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台北。
几条巷子口的邻居后来回忆,那天半夜忽然听见汽车急刹的声音,然后是铁门被撞开的闷响。没人敢开窗看,那阵子这种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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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晚不一样。
被围住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宅子。一个中将,军阶高到能让普通军官仰着脖子说话的人。保密局派了三十多号人,宪兵配合封路,阵仗搞得像抓什么江洋大盗。
领队的是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他一脚踹开门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立功。一个参谋次长,如果真是“匪谍”,那是天大的案子,抓到手,他在保密局的位子能往上蹿一大截。
可他进门之后看到的场面,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吴石没有跑,没有藏,没有拿枪跟人对射。他穿着睡衣站在客厅里,面色平静得像是在等一个迟到的客人。他的副官陈宝仓刚冲上楼报信,话还没说完,吴石已经把安眠药吞了下去,然后伸手去摸桌上的手枪。
陈宝仓扑上去死死按住他的手,两个人僵在那儿。门被撞开了,一群人涌进来。
吴石看了毛惕园一眼,把枪放下,嘴角好像微微动了一下。
毛惕园笑了,笑得挺得意:“没想到吧,吴参谋次长?”
吴石没理他。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毛惕园笑不出来了。
翻遍整个宅子,除了发报机,就剩十两黄金
搜查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保密局的人翻箱倒柜,地板撬了,柜子拆了,连书桌抽屉里的夹层都摸了一遍。他们心里有一套预期:一个堂堂参谋次长,手里过的都是核心军务,这种人家里头,就算没有金山银山,至少也得有几根金条、几件古董、几个国外的银行存折吧?
结果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古籍。字帖。手写的军事文稿。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地下室角落里,有一台美式发报机,这是实打实的“铁证”。除此之外,能被算作“财物”的,满打满算,十两黄金。
十两黄金是什么概念?那时候台北街面上,一个普通军官的月薪,折合下来也就是几两黄金。吴石一个中将,干了半辈子军事工作,家里头拢共就这些东西。
有个搜查的年轻人站在书房里,看着满架子的旧书,嘴里嘟囔了一句:“这清官真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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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吴石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什么意思呢?你一个堂堂中将,混到这个级别了,贪一点怎么了?捞一点怎么了?你看看那些不如你级别高的,哪个不是洋房住着、汽车开着?你倒好,家里寒酸成这样,图什么?不贪不占,最后落得这个下场,值吗?
这话被后来的人反复引用,成了吴石案里一个让人心里发堵的细节。
但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不是那十两黄金
十两黄金,确实说明吴石清廉。但这只是表面。
真正让这个案子变得复杂的,是搜查人员还翻出了别的东西——一份手写的军事情报,笔迹鉴定之后,确认是“国防部”中将高参陈宝仓写的。发报机加上手写情报,两条线一合,陈宝仓当天就被抓了。
但比这更早,还有一个女人已经出事了。
她叫朱谌之,也叫朱枫,浙江镇海人,四十来岁,1945年入的党,长期在香港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11月底,她受华东局派遣,以“陈太太”的身份从香港来到台湾,任务只有一个:跟吴石接头,把他手里的情报带回大陆。
她跟吴石前后见了七次。吴石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各岛登陆点地理资料、海军部署、空军机场分布,一批一批地交给她。朱枫拿到东西之后,通过秘密渠道传回大陆。
听起来挺顺,对吧?
问题出在另一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