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中国年”进入冲刺期：大湾区如何成为亚太共同体的“超级连接器”？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黄海婷 胡梦然 深圳摄影报道

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也是深圳首次承办这一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合作机制领导人会议。距离峰会开幕不足两个月，一场围绕“APEC的中国机遇”的政策圆桌会已在深圳宝安先行展开。

9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第四届“人民·大公”湾区智汇政策圆桌会，主题为“APEC的中国机遇：开放、创新、合作的大湾区与亚太繁荣发展”。来自粤港澳三地和亚太地区的政产学研界代表，围绕开放融通、创新驱动、协同合作三大议题展开研讨。记者全程参与并采访多位与会学者，试图从制度型开放、科创协同、多边协作与人文场景等维度，解析大湾区如何借APEC“中国年”从参与者升级为亚太共同体的“超级连接器”。

从“一事一议”到“规则兼容”的破冰实验

亚太经贸一体化持续深化，跨境商事活动日益频繁，但企业面临的制度壁垒并未自动消解。涂广建在采访中坦言，当前企业遭遇跨境商事纠纷时，面临的最大法律障碍在于“各经济体的实体法，比如公司法、合同法与程序法，比如管辖规则、破产程序等存在差异与冲突，导致市场主体的跨境权利难以得到平等保护，有时甚至无法获得有效救济”。他进一步指出，尽管海牙2019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等国际规则已经出台，但“现有国际规则覆盖面有限，参与缔约的国家数量有限，实际执行效果也参差不齐”。

这一判断在圆桌会上得到印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崔艳新提出，服务业已成为APEC区域合作的重要支柱，应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和创新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胡江云则强调，推进开放融通需要“进一步厘清国际经贸规则，充分发挥智库在引领规则制定中的作用”。

规则的差异究竟卡在哪里？娄胜华在采访中以澳门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使用电子政务的困境为例：内地电子政务系统以居民身份证为身份验证的底层逻辑，而澳门居民持有的是澳门身份证，“部分电子政务服务要求使用居住证或回乡证办理，还有些场景即便持有回乡证或居住证也无法通过核验”。更棘手的问题是专业资格的跨域认证——“某些专业资格在横琴可以通过备案方式完成认证，但到了肇庆、中山等地又不被认可”，这种“一事一议”的处理方式“往往存在地域局限性，未能实现整个大湾区范围内的通办互认”。

“首先在大湾区内通过三地政府之间的合作协商建立一个统一的身份认证。”娄胜华对记者说，他的建议是“先协商一个原则性办法，再出台一个负面清单，除负面清单之外的数据都可以在在湾区内互通”，从而实现“一地验证、大湾区通办”。这一思路与刘鹏在圆桌会上发布的《开放型经济的亚太共同体——APEC驱动开放、创新、合作与亚太繁荣发展》报告中的核心判断高度契合。该报告提出，APEC应从“自主自愿的共识性组织”转变为“行动的共同体”，推动APEC从“共识论坛”走向行动网络，而“最关键的一步是充分尊重各个经济体的发展差异，在规则对接方面优先加强能力建设”。

前海的跨境数据安全流动试点被刘鹏视为大湾区制度型开放最突出的案例。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前海“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合规流转，同时推动要素顺畅流动，充分彰显了开放属性”，还“联动粤港澳三方开展跨境协同合作”，“既筑牢了安全底线，做实了风险评估，又在开放创新合作领域迈出了坚实步伐”。涂广建也向记者透露，去年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国际调解院“是全球范围内专门为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设立的常设机构”，可受理国际公法、国际投资法及国际商法领域的争议，他“对其打造成为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特色品牌充满信心”。

从“企业自发”到“多边供给”的AI普惠路径

如果说制度型开放是亚太共同体的“骨架”，那么科技创新协同则是其“血液”。圆桌会“创新驱动”议题上，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张燕提出，亚太地区人口、文化、制度和需求多元，要通过教育桥梁连接创科、产业与人才。哈萨克斯坦智朗银行总裁刘骥则提出“算力即金融”的判断，倡议大湾区联动APEC经济体构建跨国“绿色算力走廊”。

而刘鹏关于人工智能合作的观点，将讨论引向了更深层的机制问题。他在圆桌会上发布报告时指出，APEC成员异质性极高，因此需要“开展分层、差异化的能力建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进一步阐释了深圳在AI领域的独特优势：“深圳本身就是国内AI发展的核心重镇，可依托头部企业搭建合作平台，在数字基建领域试点跨境算力节点布局与基础网络互联互通。”

采访中，刘鹏特别强调了开源模型在区域合作中的公共产品属性：APEC已推动形成2026至2030年的AI倡议，“强调利用AI技术发展来推动整个区域合作创新”。他建议“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把开源模型纳入APEC开源合作协议”，推动“亚太地区本地化的开源模型微调，适配不同行业，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面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轻量化模型”。这一判断与当前中国AI产业以开源社区为主要路径的发展实践高度吻合——通过大量开源降低成本和算力要求，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中小企业在这场AI浪潮中的处境尤为引人关注。刘鹏用“用不起、不会用、不敢用”概括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并提出APEC可“依托中小企业合作机制，搭建按需调用的低成本AI云服务”，设立AI实训项目，“让中小企业从用不起不会用不敢用，变成能用、会用、敢用”。澳门理工大学教授娄胜华则从澳门“内联外通”优势出发，在圆桌会上提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湾区制造、面向亚太”的发展路径，为澳琴科创中心服务湾区创新提供了具体路线图。

涂广建则将目光投向了低空经济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他在圆桌会上提出“公法+私法双维耦合”的法治协调路径，主张让法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这一观点与其在专访中强调的“企业出海要研究熟悉相关国际规则和当地具体规则”一脉相承——无论是AI还是低空经济，规则对接始终是科创协同的前提。

从“参与者”到“超级连接器”的湾区角色

亚太共同体建设不仅需要规则和技术的硬联通，更需要人文场景的软联通。圆桌会“协同合作”议题上，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利刚从政企协同角度切入，探讨“政企协同”如何成为促进亚太供应链韧性与繁荣的核心力量。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则提出通过开拓城市间合作新模式、加强工商界和学术界深度参与、促进青年交流等方式夯实亚太共同体建设根基。

深圳与澳门的双城协同被娄胜华视为“超级连接器”的微观缩影。他在采访中分析，深圳是科创中心，而澳门则可以“联通葡语国家，通过葡语国家沟通世界上其他国家”，澳门的合作平台优势可为深圳所用，“深圳研发产品，海外联系和服务市场可以面向世界，而澳门能够起到联系人作用”。他同时建议两地在社会治理方面相互借鉴，“深圳和澳门都是移民城市，面对着一些共同的社会治理问题，可以通过合作协商方式相互借鉴经验”。

香港的角色同样关键。圆桌会上，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表示，APEC“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等议题，与国家‘十五五’规划方向高度契合”，香港将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刘智元则介绍了北部都会区“以开放制度接轨国际、以创新生态连接深港、以合作姿态拥抱整个大湾区”的定位。刘鹏在采访中也谈及香港五年规划与APEC的联动，认为香港“保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政府引导”，可借APEC峰会“让国际社会看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使投资者对香港更有预期”。

“粤港澳大湾区最宝贵的政策研究价值，在于验证了‘不求制度划一，但求规则兼容’的可行性。”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智库副总监王曦煜在圆桌会上的这句总结，或许是对大湾区“超级连接器”角色的最佳注脚。从涂广建眼中澳门作为“认知欧陆法的窗口和与葡语系国家法律联通的桥梁”，到娄胜华观察到的深澳双城协同与跨境服务经验，再到刘鹏所倡导的“以点带面、渐进式规则对接”，一个多层次的区域协作图景正在浮现。

距离深圳APEC峰会开幕还有两个月。当亚太地区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齐聚这座创新之城时，他们面对的将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展示窗口，更是一套已经通过大湾区实践验证的、可复制的区域合作方法论——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兼容，在保持多样中实现对接，在务实协商中积累互信。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