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人友好”的播客：青年向内探求与向外连接的轻量路径

经历了“元年”之后的急速扩张，如今的中文播客正进入稳步发展阶段，用户和市场规模、内容体量以及产品形态均呈稳定增长态势。根据多项市场调查报告，2025年，中国播客的听众规模达1.5亿人，新增6.4万余档节目。从产品形态看，播客也不再仅仅是数字声音媒介：一方面，视频播客伴随着诸多名人的入局和多个视频平台的策划而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各类以播客为主题的线下活动大量涌现，成为连接创作者和用户的新型公共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播客逐渐“破圈”，但其创作者和用户还是呈现出了鲜明的圈层特征：从年龄上看，25岁-40岁的青年用户占据绝对主体；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来看，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白领是最活跃的人群。而除了这些老生常谈的年龄、教育、职业、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面向创作者和用户的调查还总结出其“I人（性格内向者）友好”的属性，即播客有助于内向人群的自我表达。在日益原子化的社会生态中，播客正在成为青年向内自我探求、向外公共参与的轻量化路径。

彰显本真：“I人”的自我探索

《CPA2025播客营销白皮书》基于对2028名听众和232位内容创作者的调研发现，78.1%的受听众为I人。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对于播客听众而言，一方面，收听播客多发生于做家务、洗澡、用餐等私人情境中；另一方面，在通勤、工作等公共场合，播客也可以让喜欢独处和探索内心世界的I人“耳机一戴、谁都不爱”，随时随地与外部世界划出界限，蜷缩进安全和舒适的独立空间。

对于播客创作者而言，相比于需要露脸、表演性更强的视频、直播等形态，以声音和内容为本位的播客更适合内向者表达观点和感受，在实现深度交流的同时，不致过度暴露自我和干涉真实生活。这一特征也折射于“小宇宙”对其平台中1500多位主播的调研：无论是创作动机还是创作类型，“个人/自我表达”都是占比最高的类型，而更有高达95%的主播是兼职进行内容创作。

这样的用户和创作者特征意味着，播客很大程度上是都市青年对工作之外的、无用而本真的自我探索。在我们之前对播客用户的访谈中，不少用户提到，日常生活中的聊天总是“有目的的”“机械化的”和“死板的”，无法满足深层精神需求；而播客中有关历史、哲学和文化现象的讨论以及对功绩、效用的反思，则使其能短暂摆脱功绩性的评价坐标，照亮职业面具之后的精神世界。这种对人生志趣的点亮也存在于创作者一端，尽管部分创作者将播客作为本职工作的拓展延伸，但更多创作者选择在播客中谈论工作之外的兴趣，表达职业身份之外的“本我”。

对自我的彰显一方面是对现实社会规则的抵抗，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管窥“本真”这一播客行业的核心属性和日益显著的文化症候。20世纪以来，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不断提升着“表述性本真”的重要性，即一个人的外在言行与内在真实自我相一致，特别是在当前AI生成内容泛滥的后真相语境下，“展露真我”和“活人感”愈发成为真人秀综艺、品牌营销乃至主流价值宣传的重要规范。

就播客而言，创作端声音的原始诚实和接收端私密的收听情境都使其成为展露本真的重要途径。这也折射于用户访谈中的高频词——“返璞归真”，即播客以声音为主体的形态，使用户免于感官过载，聚焦于对话和内容本身。即便是叠加影像的视频播客，也不像其他充斥着粗大花字和强劲背景音乐的“电子榨菜”那样带来巨大的感官和情绪负担。特别是对用户而言，占据画面中心的麦克风——而非电视访谈节目中近乎隐身的耳麦或胸麦——成为一种可贵的“技术道具”，既承担着收音的实用功能，也暗示着这是一场固定的、静止的、纯粹的对话。

需要指出的是，对自我的过度展演，也在一些媒体的讨论中，被批评为“自我神圣化”或“意义过剩”。今年8月，GQLab发布推文《播客让我彻底听不懂中文了》，以试卷答题的形式吐槽了播客中的一些略显矫饰和自我炫耀式的表达方式。例如，将“玩手机”表达为“个体在碎片化信息洪流中重新锚定自我认知秩序的一种抵抗性实践”，把“我今天什么都没干”表述为“把时间还给自己是我目前的人生课题，我拒绝用可量化的产出来证明一天存在的合理性”。这种表达方式与播客创作主体的阶层、职业和教育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伴随着“自我神圣化”批评而出现的，常常是对播客“中产味”“精英味”“说教味”的不满。

重建“附近”：轻量的公共参与

除了向内求索，播客也正成为青年公共参与的重要形态。近年来，“附近的消失”成为一个被反复讨论的概念。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都市青年大概是丧失“附近”最为严重的群体，便利的移动通讯和电商系统使“I人”无须开口和迈步，就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播客则让生活在数字之网中的青年拥有了重新和世界建立连接的可能，既聆听和共情“远方的哭声”，也能走入线下物理空间，编织“在地化”的生活。

上文提到，播客是青年用户探索本真自我的途径，而公共讨论和参与也是青年自我的重要构成。在现实生活中，关于生活状态和职业状态的讨论，占据着年轻人日常交谈的重要篇幅；而在播客中，人们则可以不必羞赧地谈论他们同样在意的理想和公共性。事实上，播客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传递的公共价值密切相关。

这种“声音乌托邦”的特征也折射于主播的创作目标，小宇宙的调研显示，主播们高度认同“播客应呈现多元观点和声音”“关注公共利益”“为弱势群体发声”等目标，这一特征在女性创作者中尤其明显。而在主播对公共利益与价值的自觉倡导之外，用户也通过发表长篇评论同主播和其他用户展开深入的公共讨论。小宇宙的平台数据显示，在发表过评论的用户中，人均评论字数为432字，并且，这些互动大多并非单向留言，23.7%的单集评论区出现了多轮对话；与此同时，不同于短视频平台中的评论大多具有短平快以及情绪化特征，播客的评论区呈现出“准专业”特征，一些用户甚至对事实细节展开核查以及对信息来源进行补充，而这正构成了高质量公共讨论的基础。

除了线上参与，播客还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有效连接线下空间的媒介形态。对思想文化类内容的偏重，使播客天然地和书店、咖啡馆、文化市集等城市空间建立起密切联系。近年来，以播客为主题的线下活动层出不穷，既包括由平台发起的漫游日、颁奖礼等活动，也包括由头部播客厂牌以及CPA等播客社区发起的播客文化节，还有由草根创作者发起的更加去中心化的社群聚会，这些仪式性活动使得已经建立了精神连接的主播和听众能更“真实”地线下相遇，无须过多铺垫就能单刀直入地展开深入对话。尽管深入，这种交流同时也是短暂和轻量化的。与演唱会类似，它更像是日常生活之外的一场“快闪”，在播客节上聊得火热的同好也可以无负担地告别，成为彼此生活中“熟络的陌生人”。

总体来看，青年群体的播客使用呈现出略显矛盾的特征：一方面，与当下的其他数字媒介相比，播客展现出了可贵的求真、求深的特征，用户可以在这里展现日常生活中需要隐藏的理想真我，并与更广阔的人群和世界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与搭子文化、AI恋人等其他青年文化类似，播客也显示出一种有限参与和抗拒他者的姿态，用户在这里进行着一种轻盈而安全的公共生活实践。

尽管播客已提供了宝贵的空间，让习惯于数字化生存的青年得以练习如何“听见”彼此，但真实的公共生活也意味着无法预测和避免的摩擦。或许，摘下耳机，让未加中介的声波——包括被摒除的噪声——直接撞击耳膜，才是建构优质公共生活的进阶之路。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