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不久，华东野战军将领郭化若已经投入新的岗位。战场硝烟尚未散尽，城市秩序、敌特潜伏和空袭威胁接踵而来，他面对的，已不是单一方向上的进攻，而是一座大城市的全面防卫。
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担负淞沪地区警备任务。宋时轮率部整训，准备承担新的作战任务；郭化若则留在上海，参与淞沪警备区领导工作。兵力部署随形势调整，领导机构也几次变化，他的工作重心逐渐从野战指挥转向城市防务。
这份差事并不轻松。
上海是全国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国民党军队退走后，仍有潜伏的特务、散兵游勇和地方匪患。与此同时，盘踞在沿海岛屿和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不断利用飞机袭扰上海。白天空袭，夜间警报，城市防空几乎没有真正的间歇。
当时解放军虽有高射机枪连和高射炮部队，但装备、人员训练以及指挥协同都不够成熟。高射机枪射程有限，高炮部队又刚开始摸索，面对高速来袭的飞机，单靠原有力量很难形成有效防护。郭化若后来承担的，正是这样一项基础薄弱却不能出差错的工作。
上海成立防空治安委员会后，郭化若担任主任兼总指挥。1950年，上海防空司令部成立，他又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防空不是把火炮架起来就算完成，还要统筹雷达、探照灯、通信、预警和城市治安，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可能让防线失去作用。
苏联援助的混合航空兵集团抵达上海后，带来了飞机、探照灯、雷达和高射炮等装备，也带来了相应的使用经验。中苏双方在防空体系建设上展开配合，上海的空中警戒和拦截能力得到加强。敌机遭到打击后，活动明显受到牵制，城市防空逐步走上正轨。
有意思的是，郭化若并不是只盯着天空。
1950年10月，华东军区公安部队成立，淞沪警备部队领导机构随之改编。他出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统辖近5万人的部队，任务范围包括上海、南京的警备，以及上海浦东一带的海防。城市守卫、港口防护、清剿匪特和重要目标警戒，都落在这套新机构肩上。
同一时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方部队要承担兵员补充、物资运输和交通警卫，部分力量还要抽调入朝参战。土地改革展开后，部队又要派员深入农村，配合地方开展工作。边防、内卫、肃清匪特，多项任务交织在一起，军队的职能已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作战。
据说有人问过：“事情这么多，哪一件最要紧？”
郭化若的处理方式很实际：眼前的任务必须完成，长期建设也不能耽误。防空要抓，训练不能松；地方治安要稳，部队战斗力同样要保住。对于一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将领来说，这种压力并不陌生，只是战场换成了城市和机关。
1955年，华东军区改为南京军区，郭化若从上海调任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主要分管作战和训练。这次分工看似回到了熟悉的军事领域，实际要求更高。和平时期的训练，不能靠临战突击，必须把标准、制度和考核一项项建立起来。
他尤其重视射击训练。过去有些干部习惯于“干部看、战士练”，郭化若则要求干部也要下场，射击成绩纳入考核。训练场上的要求很硬，枪械操作、瞄准动作、实弹成绩，都不能用职务和资历替代。部队射击水平因此有所提高，在后来的比赛中也取得了较好成绩。
转折发生在1959年以后。郭化若的工作分工改为编写战史，原先负责的作战训练工作由王必成接替。对一名长期带兵、抓训练的高级将领来说，这无疑是工作性质上的明显变化：从直接影响部队建设，转向整理和研究已经发生的战争。
有人觉得，军史编辑似乎没有带兵打仗那样显眼。可战史并非抄录战报，既要查档案，也要核对战斗经过，还要辨析决策得失。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历史材料复杂，许多内容涉及不同部队、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稍有疏忽，就可能失去准确性。
不过，岗位变化也确实影响了说话的分量。1960年，军区副参谋长王德被要求转业地方，郭化若曾出面为其说明情况，但意见没有被采纳。究竟是相关问题较为严重，还是组织已有明确安排，史料并未提供更多细节。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让人看到，身居高级职务，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意见都能改变决定。
此后，郭化若没有离开军史工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战史编写上，空闲时还整理抗战时期对《孙子兵法》的注译成果，重新编排为《孙子今译》。从防空总指挥到公安部队司令员，从军区副职到战史编辑，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几度转换岗位，忙碌的内容变了，留下的文字也成了那段军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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