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中院申伦优秀公司法案例】发起人协议与章程的冲突适用及合同目的与动机的区分——行使解除权的正确方式

马文斌律师

钟怡露律师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1日，陆某（上诉人）与A（被上诉人一）签订《上海某餐饮公司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伙开办餐饮公司，该协议将A的妻子B（被上诉人二）列为丙方，但B并未在协议中签字。其后，陆某向A转账30万元。

2019年3月14日，上海某餐饮公司设立，登记股东为A及其妻子B（于2020年5月20日离婚）。2020年4月29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A、陆某。2021年7月29日，该公司变更股权结构，变更后A认缴2.5万元，陆某认缴47.5万元。

2024年2月26日，另案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因A、陆某未能证明其已实缴出资，遂应在其各自未出资范围内对上海某餐饮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续该案进入执行程序，法院从陆某账户中执行到47.5万元。

后，陆某遂起诉A、B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徐汇法院驳回陆某的诉讼请求，陆某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即本案，主张上海某餐饮公司设立时未将陆某登记为股东，A收到的30万元未用作实缴资本，A与B根本性违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上海某餐饮公司合作协议书》，返还30万元。申伦律所从公司法合同解除权的角度论证，最终一中院全面采纳申伦律师四大抗辩点，驳回陆某的上诉请求。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合作协议书》是否具备法定解除条件，上诉人主张返还30万元投资款应否支持，主要从以下四个角度论证：

一、合同目的是否已经实现

陆某与A签订《合作协议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共同出资设立餐饮公司，并成为公司股东参与经营、分享收益。本案中，餐饮公司已于2019年依法登记设立，虽然设立时股权结构与协议约定不符，但后续公司股权结构已历经变更将陆某列为股东。因此，陆某已实际成为上海某餐饮公司的股东参与经营、分享收益，合同目的已实现。上诉人陆某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初始股东结构与协议约定不一致为由主张根本违约，缺乏依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本违约，须达到致使合同主要目的落空的程度，而上诉人股东身份并未落空。

二、陆某主张被告未按约履行实缴出资义务等问题

股东是否按照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履行实缴出资义务，属于公司资本制度调整的范畴，涉及的是公司、股东、债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对于《上海某餐饮公司合作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涉及的是陆某与A之间的合同关系，原告将股东间的出资争议等同于设立协议的根本违约，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

三、上诉人提出案涉95%股权系基于《借款协议书》以股抵债取得、与《合作协议书》相互独立的意见。

《借款协议书》约定的以股权抵偿债务发生于时瞬公司设立之后，属于公司成立后的股权后续处分行为，不能溯及否定上诉人陆某最初基于《合作协议书》支付30万元投资款、参与设立公司的基础法律事实。两份协议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上诉人一方面以95%控股股东身份享有股权权益，另一方面又选择性主张该股权与合作投资无关，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与禁反言规则。此外，陆某在另案中被执行到位47.5万元，现陆某意图通过否定初始投资关系的法律性质取回30万元，将商业风险转嫁于被告，有逃避股东出资责任之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四、时效问题

上海某餐饮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设立时的工商登记情况与协议约定不符，陆某在当时已经知晓该事实，已过1年的除斥期间。即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对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最长期限计算，上诉人的解除权最迟亦应于2022年1月1日前行使。上诉人迟至四年后才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解除合同，其解除权已因除斥期间届满而归于消灭。

申伦亮点

本案中，申伦律师面对原告“解除协议、返还30万元投资款”的诉请，抓住合同解除权的关键，精准构建了四大抗辩防线：其一，以合同相对性原则，确定合同签订主体，帮助未签字的营莹完全免责；其二，以工商登记、经营流水、聊天记录等证据闭环证明原告已成为持股95%的控股股东且实际参与经营，合同目的已实现；其三，以《民法典》第564条一年除斥期间为由，指出原告起诉时已逾四年、解除权业已消灭；其四，以禁止反言原则揭示原告长期参与经营却从未异议的行为矛盾，向法庭揭示原告“先以股东身份在另案中被追责、后否认投资关系以逃避47.5万元出资责任”的真实动机。最终法院全面采纳申伦律师意见，驳回上诉人诉请。

法院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