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红烛烧到一半，窗外飘起了雪花。
我32岁那年，娶了个26岁的俄罗斯姑娘。
新婚之夜，她不肯让我碰，缩在床角，像一只落在屋檐下躲雨的鸟。
她拿出一张对折的信纸，纸面发皱，是被攥出来的。
我没接。
她说，嫁给你，我只有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门外有人咳嗽。
我父亲拖着一条瘸腿站在走廊尽头，脸色在灯光下泛着青白。
他没进屋，也没走，就这样隔着半扇门站着。
我看着这个女人手里的信纸，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这张纸上写的，恐怕不是什么条件。
01
我叫黄泽宇，大连人，做木材边贸生意。
我今年32岁，未婚。
在我们那一片，这个岁数还没成家的男人，走到哪儿都要被亲戚念叨几句。
我妈为这事没少上火，逢人便托，让她帮着留心有没有合适的姑娘。
她托得最多的那个人，是我舅舅宋广平。
我舅舅在北京做完边贸，后来在满洲里扎下根来，认识不少俄罗斯那边的商人。
他头一次跟我提安娜这事，是去年入冬的时候。
电话里的他声音，透着热乎劲儿，说给我物色了一个俄罗斯姑娘，莫斯科国立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家里做木材生意，父亲过世了，母亲也走得早，现在家里没剩什么人。
我没太当回事。
电话那头，舅舅却催得紧，说人家姑娘懂中文，模样标致，又肯嫁到中国来，你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去。
我妈在旁边听了，一把抢过电话，热络地替我应了下来。
相亲被安排在舅舅位于满洲里的一套房子里。
那天我穿着新买的羽绒服，提前到了二十分钟。
客厅里暖气烧得很足，窗台上一盆绿萝养得油亮，水都是从俄罗斯那边带回来的茶具搁在茶几上。
门锁响了一声。
进来的女人穿了件灰蓝色大衣，一条淡灰色围巾搭在肩上，头发扎得很低。
她肤色很白，眼睛是浅灰蓝色的，像泡过水的山葡萄，看人的时候，总像是在看远处的东西，目光落到你身上，可又穿过你。
她个头不矮，站在门口低头换了鞋，也没打量屋里的陈设，径直走到沙发前坐下，用生硬但清楚的中文说：“你是黄泽宇。”这是个陈述句。
我点点头。
她把围巾解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半天没再说话。
屋里暖气很干，绿萝的叶子尖有一点发黄。
我咳嗽了一声，问她喝不喝水。
她摇头。
又问，饿不饿？
她又摇头。
“你敢娶我吗？”她抬起眼睛看着我。
我的脑子里，像有人拿锤子敲了一下，耳朵嗡嗡响。
这哪是相亲，哪有头一次见面这么问的。
她静静看着我，又说了一遍：“你要是敢娶我，就安排日子。”我愣在原地，手里捧着的茶杯烫得手心发疼。
后来那半个钟头里，她告诉我她父亲早年在莫斯科做家具生意，跟不少中国商人打过交道，曾经受过我父亲黄国强的大恩。
她这次来中国，一是投奔长辈，二是嫁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笑过，也没有哭过。
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妈，说想定下来。我妈在电话里喜得声音都变了调，连问了三遍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
挂了电话，我又拨了我爸的手机，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来。他在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得我以为信号断了，才开口问了一句：“姑娘叫什么名字？”
“安娜·索科洛娃。”
电话那头又陷入沉默，长到我手里的烟灰掉落下来也没察觉。末，他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娶就娶吧。”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跟安娜只见了三次面。
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她把她的护照和签证材料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说：“我准备好了。”就这五个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喜悦，也没有抗拒，只有一种近乎认命般的平静。
半个月后，婚礼在大连办完了。
酒席是我舅宋广平出的钱，他说这是他这个当舅舅的给外甥的一份心意。
他那天穿着藏青色西装，头发梳得整齐光亮，站在酒店门口迎宾，比我还像个新郎的家里人。
他走哪儿都搭着我的肩膀，跟人介绍，“泽宇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他成家我是最高兴的。”说话时眼睛总是笑成一条缝。
送走最后一批客人，我站在酒店门口，冷风迎面扑过来，酒劲散了大半。
回新房的路很短。
房间是他订好的大连一家酒店顶层的套房，推开窗户能看见海。
海面上漆黑一片，只有远处几艘货轮在黑暗里亮着灯。
安娜站在窗前，背对着我，大衣还没脱，围巾也还系着，就像她随时准备离开这个地方一样。
我想去牵她的手，她往旁边错开了一步，动作不大，但躲得很清楚。
我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
“我有些话要跟你说。”她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对折的信纸。
纸很普通，是酒店便签，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中文。
她递到我面前，手没有抖，眼睛也没有红。
她说了那句话，她说：“嫁给你，我只有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窗外传来一声闷响。楼下的车棚里，有猫把垃圾桶碰翻了。我低头看着那张信纸，纸上的字迹工整得有些刻意，像是练了很多遍才落笔写出来的。
门外传来脚步声，到了门口却又停住。我抬起头，看见一个人影从门缝处一闪而过，拖着一条使不上劲的腿，缓慢又沉重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02
信纸上的字被一盏灯照得清清楚楚。三个条件，写得很直白。
第一，不问她的过去。第二，不干涉她手里的钱，她想怎么花，用在哪里，我不许过问也无法过问。第三，若将来她提出要回俄罗斯，我不能拦她。
看完这三句话，我抬起头，她站在原地没有动，下巴微微收紧。这哪里是结婚的条件，分明是一道一道的线：你我各走各的路。
“你嫁给我，是想留在国内，还是想拿结婚证当跳板？”我问她。她没有接话。“就算是跳板，”我说，“你也该给我一句实话。”
她垂下眼，睫毛在灯光下投下一小片阴影：“我不骗你，也不会害你。”四个字打发得干干净净。
她伸手想拿回信纸，我没有松手，她的手指在纸边缘停了一下，收了回去。
门外走廊上那句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的咳嗽，是我父亲黄国强的声音。
他在年轻做生意时落下了毛病，气管不好，声音发闷，像嗓子里卡了什么东西。
刚才那声咳嗽之后，走廊就安静了。
我把信纸叠起来，放进大衣内袋：“你提的条件，我答应了。”她看着我，眼神里什么也没流露出来。
“但我也说一句，你这三个条件里不准害人。”我说，“你没有想过害我，我娶你。想好了，日子就好好过。”她沉默了很久。
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三圈，门才被从外面推开。
我妈端着一碗热汤面走进来，说怕我们散席晚肚子饿。
她看见安娜站在窗边，围巾还没摘，把碗放在桌上，笑吟吟叮嘱她趁热吃。
安娜叫了声妈，端起碗小口吃。
我妈脸上的笑松了下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说不清的东西。
我妈叫宋秀云，在家排行老大。
她弟弟宋广平比我爸小五岁，从小跟着她长大。
两人的姐弟关系一直不错，但谈不上亲热。
每逢过年，舅舅到家里来坐着，总是谈些生意场上的事，我爸话少，他就一个人唱独角戏。
第二天一早，我在酒店餐厅碰见我舅舅宋广平。
他已经退了自己那间的房，穿得整整齐齐坐在角落里喝咖啡，面前摆着一张报纸。
看见我过去，把报纸折起来：“昨晚怎么样？”我在他对面坐下：“挺好。”
“挺好就好。”他招手让服务员添了杯水，“满洲里那边，有个木材的单子，你盯一下。”他语气平淡得像聊家常，“你就当是舅舅给你的结婚贺礼。不用费什么，跑一趟，签几个字就行。”
我端着茶杯的手指紧了紧。
我舅舅宋广平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我“照顾有加”，往美了说是长辈提携，说白了我那家小公司一半以上的业务都从他指缝里漏下来的。
但每次他递给我一单生意，都是用那种轻描淡写、不容拒绝的语气。
他从来不在我面前把话说透，也不会问我愿不愿意。
他只问我哪天出发。
我说：“刚从大连回去就跑，不急吧？”他没有回答，放下咖啡杯，眼睛在我脸上扫过，末了才笑着加了一句：“你嫂子去大连这几天，你好好陪着。”
他这句话让我心里忽然硌了一下。
他说的“嫂子”是安娜。
他管安娜叫嫂子。
可这家里他是舅舅，我是外甥。
安娜虽然嫁给我，说白了在他面前还是个小辈。
他叫嫂子，这是在把关系摆平，在划界。
我没接他的话，低头喝了一口水。
凉了。
我回到客房，安娜正在整理行李箱。
她的衣物不多，叠得整整齐齐。
箱底有一只用旧布裹着的东西，她看见我进来，动作顿了一下，把它往角落里挪了挪。
我走过去蹲下来，伸手要接她手里的活，她没让开，也没有躲，身体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弦。
“我想带你出去逛逛。”我说，“大连海边，你去过没有？”
她的肩膀被我一句话放下了少许：“大衣还没干。”
“那等着。”我说，走到窗边点了根烟。
窗外的大海上，一艘货轮正缓缓驶过海湾线，船身上的红漆斑驳脱落，吃水线很深，像是满载着什么分量很重的东西。
03
安娜的大衣第二天就干了。
我带她去了海边，又去了中山广场。
她一路上话不多，但也没有抗拒。
她走路时习惯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肩膀微微前倾，像是在抵御什么。
那天下午的风很大，吹得她额前的碎发乱七八糟的。
回到家里，我妈已经做好了晚饭。
我爸坐在沙发上看新闻，听见我们进门的动静，头也没抬。
安娜走过去叫了一声爸，他应了一声，眼睛还盯着电视屏幕，握着遥控器的手指却明显收紧了。
晚饭桌上，我妈一个劲儿给安娜夹菜，问东问西。
我爸闷头吃了几口饭就放了筷子说吃饱了。
我妈说：“就吃这么一点？”他说：“最近胃口不大好。”他拖着那条瘸腿走进卧室，卧室门关得很轻，但家里的气氛多少冷下来一些。
“别理他。”我妈给安娜碗里又夹了一块排骨，“他那人就这样，心里有话说不出。”
第二天午饭时，安娜说想出门买点东西。
她走后，我妈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问她怎么了。
她解下围裙在手里绞着说，她总觉得这姑娘心里藏着事，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烙饼。
她就睡在你隔壁，你留意一点。
我妈这个人是那种芝麻大点的事都藏不住的老太太。
安娜来家里的第二天，她就发现安娜睡觉不踏实。
我没有接话，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件心虚的事。
趁安娜去卫生间洗澡，我伸手翻了她放在床头柜的随身包。
包里有一部手机、一包纸巾、一把钥匙，口袋夹层里露出一角发黄的纸。
我小心地抽出来，是一张复印件。
汇款单，半张，边缘撕得很整齐，像被人特意裁过的。
上面是俄文，我看不太懂，但左下角有一串数字，像是货物编号。
单子上的日期是三年前。
三年。
安娜的父亲就是三年前出的事。
我正要翻过来看背面的字，门口传来水声停了。
我赶紧把纸塞回原处。
安娜系着浴袍走出来时，头发还在滴水，发梢的水珠落在地板上。
她看见我坐在床边，没有问什么，只是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
那一口水平静得让人无从揣度她到底看没看见我动了她的包。
我喉咙发干，隔了很久才开口：“安娜，你父亲以前做什么生意？”她擦头发的动作停了一瞬：“家具。”就两个字。
我在等她说下去，她什么也没说。
窗外传来一阵救护车的鸣笛声。
她的目光被那声音牵走了，手里握着的毛巾抵在胸口，像在护着什么。
我借口下楼买烟，蹲在楼道入口处抽了半根，给吕鹏煊打了个电话。
他是我发小，海关工作，跟我有些年头了。
电话响了很久他才接起来：“你这点还敢打电话，蜜月还没过完呢。”我把那串货物编号报了过去，让他替我查。
他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串号像旧批号，我周一回单位翻翻档案。”
第二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
安娜不在家。
我妈说她自己出门了，说是逛街。
奇怪的是，平时她出门都要跟我说一声的，那天却只跟我妈打了招呼。
我坐在客厅等了快两个钟头，她拎着一个布袋子回来了，说买了几团毛线。
她的袖口干净，身上也没有异味。
第二天，她主动跟我说，想去看一栋老房子。
她这么说的：“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去满洲里？”我说，是，以前在那边做过生意。
她点点头，说：“那里有一栋老房子，是我父亲当年住过的。”她说得轻描淡写，语气就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可我后背一阵发凉。
她嫁给我之前，就知道我父亲黄国强和她父亲有交情。
她知道得比我多。
晚饭后，我找了个借口进杂物间翻箱倒柜。
我爸的东西多，旧账本、旧衣物、旧零件，堆了大半个房间。
我翻了十几分钟，在柜子最底层摸到一个纸卷。
上面用发黄的橡皮筋捆着几页纸，第一页是木材订购单，第二页是收据，第三页只有半个手掌大小，上面铅笔草草画了几个方框和线路，像是一张地图，可我没看明白。
门外响起脚步声。
我赶紧把纸塞回原处，顺手抓了一件旧棉袄站起来。
我爸推门进来，看见我站在杂物间里，愣了一下，目光扫过我手里的棉袄：“你找什么呢？”
“找条围巾。”我说，“天冷了，想给安娜找条厚点的。”他没有接话，目光落在柜子底层上。
那一瞬间我看到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他没有说话，但他知道他藏的东西被动过了。
那一夜，我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没有开声音。
我半夜起来倒水，看见荧幕的光把他半边脸上照得雪亮，他目光落在荧光幕上，什么都没看进去。
他手里捏着一样东西。距离远，我看不清。但我认出那个形状，是那只铁皮盒的一角。
04
吕鹏煊的消息隔了一整天才回过来。
我正坐在公司里对接一批板材的报价，手机震了一下。
他发来一张照片，是档案室里翻拍的旧文件，又跟了一条语音：“你这串号是十年前海关扣货的一个案底批号，那批货备注写的是桦木原木，实际夹带了文物出境。案子没破，货也没找到。”
我点开那张照片放大看了看，扣货记录上写着一个名字。
木材公司名字，我不认识。
但下面那行备注里有一个地址，在满洲里。
我把手机屏幕锁上，出门买了一瓶水。
我坐在车里把那瓶水喝完，然后去了我舅舅在满洲里那边的办公室。
宋广平人不在，助理说他去俄罗斯见客户了，过三天才回来。
我在他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摞报表。
我翻了翻，最上面一张是进出口货运表。
货物描述写着“桦木原木”，数量那一栏的数字，比我平时走的单子多出将近一倍。
“这批货什么时候出？”我指着一张表问助理。
他看了一眼，说是下周。
他说完又补了一句：“宋总说这批货走你公司的抬头。”我的心往下沉了沉。
我开车回大连那天，路上飘起了细雪。
到家时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客厅灯还亮着。
安娜坐在餐桌前，面前摊着几页纸，见我进来，不慌不忙地把纸收起来，夹进一本杂志里。
我没有问。
她也什么都没有说。
那个夜里，我俩一个坐在客厅，一个坐在卧室，隔着一道门，谁也没有先开那个口。
第二天一早，安娜忽然跟我说，她想回一趟满洲里。“去干什么？”我问。她顿了顿：“给我父亲扫墓。”
窗外又下起雪。她望着窗外，声音像被雪浸过一样凉：“没有。”
嫁过来这一个月，她从不提自己的父亲，这是头一次。
我答应了。
去满洲里的路上，她坐在副驾座上，一直望着窗外。
高速路两旁的树落光了叶子，黑压压一排排往后退。
她在过收费站的时候忽然问了一句：“你舅舅宋广平，在你小时候就对你好吗？”
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还行吧，他家条件好，过年总给我买新衣裳。”她说：“他给你买过东西的时候多，还是让你帮他做事的时候多？”
我没法回答，这两年来，他给我的订单不少，但我越来越觉得那些单子像是套在我脖子上的结，越拉越紧。
她在问完这句话之后，一直沉默到满洲里。
安娜父亲的墓在城郊一片公墓里，碑是新的，上面的字是新刻的。
她蹲在碑前放了一束花，没有哭，没有跪，就那么蹲了很久。
站起来的时候，她眼里没红，攥着围巾角的手指却白得吓人。
她说：“我爸爸没有病死，是死的，一个下雪天在车站，被人推下了站台。”
她转过身来，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身上：“你舅舅宋广平，就是他逼的。”她说这句话时没有流泪，没有发抖。
她的声音就像在报一串货号，平稳得让人心底发寒，“他让我父亲替他收一批货，货物丢了，索赔下来是一笔他还不起的数目。我父亲拿不出钱来，被逼到去孟买向他的一个老友借。借钱那段时间，有人故意让他吃下一桩亏本的生意，资金链断了。他走投无路，想去找你舅舅理论，结果人死在了车站。”
雪越下越大，落在她肩头，一层一层，她没有拂掉。“那你嫁给我，”我喉咙干得像含着砂纸，“是为什么？”
“你舅舅安排的。”她说，“他让我堂叔逼我嫁给你，让我替他看着你，记下你公司的货运时间，报给他。”
“可你告诉我了。”安娜低下了头，声音轻得像风吹过草尖：“因为在酒店那个晚上，你答应了那三个条件，没有再多问一句，也没有碰我。你爸爸那条腿，我父亲在信里提过，替他挡了一次债主，被人打断了腿骨。他们两个是过命的交情。”
雪花落在她睫毛上，化成一颗晶亮的水珠。
她伸手拂掉，跟我对视：“我没有退路了。我把这些都告诉你，要么你帮我，要么你把我送回宋广平那儿。”
风雪裹着公墓里枯黄的松枝，发出一阵阵啸声。
我站在那里很久，口袋里的婚戒硌着我的掌心，那枚戒指从新婚夜起一直装在口袋里没有戴过。
我掏出那枚戒指，拉起她的左手，套上她的无名指。
戒指松了一些，但套住了。
“退路留着。”我说，“这回我陪你一起走。”
05
从满洲里回来之后，我和安娜没有在语言上过多纠缠。她说出了那些话，就像往河里扔下一块石头，石头沉了，水面只是轻轻荡开几圈涟漪。
大连落了第二场雪那天，家里气氛不对劲。
我妈在厨房里剁饺子馅，菜刀碰到砧板的动静比平时响。
她看见我进来，把刀往案板上一插：“你舅舅来电话了。”我心跳落了一拍：“说什么了？”
“让你去接一趟货，说是什么桦木原木。他点名让你带安娜一块儿去。”
我下意识地看向坐在客厅里看书的安娜。
她抬起头来，跟我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但她捏住书页边角的手指，让纸页轻轻皱了一下。
“你怎么回的？”我问。
“我说你俩这两天跑边贸，人都累得散了架。”我妈拿起刀继续剁，“他也没说什么，就说过几天来家里坐坐。”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回家时看见门口多了一双皮鞋。
我认识那双鞋，鞋边沾着的黄泥是满洲里那边特有的红褐色土壤。
宋广平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坐姿端正，双手搁在膝盖上。
他看见我进门，笑眯眯地站起来：“回来了，外甥女婿。”这个称呼像一个钩子，我不想接。
“坐吧。”他招呼我，像是这个家的主人。
他在我面前倒了一杯茶，推过来，说：“舅舅长话短说，你公司大小也是个进出口抬头，舅舅在外面跑点货，用用你的路子，不碍事吧？”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皮不抬，语气像是商量，话里的钉子却一颗一颗排在桌面上。
我没接话。
他不急，用手指轻轻叩了两下桌面：“这年头生意不好做，舅舅能照顾你的地方，就一直照顾着。年轻人成家不容易，你的媳妇我给你找的，你的路子也是我给你铺的。舅舅不求你什么报答，就求你帮个忙，还帮不成了？”
话音落下，客厅里安静了几秒。
安娜端着茶盘从厨房走出来，她穿着家常毛衣，围着围裙，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媳妇在伺候小叔子喝茶。
她把茶杯搁在宋广平面前，宋广平没有看她，目光却在她端茶的手指上停了一瞬，像在一件包裹了太久的东西上检查线头。
“嫂子，”他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点意味深长的客气，“在咱们家待得惯吧？”安娜说：“挺好的。”宋广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笑了笑：“嫂子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泽宇说，也跟我说。都是一家人，别见外。”
他说完这句话便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我一眼：“对了，下周那趟货，你记得去接。”他走后，客厅里的空气像被人抽走了一样。
我妈从厨房走出来，带着满手的白面，坐在餐桌旁，半晌才开口说：“你舅舅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我说，听进去了。
我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他让你接货，别接。你爸那边的事，我多少知道一点。”
“妈。”我坐下，声音有些哑，“我爸那条腿，到底是怎么瘸的？”我妈没有说话，解开围裙，走进卧室关上门。
那天夜里，我坐在客厅里抽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凌晨一点多，卧室的门开了。
安娜穿着羊绒衫走出来，头发有些乱，她站在客厅中央，看了我一会儿，说：“那趟货，你可能必须得去。”她说：“你不去，他会起疑心。他起了疑心，后面的事你都查不了。”她走过来，把我手里的烟拿掉，掐灭在烟灰缸里：“去吧。我跟你一起。”
第二天一早，我拨通了宋广平的电话：“表哥，那批货我去接。”电话那端，他笑了一声：“这就对了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桌前良久，给吕鹏煊发了一条信息：“下周三，满洲里，你盯着。”
06
发车那天早上，天阴得厉害。
我和安娜坐早班车去了满洲里。
宋广平的助理在货运站门口等着，递给我一沓单据：“签一下提货单，就完事了。”单据上的货物名称是桦木原木，十二箱，报关重量和实际重量那一栏填写的数字看起来正常。
我在提货单上签了名。
穿着工装的人开着叉车把第一只木箱拖过来，箱盖撬开，木头塞得整整齐齐，侧面没留什么缝隙。
我不动声色蹲下来看了两眼，顺手在箱边摸了一把。
木头上落了灰，手指碾了一下，灰是干的。
我心里稍微有了底。
安娜站在仓库门口，没有进来。
她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望向仓库深处。
那十二只木箱全部装着桦木原木，没有异常。
宋广平的那批货干干净净，除了桦木，什么也没有。
我站那帮工人面前愣了好几秒，像被人往嘴里塞了一团棉花。
安娜走过来，站在我身边，什么也没说，但她的呼吸轻轻顿了一下，就像是看见了一样原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东西。
宋广平的助理收好单据，朝我微微点头：“黄总，辛苦了。”他转身坐上车走了。
我站在原地，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砸在耳膜上，缓慢而沉重。
“他在试我。”我说，“他知道我在查他，故意给了我一趟干净的货，让我安心。”安娜没说话，过了半晌才点点头：“也可能他已经知道了。”
那天晚上我接了吕鹏煊的一个电话。
他的语气没有了往日的调侃，压低声音说：“你的公司明天有人来查账。”第二天上午十点，大连那边的人电话打了过来，说我公司账目有问题，涉及几笔进口申报与实际产品不符，税局冻结了我的对公账户，让我配合调查。
这事发生得比满洲里的雪还快。
傍晚在家里，我坐在沙发上没动。
门外有人敲门。
我妈去开的门，站门口说了几句什么，然后退进来，脸色发白。
宋广平跟在她身后走进来，外套都没脱，脸上带着一种让人说不出的神情。
他站在我面前，说：“怎么，公司出事了？”他的语气是关心的，甚至在说话的同时他也从茶几上拿起水杯给我倒了杯热水。
他坐在我对面，看着我把那杯水握在手心里没有喝。
“舅舅知道你那批货摊上事了。”宋广平把水杯拿到嘴边吹了吹，“你别着急，舅舅帮你查查。你这公司新开不久，底子薄，经不起查。”他说完这句便站起来走了。
客厅里剩我一个人，那杯水已经凉了。
我听见我妈在卧室里跟我爸吵架，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颤意。
我推门进去，妈坐在床边抹眼角的动作让我停住了。
我爸坐在窗边的老藤椅上，手边放着一只铁皮盒。
他看到我进来，把铁皮盒子往膝盖底下挪了挪，动作很小，却别扭得像一个小孩藏糖纸。
“爸，”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你这条腿，是你自己摔的，还是被人打的？”
他没有回答。
藤椅的几条木条在灯光下发亮，是他坐在上面磨了二十年磨出来的。
他从裤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了一口，然后像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似的，说：“你那个舅舅，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批货走的是谁的路子？”我说了句，说了。
他点了点头，又吸了一口烟，烟雾扑在他脸上，使他的神情显得模糊而遥远：“你舅舅的路子，是我牵的。”
那根烟在他手指间烧了一截，他没有抽完就把它掐在烟灰缸里了：“十年前，你舅舅宋广平找到我，说有一批货要从俄罗斯过境到国内，需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做中间商。他让我搭个桥，介绍一个那边的供货商。”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那个人，是安娜的父亲。”他隔着烟雾看向门外，像在看很远的地方，“我搭了这个桥，宋广平开始跟安娜的父亲做生意。后来他们在货里夹带东西，出了事，货主把损失转到安娜父亲头上。你舅舅把这单亏空做成了合同纠纷，白纸黑字的，让安娜父亲背了全责。安娜父亲来找过我，说那把刀是你舅舅递的。我去满洲里，想跟宋广平当面说清这件事，被人拦住了，打断了腿。”他说完这些话，把那只铁皮盒从膝盖底下拿出来，放到桌上打开。
里面放着两张纸。
一张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旧汇款单；另一张是一张展开的草稿纸，上面画着线条和方框，像某栋建筑的平面图。
“这两样东西，是安娜父亲当年逃到大连时塞给我的。他说这东西能保他女儿，后来他没来得及拿回去。”我站在父亲面前，喉咙发紧，伸手想去拿那张手绘图，手在半空停住，“你为什么要收起来？”
“我怕。”他抬起头看着我，眼角的皱纹像是被刀刻进去的，“我怕你跟你舅舅一样走上那条路。这么多年我没敢拿出来，是怕连累你。现在你已经卷进来了，这东西再藏着，你就要被吞得连骨头都不剩。”
他说完这句话把铁皮盒推到我面前。
我伸出手接过那只盒子，盒盖上的铁锈硌着我的手掌心。
他坐在藤椅里没有再说话，眼睛闭着，像是用尽了全部力气。
门缝里，安娜端着一杯水站在那里，手搭在门框上，指节有些发白。
她看着我手里的铁皮盒，又看着我。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但我看懂了她的口型。
他说的是：“我爸爸的。”
07
铁皮盒里的那两张纸，成了破局的钥匙。
我把旧汇款单和手绘图带出门，在小区楼下的车里坐了很久。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吕鹏煊在那头打了个哈欠，我把事情挑明了：宋广平很可能跟我公司账目被冻结有关。
吕鹏煊的语气一沉，说：“泽宇，这个忙可以帮你，但你要想清楚路怎么走，走错一步全折进去。”我说：“我已经在里面了。”
吕鹏煊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才说：“你把那两张纸拍清楚发过来。安娜父亲有没有跟你说过，宋广平在满洲里藏货的地方？”我说：“手绘图上有标注。”吕鹏煊又说：“你先别动，我去查。”
挂了电话，我坐在车里抽完半包烟才上楼。
客厅里，宋广平正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一杯喝了一半的茶。
他翘着二郎腿，看上去像是等了好一阵子。
“去哪儿？”他端着茶杯吹了吹浮沫。
他抬眼看了看我，嘴角挂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弧度：“你媳妇刚才经过客厅，摔了一跤，我扶了她一把。”我迅速扫了一眼安娜的卧室方向：“她呢？”
“屋里面。”宋广平把茶杯放下来，“没事，就是脚崴了一下，不严重。”
我推开卧室门，安娜坐在床沿上，左脚踝外侧敷着一块凉毛巾。
她低着头，头发挡住了半边脸：“没事，我自己没站稳。”她的嗓音没有什么异常。
可我走近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瞬间，她的眼睛里闪过什么。
不是害怕，是警告。
“你舅舅刚才跟我说了一句话。”她压低声音，用俄语说道。
我愣了下。
她的中文说得一向流利，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俄语。
这句话的意思像是：他知道了。
他说，你父亲当年留下的东西，你已经拿到了。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来。
宋广平还在客厅。
晚饭是我妈做的，四菜一汤，摆得整整齐齐。
饭桌上，宋广平比平时话多，说他在满洲里的生意，说边境贸易的红火，说我公司的账目已经找关系打点了。
他没有提安娜父亲的名字，也没有提铁皮盒。
饭后，我妈去洗碗，我陪着宋广平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他忽然开口说：“你爸身体还好吧？”我说，还行。
他点点头：“让他把东西收好，赶明儿我去看看那对玉镇纸，上了年头的玩意儿了。”他说完这句话就拿外套，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的公司，舅舅帮你盯着。”门在他身后关上。
深夜，我站在阳台上抽烟，安娜从卧室里走出来，到我身边。
她低声说：“他知道了，他会趁你没找到证据之前收走货，时间不多了。”我们做了个决定：把这批货引出来，抛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诱饵。
第二天中午，我打通了宋广平的电话：“宋总，我手里有两张纸，是安娜父亲留下来的，上过手才知道是好东西。你要是有兴趣，我拿给你看看。”他停顿了很长时间。
“黄泽宇，你这是在跟我玩火。”我说：“宋总，谈生意嘛。”
满洲里货运站的仓库门口，北风卷着雪粒子扫在铁皮墙上。
宋广平的车停在几十米外。
他亲自来的，助理替他撑着伞。
他走到仓库门口时，烟头丢在脚底踩灭：“货呢？”我说：“在里面。”
我推开仓库铁门，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辆叉车停在角落。
没有木箱，没有桦木原木。
宋广平站在原地，目光缓缓扫过整间仓库。
他转过身来时，脸上那层和气的面具已经不见了：“你耍我。”
“宋总，”我说，“你那批货十二箱桦木原木里，夹了多少东西？”他没有说话，目光阴冷地看着我。
“货在哪儿？”他又问了一遍。
我说：“有人替你先收走了。”
我叫吕鹏煊立刻截货，跟吕鹏煊约了在出关前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