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有势易暴人性之恶，孙玉良：我的理想曾是在清水衙门埋头创作

文｜孙玉良

网上流传一段托名莫言的话：“没权没势，所以我们被迫做好人。哪一天有权有势以后，有机会成为既得利益者，未必能够守住初心。一个人有钱有势而又能够做好人，才是真的好人”。我认为这段话说得很对，很有道理。人性之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但如果有权有势了，恶的一面就容易暴露出来，因为有作恶的能力了。这也是贪官污吏们“前腐后继”的原因所在。

并没有权威的证据证明，这段话是莫言说的。它像一把解剖刀，剖开了道德最隐秘的角落，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许多人的“善”，并非源于内心的坚守，而是源于处境的约束。无权无势时，作恶的成本太高，于是做一个“好人”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而非灵魂的自觉。

“糖衣炮弹”的威力是很大的，金钱也好，美女也罢，没有几个人抵得住这种诱惑。我虽志向宏大，但也不认为自己哪一天当了高官，能抵得住这种诱惑，所以曾经的理想，是到一个清水衙门工作。我不想要什么权力，让我能养家糊口，能够安心读书、埋头写作就好。

权力和财富之所以最容易暴露人性之恶，是因为它拥有了作恶的能力：当一个人手握权力，他面临的诱惑既有“直接占公家的便宜”，又能“用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当一个人拥有了财富，他面临的考验更大，甚至可以用一笔钱“买断”一个人的尊严，让其俯首帖耳。更危险的是，权力和财富会制造一种幻觉，“天是王大，我是王二”的幻觉，可以“无法无天”的幻觉。这种幻觉一旦形成，人性中最原始的贪婪、傲慢和冷酷便会挣脱缰绳。历史上多少曾经痛斥贪官污吏的热血青年，一朝权在手，便成了自己曾经最厌恶的人。他们的初心未必是假的，只是在权势的洪流中，忘记了初心，舍弃了初心。

我是很害怕失去“自我”，成为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的，但又有“习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思想，故也想寻一个衙门做事，进入体制内。因为我不太自信自己能在权势的漩涡中永远清醒，所以曾经的理想，是寻一个“清水衙门”做事。清水衙门意味着没有丰厚的油水，没有前呼后拥的威风，也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力。在这样的位置上，做好人不需要对抗巨大的诱惑，因为诱惑本身就不在那里。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主动的边界设定，知道自己会在哪里跌倒，就提前绕开那条路。我的想法很天真：与其在权力场中考验自己的定力，不如主动选择一个没有油水犯错的位置，让读书写作成为终身的修行，让文字成为与人性之恶保持距离的屏障。

遗憾的是，这样的“清水衙门”我也没有进去，体制内的竞争，残酷得令人颤抖。于是我只好做体制外的李白、陶渊明，虽朝不保夕，但也乐得逍遥。我们这个时代对“好人”的定义往往过于廉价，一个人只要不偷不抢、待人和善，就算个“好人”了。这种“好人”的标准很低，低到几乎等同于“没有机会作恶的人”。为了强化“好人”的角色，我又做了一些公益，力所能及地帮助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但因为能力有限，多为用策划、用笔杆子帮人，而非真金白银地捐赠。

我很清楚，真正的考验，从来都是当你有能力作恶而不被惩罚时，你选择做什么。我认为：那些在权力和财富中依然能守住底线的人，那些“有钱有势而又能够做好人”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敬重的。他们面对的是最严酷的考验，却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样的人很少，但并非没有。比如陈行甲，比如焦裕禄，比如孔繁森，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初心不是靠环境来保护的，而是靠信仰来支撑的。跟这些人比起来，我所做的事微不足道，他们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我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对自己的定力没有十足把握的人，我很害怕哪一天当了官，会在“糖衣炮弹”面前动摇，走了贪污腐败的路。以前我很愤恨阻挡我进体制内的那位领导，现在我想通了，反而很感激他。我常常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我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我还能记得自己曾经也是那个没有话语权的人吗？如果有一天，一笔不义之财足以改变我全家的生活，我还能守住那条线吗？

我自问并不比很多人高尚，但我确认比很多人诚实。自从38岁脑梗住院确立当作家的理想后，我的理想便不在权力的巅峰，而在文字的世界。我认为：只有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才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人，大写的人，因为我不必在诱惑面前反复撕扯，不必用后半生去悔恨某个瞬间的动摇。我虽没什么权力，也没什么钱财，但我吃得饱，睡得香，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福报了。我认为：真正的道德，不是在被逼迫时的无奈选择，而是在拥有选择权时的主动坚守。如果做不到后者，就选择一个不需要反复考验自己的位置生活吧，这或许也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