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前夕突生巨变！强硬派集体施压，伊总统从美回来可能遭罢免？

大家好，我是老金。

9月下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启程前往纽约，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

这是中东战事持续近七个月以来，伊朗最高行政长官首次在全球最权威的舞台上公开亮明立场，按理说，外部局势如此紧张，德黑兰内部理应一致对外。

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伊朗议会内部却暗流涌动，部分强硬派议员正依据宪法第89条，试图以“政治无能”为由启动总统罢免程序。

前线还在对峙，后院却急着施压，伊朗体制内的部分力量，为什么觉得敲打自家总统比对外御敌更紧迫？

把视线切回到德黑兰内部，我们要先弄明白一个基础问题：在伊朗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想要合法罢免一位民选总统，到底有多难？

外界常常会被“罢免”这两个字吓到，以为伊朗政坛马上就要面临天翻地覆的变局。

但在老金看来，只要拆解一下伊朗宪法第89条的具体规定，你就会发现，这套程序在设计之初，就设定了极其苛刻的准入门槛。

根据规定，启动针对总统的质询程序，必须要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议员联署签字，进入实质性的罢免投票环节后，则需要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支持才能生效。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伊朗议会总共有290个席位，三分之一意味着起码要凑齐近100名议员的死磕，而最终想要把总统赶下台，则需要将近200张赞成票。

在一个派系林立、利益诉求极其复杂的议会里，想把近200个人的意见统一到直接推翻国家行政首脑这种极端路线上，难度可想而知。

回顾伊朗的历史，这套程序真正走完并产生结果的，仅仅只有一次，那是在1981年，当时的总统巴尼萨德尔被议会罢免。

但我们需要注意当时的特殊大背景：那是在两伊战争爆发的初期，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直接威胁，且最终的罢免决定是由最高领袖霍梅尼本人亲自拍板定案的。

从那以后的四十多年里，不管是拉夫桑贾尼还是鲁哈尼，历任伊朗总统在执政期间都遭遇过各式各样的弹劾威胁，但哪怕吵得再凶，没有一个人真正因为这个程序被赶下台。

既然法律层面的成功率如之低，为什么强硬派还要在佩泽希齐扬刚刚上任不久、甚至正准备赴美参会的关键节点，大张旗鼓地推动这项动议？

老金认为，这种弹劾威胁的真实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在法律上走完流程，而是一种极其老练的政治消耗战。

在伊朗复杂的权力架构中，发起弹劾动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

这些议员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凑不够200张票，但他们只需要把“总统无能”这个议题抛到台面上，就能达到几个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一步，持续质疑总统执政的合法性，只要弹劾的阴影悬在头顶，总统在推行任何重大经济改革或外交政策时，都会显得底气不足。

第二步，极大地压缩内阁的操作空间，面对议会的发难，总统和部长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投入到应对质询、安抚议员和疏通人脉上。

这套打法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通过设定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法律目标，在现实操作中制造无穷无尽的行政摩擦。

把行政团队本该用来解决通货膨胀、稳定汇率、处理外交危机的精力，全部强行拖入内部的政治缠斗之中。

这并不是为了立刻换人，而是为了给现任政府套上一副沉重的枷锁，让他们在所有的重大决策上都必须向保守阵营妥协。

很多人在观察伊朗内部矛盾时，习惯套用西方媒体常用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对立”这种简单粗暴的框架。

但老金要说，这种贴标签的方式在当前的局势下完全失效了，这次针对佩泽希齐扬的罢免风波，其最核心的裂痕，恰恰爆发在保守阵营自己的内部。

推动这次罢免动议的核心力量，隶属于一个名为“沙里扬”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的人员构成，与伊朗国内极端强硬的“佩达里阵线”有着极高的重合度。

他们代表了体制内对意识形态纯洁性要求最高、在对外态度上最不留余地的一股力量。

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出面强行阻拦这项罢免动议的，并不是佩泽希齐扬自己的政治盟友，而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卡利巴夫是谁？他本人就是伊朗保守阵营里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有着深厚的安全部门背景。

卡利巴夫出面压制强硬派，绝对不是因为他突然转性去支持佩泽希齐扬了，这背后牵扯的是保守阵营内部对于议会主导权和战时路线的激烈争夺。

老金梳理了近期的内部争端发现，卡利巴夫与这些极端强硬派在诸多核心议题上早就尿不到一个壶里了。

尤其是在当前外部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双方围绕“战时议会该如何运作”以及“外交谈判的底线到底在哪”爆发了严重分歧。

强硬派在内部大肆指责卡利巴夫，认为他屡次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议会召开大规模的实体会议，表面上是防范风险，实际上是在利用议长的权力，刻意阻挠对佩泽希齐扬内阁成员的质询和弹劾程序。

强硬派阵营里的另一支重要力量——贾利利阵营，更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最高层，他们反过来指控佩泽希齐扬和卡利巴夫等人是在暗中勾结，违背了关于对外谈判的既定红线。

两拨人马甚至在内部互相扣上了“搞政变”的帽子。

当一个体制内的不同派系开始用如此严重的词汇互相攻击时，老金认为，这就充分说明当前的矛盾早就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政策或外交路线分歧，已经彻底演变成了一场针对未来权力归属的卡位战。

这场争斗的深层背景，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后哈梅内伊时代”的过渡期，面对最高领袖未来的权力交接，整个德黑兰的各个派系都处于一种极度敏感和焦虑的状态中。

大家都在不断地试探底线，试图在新的权力平衡稳定下来之前，尽可能多地抢占政治高地。

在这个宏大的权力棋局里，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的位置显得异常微妙，他既不是极端强硬派的核心资产，也不是卡利巴夫阵营的首要保护目标。

他之所以能坐在那个位置上，是因为在上一轮博弈中，各方都需要一个勉强能够维持表面平衡的过渡人物。

但这也就意味着，佩泽希齐扬随时可能面临被“待价而沽”的局面。

各路力量都在时刻评估一笔账：在现阶段继续留着他，和通过罢免程序把他赶下去换一个自己人，到底哪种选择能为自己的派系带来更大的政治利益？

面对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总统府也没有坐以待毙，最近一段时间，总统办公室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公开否认总统与革命卫队等强力安全机构之间存在分歧。

这种密集的辟谣动作，本身释放的信号就非常耐人寻味，总统府需要不断向外界证明自己与强力部门的关系“很正常”，这恰恰说明内部确实存在想要将其剥离出去的压力。

但在老金看来，这种辟谣也有另一层深意，如果强力部门真的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个时候彻底抛弃现任总统，这种辟谣根本连发出来的机会都不会有。

各方在台面下依然保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微妙默契。

剥开所有政治操作的外衣，导致这场罢免风波的根本驱动力，依然是伊朗国内每况愈下的经济现实与权力结构之间的深刻矛盾。

现在的伊朗，处于一种极度高压的常态化封锁之中，长期的外部制裁叠加内部的资源消耗，导致经济数据非常难看，货币持续面临贬值压力。

情况已经严峻到普通民众对基本食品的消费需求都在被迫缩减的地步。

当民众的生存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情绪必然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老金注意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强硬派最近持续利用亲政府集会作为施压平台，这些集会已经断断续续搞了200多个夜晚。

更值得警惕的是，集会人群喊出的口号，正在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以前最常听到的是针对外部目标的抗议，而现在，矛头开始直接指向内部，针对现任总统和议长的不满声音越来越大。

这种从“一致对外”向“内部清算”的转向，对佩泽希齐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体制内的某些力量，急需找到一个责任人来为眼前的经济困境背锅，而作为国家行政分支的法定首脑，总统天然就处在替罪羊的一号位上。

但老金认为，这就是伊朗政治结构中最拧巴、最权责错位的地方。

外界总以为既然是总统，就应该为经济搞不好负全责，但在伊朗真实的权力分配体系里，总统在宏观经济和外交安全上的自主决策权，远远小于纸面上的规定。

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要素——比如货币的超发规模、外汇的统筹管理、关键产业的资源分配，以及如何规避制裁进行地下贸易，这些最终的决定权，分散在最高层办公室、相关强力部门的经济分支以及议会的手中。

总统和他的内阁，很多时候更像是一个执行层面的职业经理人，拿着别人划定好的预算，去应对全社会对物价和就业的指责。

当经济好的时候，各方都能分一杯羹；当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时，没有实际拍板权的人，却要承担最大的政治压力。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老金依然判断在短期内，罢免程序不会真正落地？

因为我们要算一笔安全账，目前的伊朗正处于与外部力量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之中，周边水域的航运安全、多条战线上的物资协调，都需要一个能够维持基本运转的行政中枢。

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为了派系斗争而强行罢免总统，人为地制造几个月甚至半年的行政权力真空，这对任何一个身在局中的派系来说，都是一项难以承受的高风险操作。

内部虽然撕裂，但绝大多数高层依然具备基本的底线思维。

正如国内一些清醒的声音所指出的：在国家安全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刻推动高层洗牌，等于是在直接拆除国家治理的承重墙。人不是不能换，但现在绝对不是动手的时机。

对于佩泽希齐扬来说，他目前能做的非常有限。他只能利用现有的行政资源，尽可能地把内部彻底清算的时间点往后拖延。

同时，他必须在极其狭窄的操作空间里，试探着保留一条与外界沟通的可能出路，以此来证明自己依然具备不可替代的缓冲价值。

老金认为，当佩泽希齐扬从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归来时，迎接他的绝对不会是鲜花和掌声。国际舞台上的发声固然重要，但这并不能成为解决德黑兰内部危机的免死金牌。

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更加令人窒息、各方都在加速争夺筹码的政治修罗场。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权力交接期里，罢免程序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未必会立刻斩下，但永远在提醒他：在这个体系里，责任与权力从来都不对等。

面对这种内外夹击、随时可能被牺牲的结构性死局，这位被当做过渡人物推上台前的总统，究竟还能在德黑兰的政治绞肉机里撑多久？时间会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