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丨三个维度看阿拉伯中国学的发展

历史溯源：阿拉伯世界中国学的起源与转型

自7世纪起，阿拉伯地理文献与游记中已出现关于中国的记载，陆海丝绸之路为早期中阿认知奠定了基础。然而，阿拉伯中国学真正作为一种自觉的、系统化的学术研究传统，则始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穆斯林学者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为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窗口。1956年中埃建交后，中阿文化交流进入制度化轨道，阿拉伯中国学从零星的个人兴趣，逐步走向有组织的学术研究。

此后数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对阿拉伯世界形成了日益增强的知识吸引力。尤其是中国在减贫、基建、科技创新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促使阿拉伯学者超越古典语言文化的兴趣边界，将目光转向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效应。埃及汉学家艾哈迈德·赛义德曾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中国各领域快速发展，发展经验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这种知识重心的迁移，既是中阿关系深化的学术映射，也反映出阿拉伯学界认知中国的范式正在从侧重历史文化的“汉学”，转向关切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国学”。

图片来源：中国文化研究院

视野拓展：研究议题的多元演进与纵深

阿拉伯中国学议题的拓展，集中体现在政治与战略、经济、安全与治理、文化与认知四个维度。每一维度的演进，都对应着阿拉伯学界认知中国的深度与广度的跃升。

政治与战略维度的研究重心从双边关系向多边格局转变。早期研究聚焦于中阿双边框架内的外交互动，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日益凸显，阿拉伯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多边合作与全球秩序重构。沙特费萨尔国王学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主席图尔基·费萨尔亲王认为“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走向终结，中东国家与中国应在多极化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埃及思想与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努拉·阿瓦丁指出中国正通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新型国际组织的扩员，以及中阿、中非合作论坛等区域合作机制，推动世界从单极霸权朝着更加公平的多极化秩序发展。

沙特费萨尔国王学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设有中国学研究项目（图片来源：费萨尔国王基金会）

经济维度的议题从贸易互补转型到发展模式借鉴。早期的经济研究主要关注中阿贸易结构、能源安全等互补性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持续显现，阿拉伯学者的兴趣逐渐转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可借鉴经验。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的战略规划及世界贸易战的未来走向》一书系统归纳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核心经验：成本控制、环保平衡、农业减贫、可再生能源发展及灵活的政策工具等。约旦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的《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一书，在阿拉伯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多次再版并被纳入约旦“全民阅读计划”，系统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经验对阿拉伯世界的启示，体现了阿拉伯学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层关切。

安全与治理维度的研究视野正从区域稳定向全球治理延伸。安全议题虽起步较晚但势头迅猛，从中国在巴以冲突、也门内战中的斡旋角色，延伸至对全球安全架构的重新思考。卡塔尔半岛研究中心的文章从能源、贸易、军售等多个维度探讨了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埃及思想与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努拉·阿瓦丁指出，中国发展军事实力并非谋求霸权，而是为地区提供平衡西方单边主义的新安全选项。这一判断突破了西方话语对中国安全政策的单向度解读，为阿拉伯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提供了更具建设性的分析框架。

埃及著名汉学家、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文化与认知维度是阿拉伯中国学最古老也最具传承性的领域，其研究内涵从早期汉学的语言文学翻译，延展至传统文化对当代政策的深层影响及中阿价值体系的比较。埃及汉学家、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长期专注翻译中国作品，出版《论语》《边城》《活着》等40余部译作，曾获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教授穆赫辛·法尔贾尼参与翻译《诗经》《道德经》等经典作品，曾获“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杰卜则实现了从“文本翻译”到“文化编码”的学术跨越，从文明比较视角指出，中国“天下为公”与伊斯兰“乌玛”理念内在一致，标志着阿拉伯中国学从“翻译介绍”到“文明对话”的范式跃迁。

埃及著名汉学家、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教授穆赫辛·法尔贾尼（图片来源：新华社）

格局重塑：从分散到机制化的研究生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峰会等高层对话机制的建立，为阿拉伯中国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外部驱动力。中方通过设立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推动中阿智库联盟建设、支持孔子学院发展等举措，为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制度化的知识供给平台。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也日益意识到自主开展中国研究的战略意义，陆续在多个学术机构中增设中国研究板块。

但就整体格局而言，阿拉伯国家中国学机构呈现出分布相对分散、体系化程度有待提升的特点。多数研究力量依附于高校区域研究中心、孔子学院等教学与文化机构，或散见于综合性智库的亚洲研究板块中，尚未形成具有区域联动性与学科整合力的中国学研究网络。这既限制了研究议题的纵深发展与理论创新，也影响了阿拉伯学界对中国发展整体性与动态性的把握能力。

根据机构性质与研究议题的差异，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依托高校与文化机构的软文化研究体系，侧重语言教学、文化传播与学术交流。代表性机构包括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中国科学文化研究所、费萨尔国王学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项目，以及分布在沙特、埃及、约旦、突尼斯、黎巴嫩等国的孔子学院网络。这些机构以语言教学为起点，逐步拓展至中阿社会文化研究。

2019年阿拉伯国家孔子学院联席会在迪拜召开（图片来源：人民网）

第二类是以政策为导向的智库研究体系，多具官方或半官方背景，设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板块，重点关注中国在全球治理、科技竞争与地缘政治中的战略角色。代表性智库包括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阿联酋趋势研究咨询中心、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卡塔尔阿拉伯研究与政策研究中心、卡塔尔半岛研究中心、沙特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黎巴嫩亚洲与中国研究中心等。

近年来，中阿交流的深化推动了阿拉伯中国学的快速发展，学者数量、研究平台与学术产出均有显著提升，然而整体仍面临多重结构性制约。其一，研究力量分布碎片化，尚未形成具有持续对话能力的学术网络或协同机制；其二，专业核心学者群体规模有限，多数研究者属兼职或课题导向型，导致研究议题的延续性与深度不足；其三，方法论层面仍偏重文本分析与宏观论述，缺乏在中国本土的长期田野调查、实证考察与社会互动，使得许多讨论难以触及中国发展的实践逻辑。从分散到整合、从自发到自觉，阿拉伯中国学的机制化建设仍有待进一步突破。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学”】

来源：贾悦琪（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博士研究生贾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