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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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下旬，湖北宜昌，长江岸边的河滩已经被各类物资堆得满满当当。
沿着长江堤岸往两头延伸，大大小小的机器箱体、钢材构件、木箱包裹一路排开，不少设备外壳还沾着沿途运输带来的泥沙。
码头上人头攒动，到处是拖着行李的普通百姓，还有背着简单行囊的学生、携带工具的技术工人。
江面上，大小轮船、木船来来往往，汽笛声响一阵接着一阵，天上时不时传来日军轰炸机的轰鸣，警报一响，岸边人群就开始四处散开寻找可以躲避的角落。
武汉刚刚失守，从华东、华中各地后撤出来的物资与人流全部挤压到宜昌。
这座城市是进入四川的水路关口，一旦跨过三峡江段，人员和物资才算进入相对安全的区域。
长江川江段每年秋末会迎来水位回落，水文记录显示，从10月中旬算起，留给大型轮船通航的中水窗口只有四十天。
四十天过后，水位持续走低，吨位偏大的船舶没办法闯过三峡众多浅滩礁石，堆在宜昌的设备就会彻底困在原地。
现场清点登记的数据摆在桌面上，等待转运的各类工业器材总量接近九万吨，登记在册等待登船疏散的人员数量超过三万人。
这些器材包含多个兵工厂全套生产设备、航空工业零件、钢铁冶炼设备，还有大批纺织、机械加工企业拆解下来的整套机组。
人员名单里面有各地高校师生、科研技术从业者、战时保育院收容的难童，还有大量从沦陷区域逃出来的普通民众。
按照民生公司日常的运输周转效率，如果全部船只直接从宜昌直航重庆，完成这批人员物资全部转运，需要耗时十二个月。
现实给到的可用时间，只有四十天。
日军地面部队还在朝着宜昌方向推进，每过去一天，危险就靠近一分。
当时在宜昌可以调配投入峡江航线的轮船，满打满算只有22艘，外加少数外籍船只，外籍船舶并不愿意承接大批量军工器材运输业务，绝大部分转运任务只能落到本土航运企业身上。
宜昌本地的码头基础设施本身就十分有限。
当地没有大型的现代化装卸堆场，绝大多数货物只能露天堆放在江滩，没有防雨遮盖。
秋雨断断续续洒落，露天堆放的机器零部件、电机线圈，一旦长时间被雨水浸泡，精密部件就会锈蚀损坏，整套设备直接失去使用价值。
不少工厂随队过来的技工只能自发找来帆布、油布，盖在机器箱体表面，人手有限，根本无法覆盖全部堆放在河滩的器材。
当时不少身处宜昌的从业者都清楚这里的处境，所有人都在等一套可行的处置方案。
卢作孚在1938年10月23日从武汉飞抵宜昌，落地之后直接前往码头实地查看现场状况。
后世流传一种说法，如果这次宜昌物资人员疏散行动失败，大后方会直接丧失大量工业硬件，中国的抗日战争或许难以撑过1939年。
这个只接受过小学阶段正规教育，一手搭建起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人，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这桩几乎超出常规能力边界的任务。
【一】 合川出生，早年辗转的求学与谋生经历
卢作孚，原名卢魁先，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合川县北门外的一个农户家庭。
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他读完六年小学之后，就结束学校课堂的学习生涯，不再继续升学。
离开学校之后，卢作孚依靠自行阅读各类书籍补充知识，文史、地理类读物接触较多，十几岁就离开合川外出谋生，辗转重庆、成都多地做文书、教员类工作。
外出谋生的阶段，他没有稳定固定的居所，经常辗转租借简陋民房，依靠微薄酬劳维持日常开销。
市面上能够获取的书籍资源并不充裕，很多大部头著作没有条件购置，他就向熟人、图书馆借书，整本逐段抄写摘抄，以此积累知识储备。
1910年，卢作孚加入同盟会，参与四川当地的社会活动，经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前后的地方局势变动。
之后数年，他先后在多地从事教育相关事务，1921年去到泸州，在永宁道尹公署承担教育相关办事工作。
1924年，卢作孚去往成都，接手成都市通俗教育馆的筹建运营，负责场馆的展览、公共科普相关事务，这也是他早期开展社会公共事业实践的一段经历。
通俗教育馆面向普通市民开放，设置博物、图书、体育、游乐多个板块，用来向普通百姓普及基础常识。
1925年，卢作孚辞去通俗教育馆相关职务，返回合川，开始筹备创办航运企业。
那个年代的川江，也就是宜昌到重庆这一段长江上游航道，航运业务大多被英国、日本开设的航运企业把持。
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的船只常年航行在川江江面，本土华商手里的船舶大多吨位偏小，各家分散经营，很难和外资企业展开对等竞争。
洋船在航线上面随意调整运价，本土小船经常被挤压生存空间，内河航道的业务主导权掌握在外商手里，这是当时川江航运行业的实际局面。
川江航道礁石密布、水流湍急，航行难度很高，外商企业积累多年航行经验，还拥有完备的维修补给配套。
本土华商大多是单船小老板，资金单薄，抗风险能力很差。
1925年10月11日，十多名发起人在合川县通俗教育馆开会，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暂定股本两万元，卢作孚担任筹备主任，筹备办事处就设在通俗教育馆内部。
会议确定企业宗旨记录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会议结束之后，卢作孚动身前往上海，计划订购一艘蒸汽小火轮，同时采购合川电厂需要用到的发电设备。
这次出行，实际可以支配的现款仅有八千元，造船采购预算十分紧张，先期认购的股本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完成缴款，部分早期股东对航运项目前景存疑，出现转让股份的情况。
上海合兴造船厂同意先交付船舶，余下款项后续再补齐，第一艘船才得以顺利出厂，这艘船被命名为“民生号”，吨位70吨，马力180匹。
1926年6月10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完成股东大会，额定股本调整为五万元，卢作孚出任公司总经理。
1926年7月，民生号轮船从上海起航逆流而上，7月22日抵达宜昌，受川江汛期水流影响，继续上行耽搁一段时间。
汛期川江水流流速迅猛，逆水行船推进缓慢，很多险滩区域需要等待合适水势才能通行。
1926年8月30日，民生号正式投入重庆到合川的嘉陵江航线，开启民生公司第一条定期客货运营线路，往返合川与重庆之间，兼顾载客和小件货物运输业务。
刚起步阶段的民生公司，整体规模很小，仅仅依靠单艘小火轮维持一条短途航线。
船上内部管理定下不少新规矩，船上服务人员不收取乘客小费，船舱分设不同等级，兼顾普通旅客出行需求。
对比同期川江其他船只，民生号的船舱卫生、餐食供给都做了调整，慢慢积累起一批固定客源。
当时川江上不少旧式船只陋习繁多，船员敲诈勒索旅客属于常见现象，民生公司出台明文规章约束船上人员行为，违规人员会被直接辞退。
【二】 民生公司扩张，北碚乡村建设实践
1927年2月，卢作孚兼任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办公地点设置在北碚。
当时的北碚属于四县交界地带，社会治安不稳定，匪患频发，市面基础设施匮乏，道路、公共医疗、学校都比较少。
城镇之外的乡间，多数民众没有接受过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条件简陋，疫病流行的时候缺少处置手段。
卢作孚到任之后，峡防团务局一方面开展地方治安整治，一方面同步推进地方建设项目。
民生公司也借着这个阶段，开始逐步拓展川江上面的航运线路。
1929年，卢作孚兼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
川江航务管理处出台多条行业管理规则，针对过往中外轮船制定统一要求。
外资轮船进入川江，同样需要接受查验货物、登记人员的流程。
卢作孚推行整合华商航运力量的操作，对川江各地分散经营的小型华商轮船公司展开并购、合并。
部分经营困难的本土小船，通过折价入股的方式并入民生公司，减少华商内部互相压价竞争的现象。
从1927到1934年，先后有十多家本土航运企业并入民生体系，公司船舶数量持续上涨。
面对外国航运公司发起的运价战，民生公司避开直接硬碰硬的货运价格比拼，优先把客运业务做细做实，一点点扩大航线覆盖，先后开通重庆到涪陵、重庆到万县、重庆到宜昌多条长江上游航线。
外资企业曾大幅度压低票价，试图挤垮本土航运力量，民生公司依靠本地客源基础与服务优势，稳住经营局面。
同一时期的北碚，建设项目接连落地。
1927到1935年间，辖区累计植树七万余株，拓宽修整街道，修建北温泉公园、北碚平民公园。
公共事业板块，建成北碚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开办多所民众学校、兼善中学，创办嘉陵江日报社。
实业层面，参与筹建北川铁路、天府煤矿、三峡染织厂、农村银行。
峡防团务局内部开设工务股，开办石印社、织布厂，给团务人员提供学习生产手艺的渠道。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之后，北碚的城镇面貌出现明显变化，城镇配套逐步完善。
国内不少从事乡村建设研究的人士，都会到访北碚参观实地建设情况。
到访人员会记录当地城镇改造、民众教育的各类实际举措，相关见闻也会刊载在当时各地报刊之上。
民生公司自身业务同样在往前推进，公司规模持续扩大。
1935年，民生公司收购美国捷江公司部分船舶，外资在川江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收缩。
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拥有轮船46艘，员工总数接近四千人，航线覆盖川江主要港口，成为长江上游规模最大的本土民族航运企业，外界开始把卢作孚称作“中国船王”。
企业经营之外，卢作孚依旧持续关注教育和地方社会事务。
公司内部有专门的职工培训机制，开设培训班给船员、岸上职员提供读书识字的机会。
川江行船风险很高，培训班同时还要教授航道险滩辨识、船舶基础维修、水上应急避险相关实操内容。
民生公司船只舱室内部，印制有“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四川，卢作孚在重庆发起相关集会，组织青年义勇队伍，四川多地报刊刊登过他针对时局发表的文字。
1936年，民生公司船舶航行范围继续延伸，部分船只可以行驶到长江中游的汉口，业务版图不再局限于川江峡谷之内。
【三】 全面抗战爆发，长江航道转为战时运输通道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启。
战事消息传来，卢作孚对外明确表述，战争开启之后，民生公司要把自身运力投入战时相关运输任务。
公司内部迅速调整运营计划，原本用于商业盈利的多条航线，开始承接军队人员、武器辎重的转运工作。
1937年8月开始，民生公司大量船舶调度出来，承担部队出川、军粮物资沿江运输业务。
出川的士兵从重庆、万县登船，顺着长江下行去往湖北前线，后方征集到的粮食被轮船源源不断运到交战区域。
同一时间段，华北、华东多地城市相继沦陷，上海、南京的工厂企业开始拆解机器，计划向长江上游后撤。
大批高校、科研机构，也启动向西迁移流程，长江水陆成为后撤转移最主要的通道。
陆路运输缺少足够的载重卡车，山地道路通行能力有限，大批量重型工业设备，只能够依靠江轮完成转运。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撤压力进一步加大。
南京城内大量机关、工厂设备提前拆解，通过轮船运往武汉，武汉就此成为物资中转大节点。
1938年上半年，上海、南京撤出的设备不断汇聚武汉，武汉本地工厂也陆续做好拆解准备，随时等待向西转移。
民生公司的船舶频繁往返汉口、宜昌、重庆三地，一边往前线输送人员物资，一边承接后撤单位的托运订单。
市场层面，战时燃油、煤炭、船舶维修材料价格快速上涨，煤炭价格对比战前最高涨至一百五十倍，机油价格上涨两百倍，钢板材料价格涨幅达到千倍级别。
民生公司承接军工、政府单位运输，收取的运费维持较低标准，部分难民、难童执行免票或者半价政策。
同期在长江跑运输的外籍轮船，货运票价上涨到平时十倍以上，主要承接商业货物，很少承接大批量军工设备运输业务。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
长江江面的运输压力达到顶峰，前线作战部队需要源源不断补给，后方后撤物资持续堆积。
军政部门曾经下达指令，要求民生公司部分轮船开往田家镇水域凿沉，用来封锁长江江面阻挡敌方舰艇。
卢作孚没有执行这一指令，他给出的判断是，这些船舶保留下来承担后撤转运任务，发挥的实际作用会更大。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武汉失守。
之前堆积在武汉的全部后撤物资、人员，顺着水路涌向宜昌。
短短数日，宜昌码头就被九万吨器材，三万多名待疏散人员填满，整个城市的航运秩序瞬间紧绷起来。
街上到处是找船票的人，军方托运人员、普通难民、学校人员挤在各个轮船公司办事处，甚至出现持枪胁迫要求优先安排舱位的情况，码头现场秩序十分混乱。
当地旅店客栈全部爆满，大量外来人员找不到住宿，只能露宿码头街边。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从武汉飞抵宜昌。
抵达之后，他走遍怀远路民生宜昌分公司办公楼、各个码头趸船，实地清点积压物资，登记在册的待运单位包含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等几十家工矿、航空、教育机构。
所有设备当中，兵工、航空相关器材优先级最高。
实地走访完毕，卢作孚召集民生公司船长、领江、分公司管理人员连夜开会，会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
参会人员把现有船舶运力、装卸工人数量、长江水文周期全部摆上台面测算，22艘可用轮船全部停止商业航线，全力投入抢运，就算这样，直航重庆的模式依旧赶不上四十天的时间窗口。
会议室里面摊开川江航道地图，宜昌到重庆全程接近一千公里，江段之内分布上百处险滩，不同江段水深水流差异巨大。
大马力船舶可以闯过急流险滩，但是吃水很深，水位下降之后很难通行；浅吃水小船可以在水位偏低的江段跑，却扛不住三峡湍急水流，没办法完整跑完宜昌到重庆整条线路。
在场所有人都反复核算过，保持直航模式，无论怎么压缩装卸时间，都绕不开往返六天的航行周期。
每一艘轮船停靠码头，还要耗费数小时完成货物装卸，空袭警报时不时打断作业节奏，实际有效运转时间还要再打折扣。
就在正当讨论陷入胶着状态时，卢作孚盯着摊开的航道地图，拿出了分段转运的构想。
当他将这套三段航行的思路讲出来时，会议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异常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