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到200+，“长征故事宣讲队”还在扩员

　　今年暑假，游客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参观。
　　徐湘东摄

　　9月18日，黄先荣为遵义市朝阳小学五年级学生讲长征故事。
　　黄先荣供图

遵义会议会址（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石芊徐湘东伍勇

开栏语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934年10月，8.6万余名红军将士从江西于都河畔出发，踏上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长征。他们的足迹，深深刻进二万五千里山河，也刻进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谱系。
　　这条路上，有至暗时刻的转折，有绝境之中的硬仗，更有走向胜利的新生。在贵州，遵义会议拨正航向，四渡赤水出奇兵，中国革命迎来伟大转折；在四川，大渡河畔枪声急，泸定桥头铁索寒，雪山草地留下一座座历史丰碑；在陕西，吴起镇的旗帜、直罗镇的硝烟，见证了这场征程的胜利。此后，中国革命开启新的篇章。
　　90年后，我们重访这条路。在红军走过的山道、渡过的河流、住过的老屋，寻找的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依然滚烫的初心；看见的不只是当年的烽火，更是90年间，这片土地上赓续红色血脉的奋斗与变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推出“走向胜利”大型融媒探访报道。跨越黔川陕长征核心沿线，追寻先辈足迹，见证老区新颜，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对话中，汲取跨越时空的奋进力量。
　　90年前，那代人走向胜利；90年后，我们这代人从胜利再出发。
　　8月初，贵州省遵义市，空气里夹杂着潮热。
　　遵义会议纪念馆检票口前，牵着孩子的家长、拿着小风扇的年轻人，还有穿着迷彩服的老兵，排着队有序走进纪念馆——一栋记录“伟大转折”的二层小楼。
　　79岁的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名誉会长黄先荣从人群中走来。他穿着蓝色短袖，白色裤子烫得笔直。
　　黄先荣在赤水河畔长大，他的“长征”是从重走长征路开始的。
　　如今，由黄先荣领衔的“长征故事宣讲队”，从只有他1人发展到200余人，还有年轻人不断加入。更令他欣慰的是，来听“长征课”的人群里，孩子越来越多。
　　黄先荣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他的“长征”是宣讲好90年前的长征故事。

必须走一遍

　　黄先荣在遵义仁怀市茅台镇长大，家门口，推开窗户就是红军三渡赤水的渡口。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围堵，决定从茅台镇西渡赤水河再入川南，并通过制造北渡长江的假象，迫使蒋介石调整兵力部署。
　　“岸边有一棵老黄桷树，当年红军用它拴船固定浮桥，百姓们还将自家的门板拆下来给红军铺桥渡河。”黄先荣说。
　　赤水河畔的红军故事，像河水一样流进了黄先荣的童年。之后，他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工作，但长征故事对他的影响却一直都在。
　　黄先荣系统研究长征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他已56岁。工作中，他发现不少导游讲解长征路线，特别是四渡赤水时，常常出错。
　　“那时关于长征的书很少，讲故事的书更少。”黄先荣说，要想讲好长征故事，首先得沉下心，仔细研究才行。
　　2004年，第一站，遵义市苟坝村马鬃岭山下。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苟坝会议。
　　站在会址院坝里，望着被群山包围、具备天然隐蔽性的三合院，黄先荣明白了中央红军为何选择在这里开会，同时也意识到，要想真正了解长征路，必须亲自走一遍。
　　回到遵义，黄先荣总结出研究长征的五字法：学、研、写、讲、走。此后十余年，他用双脚丈量，一块块补齐自己的长征拼图。

讲好是很难的事

　　一如既往的坚持，让黄先荣成了大家口中的“长征专家”。但他摆摆手说，“我不是专家，我是宣讲者。”
　　20年来，黄先荣累计开展1200多场红色讲座，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大大小小的长征故事，早已如数家珍，甚至针对不同受众、地点、时长，他有不同的讲法。
　　黄先荣说，讲好长征故事，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特别是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好。
　　“这是一个伟大且庄严的会议，你要讲得让大众听得懂，意味着要把很多细节吃透。”黄先荣说，研究遵义会议，他们主要靠3个历史资料，一是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全文1.2万多字，军事用词多，普通人听不太懂；二是依据《决议》所写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三是陈云撰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不过，具体还有哪些人参会？他们在会上的发言内容是什么？诸多细节是没有记录的。
　　为了丰富细节，黄先荣找来很多书籍，读了一遍又一遍。
　　如今，黄先荣珍藏与长征有关的书籍大约8000册，“了解得更多，别人问起来才不会怯场。”

不是一个人

　　90年前，先辈们的长征是走向胜利。90年后，黄先荣说，他的“长征”就是讲好长征故事。
　　黄先荣的“长征”之路，早已不是一个人行走。2006年，他的老师曾祥铣率先提出“长征学”概念。2014年遵义市长征学学会成立，推动该概念从学术走向实践。
　　“当时只有100多人参加学会，都是一群退休老人，大家有时间沉下心来研究。”黄先荣回忆说。
　　如今，遵义长征学学会已有200多位会员，有纪念馆的讲解员、研究人员，也有年轻的红色讲师，年轻血液的加入，让黄先荣倍感欣慰。
　　这些年讲长征故事，最令黄先荣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听完故事的回应。
　　去年夏天，10多个上海少年来到学会办公室，请黄先荣给他们讲了1个多小时的故事。没过多久，孩子们送来一面锦旗，上书“长征铸魂、初心如炬”，落款“感受光、成为光、散发光”。
　　“但这还不够。”黄先荣说，现在他的工作重点，除了寻找一些亟待保护修缮的长征印记，接下来还要仔细研究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故事。
　　“我自己的‘长征’路还没走完，还要继续走，一直走到讲不动的那天。”黄先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