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殡仪馆的冷气开得很足，吹得人骨头缝里都渗着寒意。哀乐已经停了，大厅里只剩下几张散落的白纸和空气中久久不散的劣质线香的味道。我穿着发皱的黑衣，麻木地站在父亲的遗像前，感觉灵魂像是被抽干了，只剩下一副沉重的躯壳。
来吊唁的亲戚朋友已经陆陆续续走光了，负责清理场地的工作人员在不远处探头探脑，似乎在等我离开。我弯下腰，正准备收拾父亲生前最爱用的一把旧紫砂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极轻、却又极其沉稳的脚步声。
我没有回头，以为是哪个落了东西的亲戚。直到一双穿着旧款黑色皮鞋的脚停在了我的视线边缘，鞋面上沾着些许泥泞，显然是赶了远路。
“节哀。”
低沉、沙哑，带着些许熟悉的滞涩感。这两个字像是一把生锈的刀，猛地挑开了我尘封三年的记忆。
我僵硬地直起身，转过头。
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凯。我的前夫。
离婚三年，他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来没有在我的生活中露过一面。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可他偏偏在我人生中最崩溃、最狼狈的今天，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他比三年前老了很多。原本浓密的头发在鬓角处白了一大片，下巴上冒着青黑色的胡茬，整个人瘦了一圈，那套黑色的西装套在他身上，显得有些空荡荡的。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把还在滴水的黑伞，外面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大了，他的半边肩膀都被雨水打湿，贴在白色的衬衫上。
我的嘴唇动了动，想问他怎么来了，想问他这几年过得怎么样，但最终，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只化作了一个干巴巴的字：“你来干什么……”
他没有看我，而是径直越过我，走到父亲的遗像前。他没有拿香，只是深深地、缓慢地鞠了三个躬。他的动作很重，脊背弯下去的时候，我甚至能看到他西装布料下凸起的骨骼轮廓。
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过往的记忆像潮水一样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
我和陈凯的婚姻，仅仅维持了四年。没有出轨，没有家暴，也没有什么狗血的婆媳大战。打败我们的，是生活里那些琐碎到令人窒息的日常，以及两人之间那道永远跨不过去的沟通鸿沟。
我是做活动策划的，每天在外面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习惯了表达，习惯了情绪的外放。而陈凯是个沉默寡言的车辆维修工程师，他的世界里只有零件、图纸和机器轰鸣。他太闷了，闷到就像一块石头。
水管坏了，我抱怨半天，他一言不发地拿扳手修好；我工作受了委屈回家哭诉，他只会默默地递上一杯温水，连一句“别难过”都不会说。我渴望热烈的回应，渴望情感的共鸣，而他给我的永远是死水微澜般的平静。
我父亲查出尿毒症的那一年，那时候我每天都是焦头烂额，白天上班，晚上跑医院，整个人像是一根绷紧到极致的弦。我需要一个人和我一起分担精神上的恐惧，但陈凯依然是那副木讷的样子。
在一个疲惫的深夜，我把离婚协议书拍在了他面前。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终于要爆发一次，但他只是拿起了笔，沉默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他就搬出了那个家。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纠缠。
从那以后，我一个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我拼命接私活，申请调到工资更高但更辛苦的邻市分公司。我每个月只能回来看父亲两次，每次回来，父亲总是笑呵呵地告诉我，居委会的张大爷帮他修了漏水的屋顶，楼下的李阿姨帮他买了便宜的特效药，甚至医院里还有针对孤寡老人的特殊补贴，让医药费省了不少。
半个月前，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引起了严重的心衰，在ICU里撑了三天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赶回来的时候，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节哀顺变。”陈凯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扯出来。他已经转过身，深邃的目光终于落在了我的脸上。
我眼眶一酸，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我不想在这个曾经被我指责为“冷血”的男人面前露出软弱。
“你来干什么？”我强装镇定地问。
陈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低下头，将手里那把滴水的黑伞靠在旁边的墙上，然后从西装的内侧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个有些年头的牛皮纸信封。信封的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边，上面还带着他的体温。
“来得匆忙，没赶上追悼会。”他走近了两步，将那个信封递到我面前，手上的老茧在冷白色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这是你爸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的。”
我下意识地接过来，信封很厚实，里面似乎装着好几样东西。陈凯见我接稳了，便收回了手，往后退了一步，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东西送到了，我先走了。你……照顾好自己。”他低垂着眉眼，声音极轻，说完便转身去拿墙角的伞。
“等一下！”我叫住他，手指颤抖着撕开了信封的封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