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平方：评定研究员职称时，作为领导他将自己从一级改为了二级

1956年1月的北京，冷得干脆。中央刚刚开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全国上下都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开始了一项此前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评定研究员职称。这事儿放在今天，无非是填表、答辩、公示、发文件，一套流程走完，谁上谁下一目了然。但在那个年代，给学者定级，是一件需要反复掂量的事。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1977年7月24日)

文学所是什么来头？1953年成立，最初附设于北京大学，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1955年划归中国科学院，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遇难，何其芳接任所长，一直干到1977年去世。这个所汇集了钱锺书、俞平伯、余冠英、卞之琳、杨绛等一批顶尖学者，后来被称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国家队”。在这样一个地方给研究员定级，定的是学术地位，也是一辈子的名分。

何其芳这个人，今天很多年轻人未必熟悉。不过翻一翻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过他。四川万县人，原名何永芳，1912年生，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二十岁出头就以诗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与卞之琳、李广田并称“汉园三诗人”。他的文字早年唯美、精致，写的是梦，是黄昏，是少年人的忧伤。后来去了延安，整个人变了，写的变成了《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一个人的文风能转这么大的弯，说明他把“改造”两个字当了真，不是嘴上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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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评职称的时候，文学所拟定了一份内部名单。一级研究员三名：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二级研究员九名：孙楷第、余冠英、王伯祥、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潘家洵、缪朗山、陈涌。三级研究员五名：力扬、杨季康（杨绛）、罗念生、毛星、贾芝。名单不长，可每一个名字放到今天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钱锺书定一级，没人有意见。他的学问摆在那里，中西贯通，古今打通，谁也说不出二话。然而俞平伯定一级，有人不同意。理由很简单：俞平伯刚刚因为《红楼梦研究》受到全国性的批判。1954年，从《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到《人民日报》刊发声讨檄文，再到毛泽东亲自写信批评“容忍俞平伯唯心论”，这场批判的烈度，用当时《人民日报》记者的话说，“使人有点不寒而栗”。1956年评职称，批俞平伯的硝烟还没散尽，毛泽东的批评言犹在耳，这时候给俞平伯定一级，是要担风险的。

但何其芳不这么看。据陈涌回忆，何其芳当时很动情地说了一句话：“把俞先生评为二级，给我评为一级，我是他的学生，而且都在一个所，老师是二级，学生是一级，这是不行的。”他又说：“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且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应该评为一级研究员。他是我的老师，老师定为二级，而学生却一级，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批判，而影响晋级职称。”

这话说得平实，没有什么大词，但分量很重。1956年，反右还没开始，可政治运动的风声已经紧了。何其芳身为文学所的党内负责人、领导小组组长，他完全可以顺水推舟——俞平伯被批判了，评个二级谁也说不出什么，自己评一级名正言顺。何其芳偏偏不。他把自己的名字从一级名单上划掉，改成了二级。

一个领导，在定级的节骨眼上，把自己往下调，把老师往上提。这事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算得上稀罕。更稀罕的是，他自己划掉名字还不够，还得说服别人同意俞平伯定一级。当时学术委员会里有人坚持不同意，何其芳反复做工作。最终，一级研究员的名单定了下来：钱锺书、俞平伯，以及——何其芳。所里没有接受他的谦让，还是把他评了一级。

何其芳把这个结果告诉俞平伯本人。俞平伯的回答是四个字：“差不多，差不多。”这六个字，像极了那一代学者的做派——不惊不喜，不卑不亢，一辈子的学问和遭遇都装在这六个字里头了。

俞平伯是什么人？他是俞樾的曾孙，家学渊源，诗词曲赋无一不精，在红学上的造诣更是公认的。何其芳当年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就听过俞平伯的诗词欣赏课，二人就此结下师生之谊。后来何其芳受命筹建文学所，提前把俞平伯调入，从事《红楼梦》的校勘工作。俞平伯在《纪念何其芳先生》一文中说：“与其芳几十年的交往，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知己。他给我的帮助很多，是我非常感谢的。”

这里得说说那个年代研究员级别的分量。1956年定的级别，不是虚名，是实打实的待遇差别。一级研究员享受一级营养补贴，每月有肉票、油票、鱼票、豆票。一般市民只有半斤肉票、一斤鱼票，一级研究员的标准要高出不少。布票全民每人每年六尺，一级研究员另有额外照顾。而且这个级别一旦定下来，基本就不会再变了。钱锺书后来跟杨绛说了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从此你就永远是三级了。”还真被他说中了，杨绛一直到去世，都是三级研究员。

也就是说，何其芳让出去的那个“一级”，不是面子上的好看，而是真金白银的待遇、一辈子的身份。一个人愿意把到手的东西让出去，让给一个刚被全国批判的老师，这事放在今天，恐怕很多人会觉得不可理解——亏不亏？

何其芳不觉得亏。或者说，他心里的账不是这么算的。他算的是一笔更大的账：俞平伯的学问值一级，那就应该是一级。跟批不批判没关系，跟让不让也没关系。

有意思的是，同一批名单里，还有一个细节容易被忽略。当代文艺理论家、原名舒增才的毛星，原定为二级研究员，他自己坚持改为三级。杨绛被定为三级，钱锺书告诉她这个结果时，她大概也没多说什么。那一代学者对级别的态度，似乎普遍有一种“差不多就行”的淡然。少年时即与叶圣陶、顾颉刚等结为挚友、应郑振铎之邀加入文学所的王伯祥在日记里写道，自己被列为二级，“似已忝占，当然无意可申”。他关心的倒不是自己，而是提了一句“余冠英同志负责一组，似应有异”。

你把这些细节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画面：一群真正有学问的人，面对级别和待遇，第一反应不是争，而是让。何其芳让一级，毛星从二级让到三级，王伯祥二级都觉得“忝占”。这不是虚伪，那个年代的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有一种今天很难理解的体面。

体面归体面，代价也是实实在在的。何其芳为俞平伯“包庇”的事，后来在一次次运动中反复被拿出来说。1957年反右，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每一次运动都要追究“为什么被批判的俞平伯仍然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就升级成了“罪行”。何其芳写了一份又一份检讨，多年积累下来，有一尺多厚。马靖云在文章里感慨：“如用相同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他朝思暮想、难以放弃的百万字长篇小说的创作，恐怕早已完成了。最终却仅仅写了几章。”

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一个本可以写出更多作品的人，后半辈子把大量精力花在了写检讨上。而他检讨的内容，不过是因为他坚持给一个被批判的老师评了一级研究员。

何其芳1977年去世，65岁。他生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是中国社科院最早的一批学部委员之一。他的代表作——《预言》《画梦录》《夜歌和白天的歌》《论〈红楼梦〉》《文学艺术的春天》——到今天还在被阅读、被研究。不过他留给文学所最重要的遗产，也许不是哪本书、哪篇文章，而是一种风气：在这个地方，学问归学问，政治归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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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头再看1956年那份名单，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杨绛、卞之琳、李健吾……这些名字放在一起，几乎就是半部中国现代学术史。而那一年，这些人在一张桌子上讨论谁该定一级、谁该定二级，讨论得认真、坦率，有争论但没有暗算，有分歧但没有倾轧。讨论完了，何其芳把自己的名字划掉，换上老师的名字。俞平伯知道了，说“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大家继续做学问。

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何其芳划掉自己名字的那个动作，到今天还在被人反复提起。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动作，后来越来越少了。而小动作，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