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旁观者”时代：“全球南方”如何一步步成为世界秩序的塑造者

导读

“全球南方”经济实力显著上升，但在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和制定规则的话语权仍相对不足。其由“旁观者”走向“塑造者”，需推进既有机构改革，采取渐进式制度建设，并把发展议题嵌入全球议程。中国以“架桥者”而非“领导者”的角色参与此过程中，通过系列全球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新开发银行等机制，推动形成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和有效性的多边体系，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国际地位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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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国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教授

《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开篇即以强烈措辞警告称：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在确立80年后，如今“正遭摧毁”，因为“拆台式政治”只顾着搞破坏，不愿做实质性改革；只看重利益交换，抛弃了基于原则的合作。

这种趋势早已固化在体制机制之中。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自2019年12月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无法审理上诉案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于2023年12月完成的第16轮份额总审查，将永久资源扩容50%，但投票权份额维持不变。然而，这些国际机构治理的世界早已不是原先的样子。

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会上所指出的，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据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约为59.8%。然而，其代表性却未能与之相称——40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国合计所占投票权份额尚不足5%。最近有关人工智能、跨境数据、气候融资和主权债务的新规则制定过程，往往缺乏“全球南方”国家的实质性参与。如今的问题已不再是“全球南方”是否能坐上谈判桌，而是这些规则究竟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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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南方”国家一直扮演着规则、议程以及资金的接受者。这个时代现在已经结束，“全球南方”的崛起正在从四个方面重塑多边主义。

首先，“全球南方”正在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制度方案供给方。金砖国家现有11个正式成员国，伙伴国队伍持续扩容；非洲联盟于2023年9月获得G20永久成员身份。其次，“全球南方”内部协同逐步摆脱零散表态，走向机制化运作。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以及国际调解院等平台均为此提供支撑。第三，“全球南方”核心诉求发生转变，从争取外部援助，转向谋求国际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相关实践从IMF第17次份额审查一直延伸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建立。第四，“全球南方” 提出的改革方案立足多边主义，并非以对抗西方为目标。

王毅外长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将这一方案表述为“真正的多边主义”。他说：“‘全球南方’要推动国际社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

要推动“全球南方”从旁观者转变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以下三条路径应齐头并进、互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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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路径是推动现有国际机构的改革。由于2023年IMF的份额增加是等比例进行的，美国的否决权未受影响。随后，理事会在第17次份额总检查框架下，要求IMF在2025年6月之前，制定出实现真正份额调整的方案，包括制定新的份额计算公式。“全球南方”正大力推动这项工作，以便更好地反映各国的实际经济比重。

恢复世贸组织的两级争端解决机制运转，也是“全球南方”的改革诉求之一：一个无法按照自身规则作出裁决的贸易秩序，无权自诩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第二条路径是渐进式的制度建设。新开发银行2022-2026年总体战略要求，30%的贷款以本币提供，以降低成员国对美元债务偿付及汇率波动的敞口。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国央行已在货币桥 (mBridge) 平台上就多种央行数字货币开展了更低成本、更快速的结算试点。国际调解院于2025年5月在香港签署成立公约，并于同年10月正式启用，提供了一种基于自愿同意的争端解决机制，成为海牙国际法庭和常设仲裁法院的有益补充。

7月16日，29个创始成员在上海共同发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其中多数来自“全球南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出席现场。这是首个不依托经合组织或七国集团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间人工智能机构。它以《联合国宪章》为指引，倡导“有益、安全、公平”的、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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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路径是将发展纳入全球议程。在G20共同框架和已失效的缓债倡议基础上，南南协调旨在避免零散的债务谈判使脆弱经济体陷入不彻底的债务重组泥潭——赞比亚的债务重组方案作为首个依据G20共同框架完成的案例，历时三年多才最终敲定。在气候融资问题上，“全球南方”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落实2023年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损失与损害基金；然而，该基金迄今收到的初始认捐金额仅6.61亿美元，和预计每年上千亿美元的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车薪。自2024年12月1日起，中国对所有与其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这表明，促进发展不仅要依靠援助，更可借助市场准入。

在“全球南方”从旁观者转变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的过程中，中国扮演着“架桥者”而非“领导者”的独特角色：它不是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而是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内部团结，另一方面力促南北对话。

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全球南方”的诉求提供了一套统一的外交话语体系，其核心围绕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力求实效；2025年12月在联合国启动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则将这套话语体系融入了现有的国际政治阵营博弈之中。“一带一路”倡议连同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供了增量型公共产品，且不附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贷款长期以来所附带的政治条件。在G20内部，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南北协调者，拒绝陷入无益于任何一方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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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南方”，有两种误解至今依然存在。第一种是把“全球南方”视为一个反西方的国家集团，把“全球南方”对平等的规则制定权的诉求，误认为是寻求建立另一套国际秩序。事实上，2025年金砖国家里约峰会重申了多边主义与《联合国宪章》，而非集团对抗；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也明确指出，赋予“全球南方”更大话语权并不意味着推翻现有秩序。由“全球”南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机构，是联合国、IMF和世贸组织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品。

第二种误解是认为中国借团结“全球南方”之力谋求霸权。中国的“架桥者”角色刚好对此作出了直接回应：中国勇于承担大国责任但不谋求霸权，帮助他人但不控制他人。

从旁观者到塑造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表达诉求，再参与决策，最后制定规则。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2026年也是一个关键的行动窗口：落实《未来契约》，包括其中关于全球治理变革的内容；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投入运作；在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切实推进金砖国家数字经济议程。

这一转型能否成功，不能光看公报声明里说了什么，更关键要看有没有拿到真金白银的投票权、有没有参与解决国际纠纷的权力、有没有坐在制定标准的桌子边。当务之急，是将人口与经济上的体量优势转化为国际体制机制中稳固的地位。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需要的是凝聚力，而不是分割线，而“全球南方”如今正是这股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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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From bystander to shaper"，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杜娟 付晓雅

编辑：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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