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北京一处机关驻地，董仲民和丈夫张云刚办完报到手续，便遇见了多年未见的战友申余。几句寒暄之后，申余忽然叹了口气：“小董，真是可惜了。”董仲民一愣，追问道：“你说的是我妹妹吗？”申余看着她，低声说：“她早就牺牲了，你不知道？”
消息来得毫无准备。董仲民当场失力，张云赶忙扶住妻子。申余随后讲述了自己听来的经过：董建民一家在海上遭到拦截，为了不让密电码落入敌手，和几名战友一同跳入大海。那名幸存者曾说，董建民临死前留下的话是：“誓与密码共存亡。”
这句话，后来成为董建民短暂一生最沉重的注脚。她牺牲时年仅23岁，丈夫钟琪25岁，孩子还不到两岁。对于董仲民而言，最难承受的并不只是妹妹离世，而是妹妹一家三口连遗体都未能留下，连最后一面，也早已在战争的混乱中错过。
姐妹二人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她们很早便明白，机要工作不是普通的文书事务。电报中的一个字、一组数字，可能关系到部队行动和地下交通线的安危。译电员必须做到保密、准确、及时，密码一旦泄露，造成的后果往往不是个人得失，而是许多同志的生命。
董家姐妹的革命道路，和家庭教育有密切关系。董仲民的父亲董秋斯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五四运动后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由于长期从事进步活动，他无法常伴女儿身边，便把孩子托付给亲属照料。董建民也因此和董仲民生活在一起，两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很早便结下深厚感情。
董秋斯常给孩子们寄书，也写信谈国家处境。他寄去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希望孩子们不要把读书只当作谋生手段，更要懂得民族危亡和社会责任。那时的姐妹俩年纪尚小，却已经从书报中感受到现实的沉重，心里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战火迅速蔓延。河北部分地区陷入日军控制，百姓生活受到严重破坏。1939年初，董仲民、董建民和董清民被接往香港，之后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路线并不直接，她们要经海路抵达越南海防，再经广西、贵州等地辗转北上。
途中，董清民因身体虚弱和长途颠簸病重，未能抵达延安。两姐妹忍着悲痛继续赶路，后来又徒步跋涉数百里，经过二十多天才到达陕北。她们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住窑洞、搭木板、做课桌，生活条件十分简陋，却在这里完成了思想和知识上的成长。
1941年，姐妹二人参加训练班。课程既包括政治理论，也包括译电、保密等专业训练。老师反复强调，机要人员必须把党的秘密看得比个人生命更重。训练结束后，她们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使用“大董”和“小董”的代号开展工作。
董仲民与张云搭档，负责有关秘密电台的译电任务；董建民则与钟琪配合。工作枯燥，却不容半点差错。夜深时，别人已经休息，机要人员仍要对照电文、核验数字。两姐妹和各自的搭档在长期合作中建立了信任，也分别结为夫妻。窑洞前举行的婚礼没有铺张仪式，却有战友和组织的见证。
抗战胜利后，人员调动增多，董仲民夫妇先后前往重庆、南京等地，董建民夫妇仍在延安。1946年，董建民和钟琪奉命转移，途中与董仲民一家短暂相遇。姐妹多年未见，紧紧抱在一起，却都没有询问彼此任务内容。机要人员之间，即便是至亲，也必须守住边界。
分别时，董仲民把一枚金戒指包在手绢里，悄悄交给妹妹。董建民只说：“一路保重。”董仲民答道：“你们也要小心。”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匆匆相见，竟成了姐妹之间的诀别。
1947年，董建民夫妇奉命前往东北。为避开封锁，他们随队伍从青岛乘船北上，并将密电码包好，藏在孩子的尿布中。董建民装扮成富家太太，钟琪则扮作商人，队员们分散登船，侥幸通过了码头搜查。
然而船离港后不久，国民党方面获悉消息，军舰赶来拦截。炮火逼停商船，敌人还在船外喊话，要逐一检查。密码本已经无法安全转移，董建民和钟琪很快作出决定。她把密码本交给丈夫，二人抱紧孩子，纵身跃入海中。几名战友也未作俘虏，先后投海。
多年以后，相关部门为董建民、钟琪举行遗像安放仪式。由于海上遇难，骨灰盒中没有骨灰，也没有能够保存下来的遗物，只有一纸悼词。董仲民晚年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她与妹妹的名字，隔着无法跨越的岁月，留在同一片革命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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