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师旅长名单公布后，不少老红军不服，军委：任命必须执行

很多人看待革命队伍，习惯把目光放在战场上轰轰烈烈的厮杀，却容易忽略部队内部调整时，那些现实又棘手的人事难题。一支历经生死拼杀的队伍，不仅仅是编制番号的简单改换，人心、派系、过往的战斗情谊，全都交织在一起，稍有处理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即将奔赴前线的抗战大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达成合作，陕北的红军主力接受国民政府番号，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在部队内部掀起了不小的思想波澜。

120师的底子，主要是红二方面军，另外并入陕北红军27军、28军等部队，全师一万四千多人，贺龙担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关向应主管政训工作，师部驻扎在陕西富平庄里镇，等待命令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按照中央军委最初拟定的方案，358旅旅长原定由卢冬生出任。卢冬生是红二方面军的一员猛将，跟随贺龙从湘鄂西根据地一路打过来，参加过南昌起义，经历过万里长征，跟部队官兵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他执掌358旅，原本是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事情在改编前夕起了变化。那段时间部队内部正在开展反军阀主义教育，对一些干部的旧作风提出批评，卢冬生也受到了影响，思想上有情绪。他本人主动提出，希望离开一线部队，先到延安抗大学习。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因为身体等原因，组织又安排他继续赴苏联深造。就这样，卢冬生始终没有到358旅赴任，旅长的位置出现空缺，中央军委需要重新选定接替人选。

经过反复权衡，军委最终下达任命，由张宗逊担任358旅旅长，李井泉任副旅长。同一时期，359旅旅长是陈伯钧，王震做副旅长。张宗逊和陈伯钧，两个人都出身红一方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有着过硬的军事履历，可他们长期在一方面军作战，和红二方面军这支部队，并没有长期并肩作战的经历。

任命一层层下达到团、营一级之后，不少老红军干部心里接受不了。这些战士很多从湘鄂西时期就参加红军，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走到陕北。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面，358旅的根基就是红二军团，这支部队流过的每一滴血，大部分都是二方面军官兵留下来的，旅长就该由跟着这支部队成长起来的老同志来当。不是大家否定张宗逊的打仗本事，只是常年一起出生入死，彼此知根知底，突然调来一个并不熟悉的外来指挥员，大家心里绕不过这个坎。

连队、团部里面私下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多，不少中层干部直接找到师部，向贺龙、关向应反映想法，希望延安方面可以重新考虑，换一名红二方面军的老同志来担任旅长。意见不断汇总，一部分人情绪比较激动，觉得中央没有顾及老部队的感情。贺龙、关向应很理解部下的情绪，这些老红军不是闹个人待遇，是对自己浴血拼出来的部队有很深的执念，但是师一级没有权限更改军委的人事命令，只能把部队的思想动态如实电告延安，上报给中央军委。

消息传到延安之后，中央对这件事做了集体研判。那个阶段，整个红军改编到处都存在类似的思想问题。不光是旅长任命，很多原来的军团长、军长，改编之后降级当旅长、团长，很多战士不愿意摘下红军八角帽，抵触佩戴青天白日帽徽，有的战士私下痛哭，甚至出现个别战士离队的情况，思想疏导的压力非常大。

毛泽东清楚，现在已经进入全民族抗战的阶段，选拔军事主官，不能只看属于哪个方面军、哪个根据地。如果选人只讲山头、只看旧的熟人圈子，不利于三大方面军融合，不利于整个八路军的整体建设。面对部队反馈上来的不同意见，中央军委明确，这一批旅长的任命是军委集体反复权衡之后敲定的，人事命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谁反对都没有用。同时电告120师军政委员会，要求师里面抓紧开展思想教育，跟各级干部讲清楚，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抗击日本侵略者，任用干部评判标准是军事能力，是能不能扛起抗日作战的重担，而不是看过去属于哪一支红军队伍。

指示传回庄里镇，贺龙和关向应立刻在120师内部开展工作。师长贺龙本身就是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他非常明白老部下心里的委屈，开会的时候，没有简单强硬压服大家，把民族大义摆在前面，反复跟干部讲，红军改编不是丢掉我们的信仰，只是为了团结全国力量打鬼子，外表番号改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会变。关向应也下到各个团，找干部一对一谈话，把中央选人的考量讲透，化解大家心里的疙瘩。即便这样，依旧还有一部分干部内心存有想法，但是出于对组织纪律的服从，全部接受了既定的人事安排。

张宗逊正式接手358旅之后，没有急于开展整训，踏踏实实投入部队工作。没过多久，120师东渡黄河开赴晋西北战场。1937年10月，358旅参加雁门关伏击战，部队在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设伏，袭击日军运输车队，击毁大量日军汽车，杀伤不少日军，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往后的日子，张宗逊带着358旅在晋西北反复开展游击战，参加大大小小无数战斗，开辟巩固敌后根据地。战场上实打实的战果，一点点打消官兵内心的隔阂，原先抱有抵触情绪的干部战士，慢慢认可了这位外来的旅长，大家放下过往方面军的界限，一心对抗日军侵略者。

陈伯钧在359旅履职一段时间之后，后续也有工作调动，王震接任359旅旅长，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赫赫有名的359旅，南泥湾大生产的故事，后世人人熟知。回过头看，当年部队里面那些反对声音，并不是干部追求官位，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留下的历史印记。不同苏区、不同方面军，长期各自独立作战，形成自己的作战风格和人际圈子，会师陕北之后，融合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中央军委当时坚持既定任命，不是无视基层官兵的情感，恰恰是站在长远角度考虑。三大红军方面军走到一起，如果干部任用固守原来的小圈子，各个部队画地为牢，很难凝聚成统一的整体去应对残酷的抗日战争。革命队伍讲究官兵同生死，也讲究五湖四海，不能被过去的山头束缚住手脚。

很多年后再回望这段往事，也能看到历史现实复杂的一面。老红军的情绪，是战火淬炼出来的真情实感，而中央的决策，是着眼整个民族危亡大局。两种立场都有自身的道理，放在和平年代很难体会，只有身处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才能够读懂，当年革命者一边要对抗外部的侵略者，一边还要不断克服队伍内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一步一步完成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这也是这支军队能够越打越强，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