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88年我娶了个法国女留学生当老婆，婚后半月10次同房，她回国办手续后再也没回来，我以为被抛弃。半年后局长登门：省里来了位大人物，点名要见你
五月末的午后，陆建国坐在宿舍楼道的木椅上，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
信箱已经空了整整五个月。
他数过，一百五十三天。
走廊那头忽然传来脚步声，不像同事，步子太重，踩在水泥地上咚咚响。
陆建国没有抬头。
直到那道人影停在他面前，他才慢慢把眼神抬起来。
来人是魏德明，县局的局长，平日里见他一面都要提前打招呼。
这会儿他站在门口，西装领子没系整齐，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神情是陆建国从没见过的那种——不像是来送坏消息，但也绝不是来闲聊的。
魏德明看了他一眼，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建国，收拾一下，跟我走。省里来了个大人物，点名要见你。"
陆建国愣在原地，那根烟从手指间滑落，滚到了脚边。
01
四月的雨下得没头没尾。
送玛丽去机场那天，我骑着自行车跟在学校借来的小面包车后头，路面积了薄薄一层水，车轮压过去，溅起一道白。
我没打伞，等到了航站楼门口，头发已经湿透了。
玛丽从车窗里看见我，笑着用中文说："你这个人，真傻。"
那是她常用的句式，语气里带着点无奈，又带着点喜欢。
我当时只顾着搓头发上的水，没多想。
现在想起来，那是她当天说的最后一句整话。
我们在省会的这所理工大学认识，前后不过四个月，婚礼办得简单，就在学校招待所的小厅里，摆了六桌，家人和几个同事，贺长青喝多了，当场拍着我肩膀说，"建国，你小子有福气。"
玛丽穿了件红色的衬衫，头发扎起来，笑起来的时候右边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
婚后第十六天，她要走。
理由说得清楚：回里昂办长期居留手续，还要拿父母那边的同意书。
这在当时是正经手续，涉外婚姻报备、外事审批，每一道都绕不开。
我送她去，心里并不慌，只以为快则一个月，慢则两个月，总归要回来的。
可那天早上有三件事，我后来一直记着，当时却没当回事。
第一件事是她比平时早起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是被她起床的声音惊醒的，睁眼看了看窗外，天还灰着，她已经站在窗边，就那么看着楼下那个小院子，一动不动。
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根边上堆着几块砖，那是我们宿舍楼后勤的人放的，没什么看头。
可她就站在那里，盯着看，足足有二十分钟。
我问她，"睡不着？"
她回过头，说，"没什么，就是想看看。"
第二件事是那本杂志。
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旧的《机械工程译丛》，是我从资料室借来准备做备课笔记的，封面都卷了角。
玛丽出发前收拾行李，我以为她只是随手翻了翻，可后来我才注意到，那本杂志被翻到了中间某一页，里头夹着一张折起来的纸条。
那张纸条是后来才发现的，不是那天。
那天我没注意到她夹了什么进去，只看见她把杂志放回床头柜，动作很轻，像是在放一件容易碎的东西。
第三件事是上车前的那一眼。
行李已经搬上车了，玛丽站在车门边，贺长青在旁边帮着确认票和护照，我站在几步开外。
她回过头，看了我很长时间，嘴唇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
我以为她要说什么，往前走了一步。
她摇了摇头，笑了笑，转身上了车。
我一直记得那个表情，说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有点像要开口解释什么，又像是把话压回去了。
当时我没放在心上，以为是离别的情绪，女人走的时候总有些说不清楚的心情，我这样想，然后目送小面包车开走了。
头一个月，我每天都去信箱看。
宿舍楼一楼的信箱是铁皮做的，漆已经掉了一半，我的那个格子在第三排左数第二个。
每天下了课，我先去那里，用钥匙开了锁，拉开来看。
里头什么都没有。
第一周，我不着急，手续这种事本来就慢。
第二周，我开始数日子。
第三周，我去问了学校外事处的老周，他查了查备案文件，说，"你那个，是涉外婚姻，对方在国外办手续，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属于正常流程，等就是了。"
我点点头，出来，又去看了一次信箱。
还是空的。
对外我说得平静，同事问起，我说，"她在法国那边跑手续，文件多，慢一点正常。"
贺长青有一次问我有没有收到信，我说还没有，他拍了拍我的胳膊，没再说什么。
第三十天，我下班后站在信箱前，把那个铁皮格子打开来，盯着里面看了很长时间。
空的。
我把锁扣回去，手停在那块掉漆的铁皮上，停了几秒，才收回来。
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隔壁格子里掉出来一封别人的信，落在地上。
我弯腰捡起来，看了一眼，是寄给二楼马工的。
我把信塞回去，直起腰，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不是信箱，不是那封信。
是玛丽走的那天早上，她把杂志放回床头柜时候的那个动作。
我那天没来得及细想，现在脑子里却突然清晰起来——她翻那本杂志的时候，手是停下来的，不是随便翻，是停在某一页，然后夹了什么进去。
我快步回了宿舍，把床头柜上那本《机械工程译丛》拿起来，从头往后一页一页翻。
翻到第四十七页的时候，一张折叠的纸条滑了出来，落在床单上。
02
那张纸条折了三折，展开来只有半张手掌大。
纸是玛丽从我床头柜旁边那个搪瓷杯里顺手撕的，我认得那种边缘，是从旧日历本上撕下来的，边上还带着一道红线。
字用蓝色钢笔写，写得很工整，比她平时随手写给我的便条要工整得多。
如果我很久不回来，你要好好吃饭。
就这一句。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我把纸条放在床单上，盯了很久。
窗外有人在院子里喊什么，声音远，听不清楚。
我把纸条重新折起来，压在那本《机械工程译丛》的封面下面，没有放回第四十七页，就那么搁着。
好好吃饭。
我那天晚上吃了半碗饭，剩下那半碗倒掉了。
五月份的事，我后来想起来都是碎的。
上课、改作业、去食堂、回宿舍，一天一天过，中间没有什么值得记的节点。
信箱我还是每天去看，但已经不像第一个月那样专程去，就是顺路经过的时候顺手开一下，开了，空的，锁上，走。
同事里头先开口的是教研室的老吴。
他不是坏人，就是嘴快，有一天在走廊里碰见我，问了一句，"你那个法国媳妇怎么还没消息，手续要办多久？"
我说，"材料多，慢。"
他嗯了一声，没再说，但眼神停在我脸上多了一秒。
那一秒我感觉到了，没有说什么。
到了六月初，类似的话开始从不同方向冒出来。
有人在背后说，我没有亲耳听见，是贺长青告诉我的。
他说话的时候是在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个人，他把门带上，声音压低了，"建国，有人在下面说闲话，说你媳妇……"
他顿了一下。
我说，"说什么？"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被耍了。"
屋里有台老风扇，叶片转得很慢，嗡嗡响。
我听见那个声音，没有接贺长青的话，低头去翻桌上那摞图纸，翻了两页，又放下来。
贺长青在旁边站着，没走。
过了一会儿，他说，"建国，玛丽走之前……我记得她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给你。"
我手停了一下。
"什么东西？"
他皱着眉，"我记不太清楚了。她找过我，说了什么……当时我也没当回事，以为是……"
他摇摇头，"算了，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看着他。
他眼神有点飘，不像在撒谎，更像是真的在努力想，却想不起来。
"你好好想想。"
我说。
"嗯。"
他点头，"我再想想。"
可他没有再说什么，那天就这么过去了。
我没有追问。
不是因为不在乎，是因为我怕。
怕追问下去，他说，哦，想起来了，就是道个别，没别的——那我连最后那点说不清楚的东西也没有了。
六月里有一件事让我有点喘不过气。
学校里有个行政的，姓孟，跟我不熟，但跟我妈认识，托人捎了话过来，说他有个表妹，刚离婚，条件不错，问我有没有意思见一见。
我妈那边已经知道了。
周翠兰打电话来，在电话里说了将近二十分钟，我只记得头几句，后面就没认真听。
她说，"建国，你不能就这么耗着，你都多大了，人家法国女的靠不住，我早就说过……"
我把话筒放在桌上，等她说完，再拿起来说，"妈，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还没跟她离婚吗？"
"知道。"
"那你——""妈，我上课去了。"
我挂了电话。
那天下午我去上了两节课，讲的是公差配合，讲到一半，粉笔断了，我弯腰去捡那截断粉笔，直起来的时候看见下面坐着二十几个学生，都在看我，一时间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空了一两秒，才想起来刚才说到哪里。
课后贺长青在门口等我，跟我一起走回办公室。
走了一段，他忽然说，"建国，那个东西，我回去再仔细想想。"
我没说话。
他说，"你别多想，可能真的是我记错了。"
"嗯。"
我们就没再说这件事。
回到宿舍，我把床头柜上那本杂志拿起来，封面下面的纸条还在。
我没有展开，只是把杂志原样放回去，然后坐在床边，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发了一会儿呆。
树叶已经全绿了。
玛丽走的时候，那棵树刚发芽，嫩得透光。
现在叶子厚了，遮住了后面那堵墙。
我不知道她走之前看院子那么久，是在看那棵树，还是在看别的什么。
我想起她离开那天早上，站在窗边的样子。
我那时候以为她只是舍不得，现在想想，她站了多久——比一般的舍不得要长得多，长到我当时都有点不安，走过去问她怎么了，她才回过头，笑了一下，说没什么，说快去收拾行李。
我收拾行李了。
她还站在那里。
那个细节搁在脑子里，说不清楚哪里不对，就是有点硌。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看信箱。
空的。
锁上，走。
走到楼道转角，碰见老吴，他看见我，欲言又止，最后说了一句，"陆工，保重啊。"
我点了点头，没接话。
上楼，推开办公室的门，贺长青已经坐在里面了，桌上摆着一杯茶，他低着头，手肘搭在桌上，正用食指一下一下敲着那个最底层的抽屉。
敲了一下，停了。
抬起头看见我进来，手立刻收回去，端起那杯茶，"来了？"
"嗯。"
我在自己位子上坐下，打开图纸。
屋里又是那台老风扇，嗡嗡嗡。
我没有问他在想什么。
可我余光一直搭在那个抽屉上，那个他用手指敲了一下又停下来的抽屉。
03
七月的天说热就热，宿舍楼道里的电风扇坏了，修了两回又坏了，最后就那么搁着没人管。
我妈在我屋里坐了一个下午。
她没带什么东西，就带了一张写了名字的纸，折了三折，拍在桌上，"这是街道张婶介绍的，二十六岁，纺织厂的，你去见一面。"
我没动那张纸。
"建国。"
她的声音压低了，带着一种我从小就怕的疲倦，"你媳妇走了多久了？快四个月。你打算等到什么时候？"
"她说了要回来。"
"她说了。"
我妈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语气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她说了。你在这儿等，她在法国过她的日子，这叫什么事。"
我没接话。
她站起来，把那张纸往我手边推了推，走到门口，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你爸今天说，随你。我是不随你的。你要再这么耗下去，别说邻居，连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开口。"
门带上了，声音不大，但那种轻，比摔门还难受。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把它翻了个面，压在书底下。
夜里睡不着。
这已经是常态了，从六月开始，一到后半夜脑子就转，转的全是那半个月的事。
婚后十六天，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但每一天我都能想起来，哪天吃了什么，哪天她说了什么，哪天下雨她站在走廊上用手接雨水，笑得很大声。
我一遍一遍地翻，想找出哪里是假的。
想来想去，就想到那张纸条。
那本杂志我在五月里翻出来找过，纸条夹在中间，我取出来放在枕头底下，方便夜里看。
现在把它摸出来，纸已经被折了很多次，边角软了，摊开来放在胸口，就着走廊漏进来的那点灯光看。
如果我很久不回来，你要好好吃饭。
中文写的，字迹是她的，每个字都写得很认真，"饭"字最后一笔拖得稍微长了一点，像是写完停顿了一下才落笔。
我第一次翻出这张纸，是五月里，觉得这是她留下的体己话，心里还暖了一下。
可现在再看，越看越不对。
很久——她用的是"很久"，不是"如果我晚几天"，不是"如果手续麻烦"，是"很久"。
她知道。
她走之前就知道，这一走不是两个礼拜，不是一个月，是很久。
我把纸条重新折起来，手指压着折痕，压了好几下，压得很平。
她知道，但她没说。
坐在机场送她的时候，我还在想她行李箱能不能托运超重，她在旁边站着，嘴唇动了一下，最后什么都没说，就上车了。
以前我以为她是舍不得，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不想让我难受。
可现在再想那个动作，心里涌上来的不再是温热的东西——她不是舍不得，她是说不出口。
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让她开不了口，让她只能动了嘴唇，然后转过身去。
那是什么？
天亮前我才睡着，睡了两个钟头，起来去食堂打了份稀饭，没吃完，剩了半碗，就去上班了。
办公室里贺长青来得比我早，正趴在桌上看图纸，听见我推门，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低下去了。
我在自己位子上坐下来。
那台老风扇还是嗡嗡嗡地转，声音单调，转一圈，再转一圈。
过了一会儿，贺长青放下铅笔，"昨晚没睡好？"
"还行。"
他沉默了片刻，"你妈昨天来了？"
消息传得快。
我没问他怎么知道，点了个头。
"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这是真话。
我真的不知道。
离婚要有对方签字，我连对方在哪儿都不知道。
继续等，等到什么时候，我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数来。
贺长青又拿起铅笔，在纸边上划了两下，没划出什么，"建国，你有没有想过，玛丽走之前……"
他停了一下，"算了，没什么。"
"说。"
他把铅笔放下，看了我一眼，"我就是觉得，她走之前好像有什么事没交代完……找过我一次，我当时没在意。"
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碰了一下，随即收回去，"算了，可能我记错了，没什么。"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但我也没追问。
他没再往下讲，屋里又回到那台风扇的嗡嗡声。
下午我没在办公室，去档案室取了份旧资料，回来路上碰见老吴，他这回没说"保重"，只是拍了拍我肩膀，走了。
我站在楼道里，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想，再过两个月，这件事会变成什么？
还会有人替我说"保重"吗，还是早就默认我是个被人扔了的笑话。
回到宿舍，我爸在。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坐在我那把旧椅子上，两手搭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像他在厂子里站了三十年养出来的习惯。
我把门带上，没开口。
他也没开口。
就这么坐了一会儿，他低头看了看地板，开口，声音不高，"你妈的意思，我知道。"
"嗯。"
"我不是来催你的。"
他停顿了一下，"我就是来看看你。"
屋里没有风扇，热得很，窗户开着，外面偶尔有人说话的声音传进来，又散掉。
我爸在那把椅子上又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没有立刻走，低着头，"人没死就还有指望。"
就这一句，没有下文，推门出去了。
我坐在床沿，听见他的脚步声走远，走到楼梯口，消失。
床头柜上那本《机械工程译丛》还放在那里，我没动它。
纸条已经在枕头底下了，不用再翻。
窗外院子里有人晾衣服，竹竿碰在一起，当地响了一声。
我忽然想起来，玛丽那天早上站在窗边看院子，就是这个院子，看了很久，久到我走过去问她，她才回头。
她看的是什么？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没有答案，只是忽然想到贺长青今天那句话——找过我一次，我当时没在意。
他说没在意，可他说话的时候，那只手碰了一下桌面，然后收回去了。
那个动作，跟他平时摸那个最底层抽屉的动作，一模一样。
04
十月的天已经凉了。
我坐在宿舍里，对着那张没画完的图纸发呆。
台灯的灯泡快坏了，光线一阵一阵地抖，抖一下，屋里就暗一截。
我没去换，就让它抖着。
外面楼道里有人走过，脚步声停了一下，没有敲门，又走了。
五个月了。
我已经不数日子了。
不数的意思不是不在意，是数到后来脑子里那个数字不再有重量，变成了一个空的符号，放在那里，看见了，也没感觉。
桌上那沓图纸还是上周就该交的，我一直没交。
系主任上周找过我一次，说话很客气，语气却比平时多了一层什么，像是对待一个随时要出问题的东西。
我点头说好，出来，继续没交。
门忽然被敲了三下。
不是那种试探性的、轻轻的敲法。
是实实在在的三下，带着点力道，像是来办事的人敲的。
我站起来，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我认识但不熟的人。
魏德明。
文化局的，姓魏，大家叫他魏局长。
我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学校开涉外工作座谈会，他坐在主席台第三个位子，讲了二十分钟的话，我一句都没记住。
另一次是在校门口，他从一辆黑色的车里下来，跟校长握手，我在旁边骑车路过，只看了一眼。
他不应该出现在我宿舍门口。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很正，手里夹着一个棕色的文件袋，袋口用细绳绕了两圈系住。
他看见我开门，先把手里的文件袋往左手换了一下，然后说："陆建国同志，你好。"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他往里看了一眼，"能进去说两句吗？"
我让开身子。
他走进来，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把文件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按着它，没有立刻开口。
屋里那盏台灯又抖了一下。
他说："我今天来，是省外事办让我来的。"
我还是没说话。
他顿了顿，像是在想怎么措辞，"省里最近来了一位大人物，是跟法国那边有关系的。他点名要见你。"
我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看着他脸上的表情。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落在我的肩膀上方，没有落在我脸上，像是在背一段提前准备好的措辞，背完了，就等着。
"他点名要见我，"我说，"为什么？"
魏德明把那个文件袋在膝盖上动了一下，从袋口解开细绳，抽出一张纸，横过来推到桌上。
我看见纸头上印着省外事办的红章。
下面是一行手写的黑色钢笔字：杜邦·玛丽，法国籍，配偶陆建国。
我的手没有动。
那行字就放在那里，红章在台灯的抖动里忽明忽暗。
"杜邦·玛丽"四个字是某个不认识的办事员写进去的，字迹工整，不是她的字迹。
但那是她的名字，是省外事办正式公函上的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并排写在一起，中间隔着一个逗号。
我的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
"那位大人物，"魏德明的声音放低了一点，"带来了你妻子的消息。具体是什么消息，我不清楚，省外事办那边跟我说的也有限。我只知道他点名要见你，时间定在三天后，地点在省外事办招待所。"
"他是什么人？"
"文化系统的，从法国过来的。"
魏德明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具体身份，你见了面就知道了。"
他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他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但他确实没有多说。
他站起来，把文件袋重新夹到腋下，"这是正式通知，"他指了指桌上那张纸，"你留着。三天后，上午九点，省外事办招待所正门，会有人接你。"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