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如何继续推进？

《天文学史研究》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作为编者，我们怀着敬畏与期待，将其呈献给学界。

1978～1994 年，《中国天文学史文集》曾陆续出版六集。这套由科学出版社推出的辑刊，在中国天文学史学科的草创时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六集文集先后收录了近百篇论文，从殷商甲骨文中的天文记录到清代的历法改革，从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到1054 年天关客星的遗迹—蟹状星云，从汉族的传统星象学到藏、蒙古、彝、傣等少数民族的天文历法，从具体的天象考证到宏观的宇宙理论探讨，几乎涵盖了天文学史研究的全部领域。以席泽宗、陈美东、薄树人等为代表的一代学者，正是以此为阵地，将天文学史建设成为科学技术史学科中最为活跃的分支之一。

然而，《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在出版了第六集之后，便戛然而止。它留下的不仅是一个未竟的学术出版传统，更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如何继续推进？这正是《天文学史研究》所要回应的问题。

30 多年过去了，天文学史研究的学术面貌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最直观的推动力来自新材料的井喷式涌现。在考古方面，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蚌塑龙虎图、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漆绘圭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玉龟玉版等重大发现，不断将中国天文学的可考历史向更古老的年代延伸，也持续刷新着我们对早期中国宇宙观的认知。在出土文献方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睡虎地西汉简牍》等大批简帛的陆续整理与刊布，揭示了许多传世文献中从未记载的天文历法知识，为重建早期天文学的知识谱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材料基础。与此同时，一些沉睡于各大图书馆的珍稀抄本和孤本文献也陆续被发现和披露，如《大宋天文书》的新抄本、《崇祯历书》编纂过程中参考过的西方天文著作、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未刊天文学手稿等，无一不在改变着我们对中古和近世天文学的认识。

这些新材料的出现，必然催生新的研究方法。天文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天文学深度交叉的产物，已经从最初的个别尝试发展为具有独立方法论的研究领域，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同时，文本对勘、知识谱系学与数智人文等方法被系统性地运用于古代天文学文献的考证之中，使得对星表、历表等数理天文学内容来源的追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确程度。更为深刻的是，一批受到广义思想史训练的青年学者，开始自觉地将语境化的分析方法引入天文学史研究，力求在古代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中去理解历学、星占学、宇宙论等问题，而非简单地以现代科学的标尺加以衡量。

研究视野的拓展，或许是 30 余年来最具深远意义的变化。天文学史不再仅仅是日月五星运行推算和星象考释的“内部史”，而是越来越密切地与社会史、政治史、制度史、文化交流史、思想史等外部维度交织在一起。天文学知识的生产、传播与运用，被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脉络之中加以审视。历法的制定与修订不再被视为纯粹的技术问题，而被理解为王朝合法性建构和权力博弈的重要环节；域外天文学的传入不再仅仅被描述为“中西交流”的友好叙事，其背后的朝野殊途、知识调适、文化冲突与融合等复杂面向正日益引起重视；天文仪器的制造与颁行被纳入礼制史的框架之中，呈现出仪器作为礼器的独特文化品格；而晚清民国时期天文知识的跨语际翻译，则被理解为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天文学史研究（第1辑）》刊发的 15 篇论文，恰好从不同维度呼应了上述研究趋向，展现出天文学史研究领域30 余年来积聚的学术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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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史研究（第1辑）购买

钮卫星 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6. 9

在早期天文学史方面，石云里对凌家滩遗址玉龟玉版的天文学意义做了系统阐释，论证其构成了一套反映八节划分的周年纪日系统和早期宇宙模型；程少轩考辨清华简《四时》所体现的二十八宿纪日历法，揭示了一套由太阳年、朔望月、恒星月精密配合的虚拟历法体系。吕传益、孙梦婷对大事纪年法的系统考察，以及汪小虎关于立表测影与疆域观念关系的研究，同样拓展了早期天文学史研究的时空维度。

在中古天文学史方面，唐泉以《大业历》与《皇极历》的竞争为中心，细致还原了隋代历法论争的过程与实质；墨子涵以社会网络视角考察孙吴天学在建康一带的传承与兴衰；钮卫星从官方与民间两条路径切入，探讨唐代域外天文学来华的不同途径、内容与影响；庄蕙芷、宋神秘对 8～20 世纪各版《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图像的全面搜集与流变考察，在天文学史与艺术史的交叉地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陈志辉通过新见《步天歌》两种抄本的校勘，揭示了星象体制从三家星到三垣二十八宿转变的中间环节；邱靖嘉对《大宋天文书》编纂与熙丰天变灾异论的考察，以及赵江红对未来历发微的考索，则为中古以迄近世的天文学与政治、社会互动研究增添了丰富的维度。

在近世天文学史方面，褚龙飞对《崇祯历书》的编撰方式与内容来源做了迄今最为系统的考证，揭示了其中翻译与改编并存的复杂编撰过程；孙承晟以《皇朝礼器图式》所收仪器为中心，考察了天文仪器从域外传入到归化入礼的完整过程；余佳霖、王广超对《最新天文图志》的译著缘起、内容特点与翻译特色的分析，生动呈现了近代天文知识在中国的翻译与本土化过程；朱浩浩、柳芬在系统总结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象”“时”“气化”等中国古代核心观念出发，对历学本质做了整体性反思，提出了具有理论抱负的新认知框架，尝试使天文学思想史研究从具体史实考据向宏观理论建构迈出重要一步。

《天文学史研究》将秉持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接纳一切有益于推进天文学史研究的高质量成果。我们珍视传统文献考证的扎实功夫，也赞赏跨学科视野的大胆尝试；欢迎精深的个案研究，也期待宏观的理论反思；重视对中国本土传统的深入开掘，也关注全球视野下的比较与交流。我们相信，在材料日益丰富、方法日趋多元、视野不断开阔的新时代，天文学史研究一定能够开拓更加深远宽广的学术前景。

本刊的创办与出版，得到了众多师友的襄助与鼓励。谨以此发刊词，向《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的编者与作者致敬，向 30 余年来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的前辈学者致敬，也向所有关心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同道发出诚挚的邀请。

《天文学史研究》编委会

2026 年6 月

本文为《天文学史研究（第1辑）》（钮卫星 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6. 9）一书“发刊词”，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邹 聪 刘巧巧

《天文学史研究（第1 辑）》共收录15 篇专题论文，时间跨度自新石器时代至近代。早期研究涵盖凌家滩遗址玉器的天文学意义、二十八宿纪日历法考、大事纪年法研究及立表测影实践；中古涉及孙吴天学兴衰、隋代历法竞争、唐代域外天文学来华，兼及《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图像流变与星象体制重构；近世聚焦《大宋天文书》编纂与天变灾异论、未来历发微、《崇祯历书》编撰方式与内容来源新探，以及清代仪器礼制化；末以“象”“时”“气化”三观念贯通中国古代历学思想，并以《最新天文图志》展现近代天文知识翻译与本土化历程。全书考据精深，视野宏阔，系天文学史领域前沿研究成果。

本书可供天文学史和相关领域专业研究者，以及广大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历史学领域从业者与爱好者阅读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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