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她来到公安部，追问父亲死因，他就是《红岩》的原型

她叫徐继红，那年53岁。对面坐着的是当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老管教姚伦，已经七十多岁了。她开口问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了：

“我的父亲徐远举，究竟是怎么死的？”

这话憋了整整十八年。

要搞懂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跨过海峡来追问一个死因，得先搞懂她父亲是谁。

徐远举，1914年生在湖北大冶。二十多岁考进黄埔军校，毕业后一头扎进军统，成了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他跟沈醉、周养浩合称军统“三剑客”，负责西南地区，手底下管着川、康、滇、黔四省四十多个特务机构，当年有人吹他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可这个“红人”的底子，是血染出来的。

1947年，徐远举策划破坏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前后逮捕地下党员一百三十多人。江竹筠——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江姐——就是在那次大搜捕中落网的。杨虎城将军一家十七口人的灭门血案，他也是主要策划和指挥者。

最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大势已去。徐远举接到命令，将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三百多名革命志士集体屠杀，机枪扫射、纵火焚烧，连襁褓中的婴儿都没放过。小说《红岩》里那个阴狠毒辣的特务头子徐鹏飞，原型就是他。

然而历史的审判来得也快。1949年12月，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堵住了徐远举逃往台湾的退路，他还没登上飞机就被扣留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被押回重庆后，关押的地方正是他当年亲手关押、屠杀革命志士的白公馆。

1956年，徐远举被转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编号001。跟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们不一样，他是搞特务出身的，人缘极差，吃饭都没人愿意跟他坐一桌。或许是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也或许是看别人一个个被特赦放出去了，他急于表现。别人写几万字的交代材料，他一口气写了整整二十万字，把自己的罪行交代得清清楚楚。他还花功夫啃起了《资本论》，常跟管教念叨“毛主席让我从鬼变成了人”这类话。

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的时候，功德林里好几个人都出去了。徐远举心里肯定有期待，可名单里没有他。他手上那些案子太重，特别是渣滓洞那件事，几百条人命摆在那儿，想出去没那么容易。他也没闹，继续写材料，继续配合改造。

可他那个暴脾气，到死都没改过来。

1973年1月19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战犯们正在缝纫组干活。59岁的徐远举交上去的活儿被打了回来，说是针脚不行，得返工。按理说这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但徐远举当场就炸了。旁边有人好心说帮他返工，他反而更来气，扯着嗓子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活该！你们不用猫哭耗子假慈悲！”

气呼呼回到屋里，他干了一件要命的事——大冬天的，打了一桶冷水，从头浇到脚。他有高血压的老毛病，可那股子倔劲上来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当天夜里，同屋的人被一阵翻来覆去的动静吵醒。凑过去一看，徐远举在床上剧烈翻滚，两只眼睛鼓得吓人，鼻孔往外淌血，浑身烫得像火炭。1月21日被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确诊为突发性脑溢血。1月22日，人没了，终年59岁。

周总理亲自批示彻查死因。调查组翻了值班记录，查了同监舍战犯的证词，最后结论很清楚：他本身就有高血压，当天因为返工的事情绪激动，又在严冬冲了冷水澡，血压骤升导致脑血管破裂。意外病亡，没有别的原因。

但徐继红不信。或者说，她在台湾听到的版本完全不一样。

台湾那边一直有流言，说徐远举是被虐待致死的，是被报复处决的。这些说法在徐家人头上压了快二十年。而且还有个更现实的问题——台方没有证实徐远举的死亡情况，子女没法给他注销户口，也就领不了那笔抚恤金。

所以1991年，她来了。

姚伦从档案柜翻出一个旧牛皮纸袋，抽出一张盖着公安部红戳的纸，推到徐继红面前。那就是徐远举的死亡证明，清清楚楚写着：1973年1月22日，因脑溢血病故。徐继红愣了愣，开口第一句就是：“不是枪毙？”姚伦摇头说，不是。

她又追问：“那他走的时候受罪了吗？”姚伦说，要说受罪，也是他自己找的。

徐继红听完低着头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久她才抬头问：“我父亲那时候，恨你们吗？”姚伦想了想说，头几年肯定恨，后来真的不恨了。他在功德林真的认认真真读完了《资本论》，书页上写满了批注，还写了好几万字的悔过书。

临走前她又问了姚伦一个问题：“你们恨我父亲吗？”姚伦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恨，他杀了那么多革命同志，这笔仇永远都在。但你是他女儿，上一辈的血债，没道理让你扛着。”

徐继红拿着那张死亡证明，没多久就回了台湾。

一个手上沾满数百条人命的特务头子，最终死在一盆冷水澡上。这结局听着荒唐，可细想又觉得，一个脾气暴躁了一辈子的人，栽在自己的脾气上，大概也是一种因果。

而他的女儿，花了十八年，跨过海峡，只为了要一个答案。她要的其实不是真相——真相她未必不懂。她要的是一张纸，上面盖着章，白纸黑字告诉她：你父亲是怎么走的，跟你没关系，你不用背这个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