从桌沿缩回去，低着头说，她说如果三个月内没回来，就交给你。
我知道我拖了，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怕——后面那半句她没说完。
我也没问。
我就盯着那个信封，想起上一夜去敲她宿舍门，门缝底下是黑的，可我知道她在里面。
她攥着这个东西，一个人扛了整整三个月，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我说，知道了，玉芬，谢谢你。
沈玉芬走了。
脚步声在走廊里慢慢消失，屋子里就剩我一个人，还有桌上那个信封。
我把门锁上，坐回去，把信封拿起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
比我想的厚。
里面有什么硬的东西，隔着纸能感觉到一个钝钝的边角。
我用手指沿封口慢慢撕开。
先滑出来的是一张黑白照片。
食堂门口，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她，都对着镜头，她嘴角往上提了一点，我站在她旁边，表情比她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