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德国乡村，寻找极右翼风暴的源头

作者 文少卿

哈弗尔贝格是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座不起眼的小城，这里的街道安静得有些过分。6年前，当地社区医院彻底关门，红砖建筑的大门紧锁，石缝里长满杂草。更麻烦的是，每逢学校放假，往返周边村庄的固定公交班线就随之停摆。对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去超市买菜、去邻镇配药，都成了需要盘算半天的难题。

“我们对州一级的政治家已经彻底失去信任。”一位老人对着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的镜头说道。9月播出的ARD纪录片《压力之下的乡村——来自民众的50个声音》里，这种被遗弃感弥漫在每一帧画面中，也成为理解当下德国政治震荡最真实的注脚。

德国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剧烈的政治版图重塑。9月6日，被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列为极右翼嫌疑对象的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拿下43.8%的选票，83个议席中独揽39席，距离绝对多数仅一步之遥；两周后的9月20日，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德国选择党又以约38.2%的得票率雄踞榜首，执政联盟中的中左翼政党社民党赢得35.5%，而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惨败，仅赢得4.9%的选票，甚至没能进入州议会。

主流媒体的头条充斥着对极右翼民粹抬头的警告，但德国媒体的实地报道揭示了一个远比意识形态口号更残酷的现实：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并非因为德国选民突然全盘皈依极端主义，而是一连串关闭的诊所、停运的公交、见底的养老金与失控的公共安全，撕裂出了难以弥合的社会断层。

在德国东部，国家公共服务的系统性退缩，正在摧毁民众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ARD的调查显示，哈弗尔贝格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在全德范围内，尤其是经济基础薄弱的前东德地区，全科医生短缺、专科诊所关停、乡村小学合并早已是常态。当最基础的公共服务变成奢侈品，德国选择党的地方政客迅速捕捉到了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集会上，德国选择党官员将乡村诊所倒闭与联邦政府向海外及乌克兰输送的数百亿欧元援助进行对比：“他们有钱把坦克和支票送往千里之外，却掏不出几十万欧元保住我们身边的一家急诊室。”

这番话在会场引发雷鸣般的掌声。对许多选民而言，这张选票早已超越了党派认同，变成对“柏林权贵”漠视地方疾苦的愤怒清算。

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正像水银一样渗透进普通家庭的账单里。

9月中旬，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首府什未林，数千名民众涌上街头。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选民中，很少有人在背诵极右翼的理论纲领，他们谈论的全是沉重的日常：失控的暖气账单、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以及辛勤工作40年后却不足以应付通胀的微薄养老金。

“我们被榨干了。”一名头发花白的手工业者受访时神色凝重。高昂的绿色能源转型附加费和生活成本飙升，让大批曾经自豪的德国技术工人和小商户，直面“老年贫困”的实质威胁。

在德国乡村蓝领眼中，主流政党主导的气候法案与税收政策，是脱离民生、由城市中产主导的“道德自嗨”。当传统中间派政党在联合政府内部为财政赤字争吵不休时，德国选择党承诺的“回归廉价能源、降低底层赋税”，成了工薪阶层溺水时试图抓住的一根稻草。

与物质匮乏同样尖锐的，是公共安全感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濒临极限。

据德国《日之眼》等媒体对基层社会生态的系列调查，德国公共安全危机的背后，是整套社会兜底网络的全面超载。在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及周边区域，刀具暴力和公共酗酒事件频发，联邦警察不得不对全德36个高风险枢纽实行常态化高强度武装巡逻。

但警力的增加无法掩盖系统性的崩溃。在《日之眼》的镜头下，绝望的家长需要排队数月甚至一年，才能为心理崩溃的青少年找到一张精神科床位；社区社工面对激增的无家可归者与难民融合难题，束手无策。这种管理失序直接投射在火车站、广场等公共空间中，被普通民众直接归咎于现任政府的软弱与失职。

面对基层民怨的集中爆发，社民党与基民盟等主流政党正试图亡羊补牢。联邦议院近期推动了《医院改革法案》修正案，设立“预留资金”以保障乡村医院的基本运营，同时讨论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减税方案。

但对许多人来说，这已经太迟了。

长期以来，德国建制派政党依靠一条不成文的“防火墙”原则——所有主流政党联合孤立德国选择党，拒绝与其组建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然而，当德国选择党在地方议会斩获超过40%的席位时，这堵防火墙正在变得难以为继。任何不包含德国选择党的执政联盟，都不得不将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四五个政党拼凑在一起，而这只会进一步加剧施政瘫痪与民众的厌倦。

在哈弗尔贝格那座紧闭的医院门前，一位当地居民说：“多年来，他们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现实是公交车不来了，医生搬走了。现在，轮到我们用选票把他们震醒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