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8年，摩加迪沙。中国催款人员再次走进索马里空军办公地点，桌上摆着茶水，墙上挂着两国友好标语，气氛看似热情，欠款问题却始终无人正面回应。对方反复说：“困难是暂时的，款项一定会解决。”中方人员心里明白，这句话已经听了太多次。
这笔账，源自1979年10月签订的一份军贸合同。索马里需要向中国购买歼六战斗机和教练机，合同总金额达到3310万美元。按照约定，签约后支付20％定金，交货后支付40％，剩下的40％在试飞合格后一年半内结清。
标题中所说的“24架”，与现有合同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合同列明的飞机数量是26架，包括20架歼六、4架歼教六和2架歼教五，另有数台发动机及相关设备。不同资料在统计时，可能把部分教练机或配套项目分开计算，才出现了数字差异。
索马里之所以找到中国，并不是偶然。1969年西亚德掌权后，索马里一度实行亲苏政策，军队得到苏联装备和顾问支持。到1977年欧加登战争爆发时，索马里空军曾拥有一定规模的米格系列战机，军方也相信苏联会继续站在自己一边。
局势很快翻转。埃塞俄比亚军政府同样倒向苏联后，莫斯科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1978年初，苏联、古巴等力量介入战事，索马里军队迅速败退，苦心经营的空军体系也受到重创。苏联专家撤走，零部件供应中断，许多飞机停在机场上，能飞的不多，能保持战斗状态的更少。
美国没有接过这根“接力棒”。索马里失去了原有援助渠道，只能另寻卖家。1979年，索马里副总统兼国防部长萨马特尔访华期间，表达了购买飞机、重建空军的意愿。恰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扩大外汇来源，军品出口也承担着改善装备、积累资金的任务。
有意思的是，索马里手里还有几台苏二十二发动机。中国当时正在研究相关技术，缺少可供参考的实物。于是，双方谈判并不只是单纯买卖飞机，还夹杂着技术交换。中方代表团抵达摩加迪沙后，先花了二十天检查机场、飞机和维修条件，发现大量旧机已经失修严重，继续修复并不划算。
真正的较量发生在谈判桌上。索方不断强调贫困和友谊，希望中国降低价格，甚至有意把军贸合同谈成“援助项目”。中方则把话挑明：“友好可以谈，合同也必须执行。”索方见中方急于获得发动机，便把价格从200万抬到500万美元，后来又提出按当年从苏联购买的132万卢布成交。
中方很快查清，索马里当年并未付清那份苏联合同，只支付了其中一半。谈判因此陷入僵持。代表团随后通过使馆放出消息，称中方人员将在10月18日回国。索方意识到，再拖下去可能连订单都保不住，态度才出现变化。10月17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飞机陆续交付后，麻烦却刚刚开始。索马里先支付了部分款项，余款却一拖再拖。1988年，仍有约1700万美元没有追回。十年间，中方先后七次派人催款，有时找空军司令，有时找政府部门，甚至有人长期住在使馆等待答复。索方招待并不吝啬，饭菜和礼节都很周到，唯独不谈还钱。
中方并非没有预案。合同谈判时就考虑到索马里的经济状况，允许对方用实物或资源抵偿。既然现金难以收回，就必须寻找索马里真正拿得出的东西。考察很快转向海上，工作人员发现，索马里沿岸位于印度洋重要渔场附近，亚丁湾一带拥有金枪鱼、沙丁鱼等资源，渔业合作具备一定条件。
1988年11月21日，中索签订试捕协议，先进行一年试捕。随后，双方又在1989年2月15日签订正式合作捕鱼协议。试捕期间，中方组织五次销售，取得217吨鱼货，货值接近20万美元。数额相较欠款并不大，却证明资源抵偿不是空想。
另一边，索马里空军的歼六不断老化，维修问题重新找上门。索方请求中国派技术人员，中方提出：“先解决旧账，再派专家。”这次，索方不得不支付大部分拖欠款。不得不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一句催促，而是把对方急需的维修服务，与合同债务放在同一张谈判桌上。
1991年1月，索马里政权更迭，捕鱼合作被迫中止。此后，两国间的相关合作几经停顿。2018年12月，中国企业又与索马里签署渔业合作协议，重新获得在当地海域开展捕捞的许可。那份战机合同留下的欠款纠纷，也因此从军贸账本延伸到了海上资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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