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梁山泊山脚下,林冲已经等了两天。王伦要他取一份“投名状”,也就是杀死一个过路人,带着人头上山。林冲没有讨价还价,只说:“这事也不难。”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豹子头”一贯忠厚的外表。
很多人记得,林冲在东京时曾帮助过酒生儿李小二。李小二因偷窃惹上官司,林冲替他说情,又帮他赔偿财物,使他免受重罚。多年以后,李小二在沧州开店,得知陆谦等人要谋害林冲,立即设法报信。这段往来,确实写出了林冲性格中的厚道,也说明他并非天生冷酷。
但善良不能只看一个片段。林冲对李小二施以援手,是因为两人有旧交,也因为那件事没有触及他的生死根本。到了梁山脚下,情况完全变了。他不是替人解围,而是要亲手杀掉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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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提出这个要求,并不是梁山的正常入伙手续,而是有意刁难。林冲刚从野猪林、草料场的劫难中活下来,已经背负了命案和通缉,根本没有回头路。王伦知道这一点,仍要他取人头,实际上是想逼他知难而退。
投名状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不只是一次杀人。人一旦带着陌生人的首级回山,便等于公开切断官府招安、返乡生活以及重新做人的可能。对王伦而言,这是考验,也是控制;对林冲而言,则是逼迫他承认自己已经成了“贼”。
可林冲的反应并不犹豫。他下山后等了一天,没有见到合适的目标。第二天,来了一队三百人的客商,人数众多,戒备严密,他自然不便动手。等到两日无果,林冲对小喽啰抱怨:“不见一个孤单客人过往,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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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很重。它不是“幸好没人遇害”,而是惋惜没有落单者出现。到了第三天,杨志挑着花担经过,林冲认为机会终于来了,称作“天赐其便”。在这一刻,杨志不是一个有姓名、有遭遇的人,而成了林冲完成投名状的对象。
原著没有把这段写成林冲因对方老弱而主动放弃,也没有安排他在山路上反复挣扎。相反,他的目标十分明确:等一个孤单的人,杀了此人,拿首级回去交差。林冲与杨志交手,双方武艺相当,最终并未分出生死,杨志趁机脱身。林冲没有完成投名状,却暴露了自己当时的心理位置。
这是否证明林冲从来就不善良?也不能这样简单判断。施耐庵写的不是一个性格从黑到白的恶人,而是一个被连续打击后,伦理尺度逐渐塌陷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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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做禁军教头时,林冲有职位、有家庭,也相信只要忍让,事情总会过去。高衙内调戏林娘子,他选择退避;被高俅陷害,他仍想着刺配之后能够活着回东京;野猪林中,鲁智深救下他的性命,他也没有立即反抗官府。
林冲的忍耐,不全是懦弱,也包含着对旧生活的留恋。他不愿成为逃犯,更不愿让妻子承受叛逆罪名。可高俅父子并没有给他留下这条路。草料场被烧,陆谦等人现身,林冲终于明白,自己不杀人,就会被杀。
风雪山神庙,是林冲性格断裂的地方。过去那个讲规矩的教头,在那里亲手杀死仇敌,随后投奔梁山。杀陆谦,是复仇;杀王伦要求的陌生人,则是为了被群体接纳。动机不同,结果却都指向同一件事:人的性命开始被当成解决问题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林冲上山后的冷漠并非完全出于主动。他需要证明自己敢杀,才能在王伦手下站住脚;若拒绝,便可能被梁山排斥,甚至再次落入官府手中。梁山的规矩逼着他把刀递向无辜者,而林冲选择了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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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林冲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圣人”,也不是突然变成的恶徒。他曾经善待李小二,也曾准备杀死素不相识的杨志;两种表现都是真的。前者说明他有常人的恻隐之心,后者说明人在绝境和群体压力下,可能亲手拆掉自己曾经遵守的底线。
王伦最终没有等来那颗人头,杨志也因武艺相当逃过一劫。林冲拿不到投名状,却在晁盖、吴用等人到来后,因不满王伦的排斥而火并王伦,推举晁盖掌管梁山。那场变化表面是首领更替,背后却是林冲彻底失去旧身份后的又一次选择。
他曾经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后来成了梁山泊的头领之一。身份变了,判断善恶的尺度也随之动摇。林冲的复杂,恰恰不在于他有没有善良,而在于那份善良并不牢固,既会被恩情唤醒,也会被生存压力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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