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波：人民军队的“世界一流”，和美军的“世界一流”是一回事吗？

20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按照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既定日程，这一年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标志着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完成阶段性的战略任务，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和美国相比如何？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又有哪些不同？这个目标的建设，对解决台湾问题又意味着什么？

月前，《南华早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2027年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与美国的竞争、台湾问题、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等系列问题，独家专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北京对话获授权将对话编译如下，以飨读者。

（编译：北京对话｜杨敏）

南华早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迎来2027年建军百年，这是中国设定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节点。这一目标究竟意味着什么？

周波：中国设定了两个重大军事目标，一是在2027年建军一百年之际，二是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注：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2049年前后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在这两个里程碑之间，中国计划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意味着，按照中国自身的高标准，到2027年时解放军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

目前已经明确的最高目标，是到2049年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过，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究竟有多少个国家的军队可以被视为世界一流军队？中国政府对此并未做出具体界定。

如果只有一个，那显然就是美国。但如果可以不止一个，那么中国难道不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之一了吗？

解放军的国防预算大约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但约为俄罗斯的1.8倍。解放军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和数量最多的海军舰艇，其最先进的战斗机数量大幅超过俄罗斯。中美两国也是应用前沿军事技术领域的两个主导大国。

因此，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世界一流军队”。如果有多个世界一流军队，那么中国可以说已经跻身其中。如果这个标准极高（有且仅有一个），那么2049年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要与美国并驾齐驱。

但中国军力有可能超越美国吗？要验证这一点是很困难的。美国打过很多场战争，而中国一直保持着和平发展，我希望这种和平能够延续下去。

南华早报：解放军在实现2027年目标的进程中，是否有可量化的显性指标，例如航母编队的发展或国防预算？

周波：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看。

有些发展是非常直观的。例如，外界很容易观察到中国是否有新航母入列，或者航母是否配备了电磁弹射系统。

然而，其他维度的因素则难以评估。

例如，无法准确得知官兵在实战中的真实表现。像战斗力、士气以及人员在战时的应变操作能力等软实力，除非战争真正爆发，否则很难评估。

在我看来，中国能做的就是保持清晰的长期目标，进行日益精细化的训练，并维持对国防的持续投入。所谓持续投入，指的是平稳、可预期的增长，而非急剧或突发性的暴涨。

中国国防开支模式的宝贵之处在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正式举行。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新华社

南华早报：您提到有些能力在和平时期难以检验。面对AI等新兴军事技术，解放军在缺乏像美国那样从近期冲突中获得实战经验的情况下，是否面临检验作战能力的挑战？

周波：美国的一大特点在于，能够在持续进行的战争中对其武器系统进行实战检验。

中国则面临一个“困境”，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未能有机会在实战中检验其武器装备。

但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和平本身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最大的红利。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使中国得以上升到今天的地位。一把宝剑如不试，又怎知剑锋几何？但你总不能因为“霜刃未曾试”，就真的去砍别人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如此，并不能得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不了仗”的错误结论。

这是西方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即认为由于中国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解放军可能缺乏实战能力。

这个问题很容易厘清。

例如，在中国进行的各类导弹发射中——无论是潜射导弹还是向南太平洋发射的陆基导弹，有任何一次失败过吗？没有，一次都没有。巴基斯坦空军在与印度的空战中使用中国制造的战斗机，也证明了中国空中力量的战斗力。

人们不应怀疑中国的军事能力。中国军事能力背后有无与伦比的国防工业体系支撑，更有战略雄心、周密规划以及稳定持续的投入。我认为上述目标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2025年9月3日，中国以一场盛大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新华社

南华早报：有外界评估将解放军“2027年建军一百年目标”与台湾问题挂钩。这种观点可信度如何？自中国领导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会晤以来，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是否有所下降？

周波：我认为中国政府是真诚希望实现和平统一的。

这不仅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表态中，也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如国民党主席访问北京期间。这次访问不仅有热情的欢迎，还有10项惠台措施。这显然是为了造福台湾同胞，而且必然经过了周密准备，绝非一朝一夕构思出来的产物。

人们总是谈论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中的“大棒”因素，却从不讨论面向台湾同胞的“胡萝卜”因素。

现实情况是，我们希望恢复两岸正常的交流。然而，台湾当局害怕和阻断了这种两岸互动，甚至包括学术交流。

南华早报：关于对“2027年”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多年间，许多美国将领做出了互相矛盾的预测。这些猜测中有最终被证实的吗？

周波：我认为这种预测是极不负责任的。甚至在美国政府最高层，关于所谓的“2027年台湾”的说法也存在分歧。例如，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关于台海局势的言论，就与其前任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表态几乎截然相反。

我认为大陆依然希望实现和平统一，正因为抱有希望，才不会给出具体的时间节点。但这种时间表的不存在，却让某些人不断猜测。

中国从未放弃保留使用非和平方式的选项，这在中国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尽管如此，我坚信和平统一依然是核心目标。

南华早报：对于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的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军售，您如何评估？

周波：我认为，从现在开始，未来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如果美国坚持继续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中国可以采取三种反制手段：

首先，如果中国认定美国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可能会选择不履行对美作出的某些承诺，包括商业协议。这可能涉及波音飞机、牛肉和大豆等产品，而这些产品对中国而言并非不可替代。

其次，中国可以采取更广泛的综合反制措施。

最后，中国大陆可以在台海周边举行更频繁、更复杂的军事演习。

最终，我相信华盛顿会不得不面临一个终极问题：即使对台湾地区军售利润丰厚，但如果风险远大于收益，其意义何在？而这个疑问，将比美国预想的更早到来。

南华早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5月会晤中同意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究竟有多稳定，或者说有多脆弱？

周波：这个概念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是中美两国首次就此类概念达成一致。它本质上指的是中美之间力量平衡的状态。

我倾向于认为这对中国意义更为重大。许多中国人过去可能认为美国一直在欺负中国、看不起中国。

至于这种稳定性能否维持，我认为“建设性”一词分量极重。它寄托了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但关键在于如何让这种关系真正变得具有建设性，而非破坏性。

当然，如果把台湾问题纳入考虑，始终如一的“建设性”目标可能无法保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并不保证其会直接或全面卷入冲突。

此外，中美关系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竞争关系，但并不排除某些领域的合作。问题在于哪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答案显然是竞争。

这种稳定状态必然会面临许多挑战。美方可能强调公平与平等，而中方强调相互尊重，两者核心诉求基本一致。但无论如何，这种稳定性无法完全排除南海和台海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

南华早报：关于台湾问题，您认为特朗普政府——或者至少特朗普本人——正在偏离美国长期奉行的政策吗？

周波：首先，他曾表示美军不应该去9500英里之外打仗。其次，他表示尚未就对台湾地区军售做出决定。

我认为，他曾倾向于做出决定，但发现很难。在北京期间，特朗普并未在台湾问题上多做表态，但今年两位领导人未来还有会晤的机会。在这些会晤中，他会就台湾问题和军售表示什么？北京又将作何反应？这些都是他必须考虑的。

这或许表明了一种调整的可能，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特朗普提出的军售方案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打算减少军售次数，但增加单次出售的武器数量。就频率而言，这可能会让每批军售的规模更大，同时减少交易的次数。这样中国就只会抗议一次，而不是针对三次不同的军售提出三次独立的抗议。

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大陆的实力相较于台湾完全是压倒性的。因此，台湾买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当然，台湾当局会觉得，无论多贵，他们都必须购买这份“保险”。

南华早报：美国试图重建其造船业和国防工业基础，这是否意味着与中国展开更深层次的工业竞争？这将如何影响长期的军事平衡以及双方延续冲突的能力？

周波：从军事角度看，美国已不再具备过去那种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其力量的能力。

美国越来越把关注重点放在西半球和亚太地区，这表明已没有足够的资源在世界各地维持同样强大的存在。

美国的造船业远落后于中国，这一点对美国海军的影响显而易见。某些评估认为，中国的造船产能是美国的230多倍。我能理解华盛顿为何急于重塑其造船能力（包括通过与日韩合作），但我很怀疑这能在短期内实现。

不同领域的情况也有所区别。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依然保持优势，但据称与中国的差距正在缩小至数月之间；而美国更广泛的工业与制造业能力确实出现了明显削弱。

这引发了两个问题：美国是否真的在衰落？它还能否复苏？

唱衰美国衰落最多的其实是美国人自己。我将特朗普称为“唱衰美国的特朗普”。他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这一口号，本身就隐含着“美国已经衰落”的前置假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美国国内“哀鸿遍野”（carnage），这帮助他赢得了第一个总统任期，因为许多选民显然已经接受了这种观点。

美国此前曾几次从被视为衰落的时期中恢复过来，包括越战之后。一些人认为，这次它也会再次复苏。

然而，我认为此次情况可能有本质性的不同。因为即使在越战期间，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基础。

而今天，这一基础已经削弱，表明某种更为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发生。

2020年11月3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

南华早报：中国海军在7月初成功完成潜射战略导弹试验任务，并随后披露了相关信息。您对此次试验及美方的反应有何评估？

周波：我想人们对中国的导弹发射多少有些好奇，部分原因是中国过去试射的频率确实不高。

这种类型的试射显然带有战略意涵，尽管不同国家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从军事和技术角度来看，导弹试验是完全有必要的。即便在装备部署服役后，定期进行测试对于验证系统是否持续有效、确保作战能力依然不可或缺。

针对美方官员据报称“中国在发射前仅提前数小时通报、并非其他核大国惯常做法”的言论，我认为国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来规定此类通报必须提前多久。

我认为建立机制化的相互通报机制固然是理想的，但只要美国坚持推进其“金穹”项目（指美国构想的整合陆基、海基与天基感应器和拦截器的综合导弹防御系统），这种机制就很难落地。

“金穹”代表着最高层级的军备竞赛，严重威胁中美和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虽然这个概念超出了纯军事范畴，但对军事稳定至关重要。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建立在核武库数量对等（numerical parity）的基础上。

但我个人认为，中美的战略稳定绝不会建立在核弹头数量的绝对对等上。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去追求5000枚以上的核弹头来匹配美国的核武器规模。

如果中国的目标是遏制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中国需要多少枚核弹头？

即使按照五角大楼的最高估计——即中国在2035年之前拥有1500枚核弹头——假设这一预测准确，这一数字仍然远低于美国。

我的观点是，中国应该拥有足够的核武器，以遏制美国任何可能的核冒险行为。所需的具体数量取决于两个因素：美方核力量如何发展，以及中国需要如何应对。

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台海发生冲突，中国绝不希望受到核胁迫。

第二个因素涉及更广泛的全球战略层面，其目标是维持战略稳定。这在中国“十五五”规划中也有所提及。我们应当维护全球核稳定。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只拥有几百枚核武器，这种稳定该如何维持？

人们不应过度担忧中国的核武器，因为“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中国长期坚持且最稳固的国防政策之一。

南华早报：AI技术将如何影响中美之间的长期军事平衡？

周波：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并非绝对稳固。

即便一方在某些特定领域拥有优势，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方面可能更强，整体态势错综复杂。

我认为两国都在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

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军队必须具备极强的适应能力。如果你看了去年的阅兵式，就会发现解放军并非仅仅在观望这些发展，而是已经采取步骤应对这些新兴挑战。

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究竟有多快，或者它会在哪些具体领域推进最快。

在战时，不仅是人类，人工智能也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学习和进化。在乌克兰战场和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工智能改变战场的速度有多快，战场重塑多么迅速。

我坚信，应当制定规则限制人工智能在军事决策中的使用。但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许多案例中看到的，规则往往在事故发生后才建立。冷战期间，就曾多次出现过核攻击的误报。希望我们永远不会遭遇人工智能引发的误报，特别是在军事领域。

南华早报：美军持续加强在第一岛链的部署，而解放军也频繁穿透岛链开展行动。在您看来，第一岛链是否还具备冷战时期的战略意义？

周波：关于第一岛链，我认为它对解放军的战略意义已大不如前，因为解放军现在的实力要强大得多，而且美军在这些国家军事基地驻扎的总体规模并不算庞大。

其次，我严重怀疑，在真正爆发冲突时，美国的这些盟国能否提供实质性的有效协助。我认为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寻求“两头下注”。

日本可能是个例外，因为它在法律上有义务向美军提供基地。但日本是否会更进一步与美军“肩并肩”作战，还要打一个问号，除非日本确认自身面临存亡危机。

正因如此，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此类情境描述为存亡危机时，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批评。因此，并不能保证她所描述的情境在现实中一定会发生。

2026年7月2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本杰明·沃森中将访问韩国海军陆战队总部，讨论联合训练与军事合作。美国印太司令部官网

南华早报：近期日菲之间的军事合作不断加强。这一发展如何挑战中国的战略利益？

周波：对军事规划者而言，周边安全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为战术推演增加了新变量，自然是值得关注的。这些是中方必须密切关注的趋势，但我并不认为它们是能够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

在南海，日本很大程度上仍然扮演着象征性的角色。尽管向菲律宾提供了帮助，但日本海军并未实际出现。我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姿态，军事意义十分有限。

在台湾海峡，我们首先应当记住，美国的介入我们要纳入考量，但也并非必然。中国越强大，其他国家干预的意愿就会越低。因此，除了在法律义务下提供基地外，日本扮演着次要的角色。

日本甚至在提供基地方面也会有所顾虑，因为它必须考虑自身的安全。日本不可能简单地说：“我们只是提供基地，并没有参战。”

如果美军战机从日本基地起飞参与台海作战，中国就会将日本视为参战方。美国兰德公司认为，日本领导人大概不到最后关头，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策。

我相信菲律宾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风险。它想利用美国，但没有到让自己成为打击目标本身的程度。因此，菲律宾设置了条件限制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包括在战时限制将基地用于发动进攻。

南华早报：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两国之间的军事接触是否会增加军事意外发生的风险？

周波：中日两国海军舰艇很少相遇，因此风险较低。但中美海军舰艇经常相遇。中美日三方都是《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CUES）的成员国，同时也建有海空联络机制。这些安排提供了旨在防止意外的技术性规则，尽管它们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所有这些规则都是技术性的，但规则之上，还有政治存在。

因此，窄义上的物理性的“安全”与广义上的政治上的“安全”（safety vs security）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技术规则解决的是物理性的安全问题，但要确保安全，就需要更广泛的政治考虑，双方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致。

回到特定议题，如果中美两国海军能在海上相互规避，自然更为安全。然而，即使双方保持所谓的安全距离，问题依然存在：究竟多远才算安全距离？

非常遗憾，目前没有任何法规或协议精确界定安全距离。

因此，安全条例最终只能依赖三个抽象的概念：良好的飞行技艺、良好的航海技艺以及自主判断——而这种判断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

制定规则是因为双方都有底线，即谁也不希望发生意外。因此，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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