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25日清晨，上海街头仍有枪声，荣毅仁却坐进汽车，亲自去看解放军。马路两旁，战士们和衣而卧，身边没有百姓的房门，也没有商家的屋檐。有人吃冷馒头配咸菜，有人靠墙休息，秩序安静得出奇。
汽车驶到浦东一带时，一名战士上前敬礼：“先生，前面还有战斗，请暂时不要过去。”
荣毅仁说明去处后，战士仍客气地劝他返回。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眼前这支军队，和此前在荣宅外架机枪索要钱财的国民党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
几天前，荣家还经历了一场惊险。5月23日，国民党军队把机枪架在住宅附近，名义上是驻防，实际却带有敲诈意味。荣家被迫交出500多块现大洋，对方才离开。相比之下，解放军露宿街头、秋毫无犯的表现，冲击了上海工商界长期听到的各种传言。
但看清军纪，并不等于立刻消除全部疑虑。荣毅仁当时三十三岁，家眷已经去了香港，荣家企业又正处在停产边缘。留下来，担心产业被处理；离开，又舍不得父辈经营多年的纱厂和面粉厂，更不愿把自己变成漂泊海外的商人。
他的顾虑还有现实原因。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当局曾以“霉面粉案”起诉荣毅仁，指责他把霉变面粉卖给军队，甚至把东北战场的失利牵扯其中。这个罪名缺乏事实根据，却被用来施压索款。荣毅仁曾被迫交出黄金和美元，原定5月25日开庭，恰逢解放军进入上海，案件随之中止。
官司没有了，选择却摆在面前。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早已用行动表明态度。1949年春，荣德生得知无锡工厂有人准备拆运纱锭到台湾，立即从上海赶回无锡，制止设备搬迁。4月19日，他又设宴邀请无锡各界人士，当众表示自己不会离开。4月23日，他坐人力车在城内露面，让百姓知道荣家仍在，无锡很快恢复了人心的稳定。
父亲的坚持给了荣毅仁重要影响。荣德生一生经营民族工业，既经历过战乱，也受过国民党官场盘剥。在他看来，工厂扎在中国，工人和市场也在中国，遇到政权更替便抽身远走，既未必能保住产业，也难以真正摆脱风险。
上海解放后，荣毅仁没有马上作出决定。他要观察的，不只是军队是否守纪律，还要看新政权怎样对待工商企业。1949年6月2日，上海市军管会邀请两百多名工商界人士，到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座谈。荣毅仁也在名单之中。
这次会面让他颇为紧张。过去接触国民党官员，常见的是命令、摊派和索取；如今请帖送到手中，究竟是商谈生产，还是另有安排，没人敢轻易判断。
陈毅出场时，穿着洗得发白的布军装，脚上是布鞋，和街头的普通解放军没有明显区别。荣毅仁后来回忆，正是这个细节让他产生了强烈印象。一个刚从战场走来的高级将领，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
陈毅开口很直接：“大家不要怕，我们不是来吃掉工商界的。”
会场气氛随之松动。陈毅代表人民政府，对上海工商界在民族工业方面的贡献表示慰问，并说明上海工业基础虽受战争破坏，生产仍必须尽快恢复。私人企业不会被简单拿走，工商界应当参与新上海建设，政府也会依法保护正常经营。
这番话的分量，不在于说得漂亮，而在于把政策讲明白了。荣毅仁最担心的，是企业产权和经营前途；陈毅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把恢复生产、稳定工人、保护工商业者放在一起谈。既有原则，也给出了实际安排。
陈毅还强调，上海是中国重要工业城市，谁要借混乱破坏生产、违法敛财，人民政府有办法处置。语气并不软弱，却没有把整个工商界当成敌人。对于刚刚经历多年动荡的企业家来说，这种态度比空泛保证更能使人放心。
座谈持续近三个小时。散会后，荣毅仁回到企业，立即要求经理和厂长准备复工。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军纪、政策、父亲态度和家族产业几重考量后的结果。他选择留下，不代表没有疑问，而是判断留下来仍有做事的可能。
1950年6月，荣毅仁赴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1957年，在陈毅等人的支持下，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又参与国家工业管理。1979年，他受邓小平委托筹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继续以工商经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荣家企业与他个人的道路，也由此同新中国的工业进程紧密相连。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