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蝉联第一，中国公卫“天花板”仍在50之外→26世界一流学科公卫排名述评

9月15日，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公共卫生学科，哈佛大学蝉联全球第一；中国内地表现最好的复旦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并列世界第51—75位——尚未进入世界前50。

一份榜单，照出的不只是论文数的差距，更是"医防教研"协同的深层命题。且听疾控老兵一一道来。

哈佛蝉联第一，中国公共卫生“天花板”仍在世界前50之外

——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公共卫生排名述评

罗会明

9月15日，软科（ShanghaiRanking）发布2026“世界一流学科排名”（GRAS）。

在公共卫生学科榜单上，哈佛大学蝉联全球第一；中国内地高校表现最好的是复旦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四校并列世界第51—75位区间（即中国内地并列第一）；中山大学位列第76—100位；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位列第101—150位……

中国公共卫生学科近十年稳步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一位在疾控现场工作三十多年的“公卫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榜单之外——那些数字不曾告诉我们的东西。

一、“软科”评了什么，没评什么

软科公共卫生学科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世界一流教师”、“世界一流成果”、“高水平研究成果”、“科研影响力”和“国际合作”五个模块，核心是顶刊论文数、高被引学者数、国际合作论文比例等学术指标。

这套指标有其合理性——它反映了学科的科研产出和国际显示度。但它有一个明显的盲区：几乎不评价一个公共卫生学科对本地区、本国、乃至全球人群健康的实际贡献。

而这，恰恰是中国与“顶尖”公共卫生学院差距最大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二、被排行榜遮蔽的中国“硬实力”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之所以长期稳居前列，不只是因为论文强，更因为它们深度嵌入了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系统——CDC的很多主任出自这些学院，学院的教授大量参与CDC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与政策制定。

反观我国，我们的公共卫生学院与疾控机构长期处于“两条腿走路”的状态：学院擅长教学和科研，疾控擅长现场和实战，二者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人员流动上虽有融合，但深度、广度还远远不够。

这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培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公共卫生硕士博士，我们的学科排名在国际上却难以进入前列；我们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交出了举世瞩目的答卷，我们的“世界一流成果”指标却依然与英美有明显差距。

公共卫生的本质，不在论文里，而在现场——在现场发现影响公众健康的真问题，在现场去真解决、评价。

一场洪涝灾害后的疫情处置、一次聚集性不明原因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处置、一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的创建、一项国家免疫规划政策的调整——这些工作的价值，在“软科”的指标体系里几乎无法体现。但恰恰是这些工作，托起了14亿人口的健康底线。这是真正的“硬实力”。

然而，硬实力如果不能转化为学术影响力、不能在学术舞台上“发声”，我们的学科就难以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尊重。这就要求我们走“医防教研”协同一体化的道路——让公卫学院的科研扎根于疾控的现场问题，让疾控的实践引导、反哺学院的教学和科研。

三、“医防教研”协同：被排名掩盖的真问题

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医防教研”协同一体化发展。它的核心要义可概括为：医学院校与疾控机构、医疗与预防、教学与科研，为了共同的目标，应当打破壁垒、深度融合，跨领域协同。

协同的关键，是人员双向流动——让疾控的现场专家走进大学课堂，让学院的教授下沉到疾控一线现场，人在一起、心也要在一起；

协同的载体，是联合培养——把公共卫生硕士（MPH）的培养现场从校园延伸到疾控中心、延伸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第一线；

协同的成果，是共建共享——让共同署名的“现场论文”也能登上顶级期刊，让“中国经验”也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被看见”。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公共卫生学科要真正走向世界一流，仅靠顶刊论文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现场—课堂—实验室—政策”四位一体的学科发展模式，让学科建设扎根于中国公共卫生的真实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可喜的探索：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公共卫生硕士（MPH）培养了一批“能打仗、能写文章、能上讲台”的实战型人才；国家疾控局正在推进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卫生专业博士（DrPH）已启动。

但这些探索，还远未形成制度化、规模化、可复制的“医防教研”协同范式。高校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的导向、实践和能力还离需求有较大差距。

四、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建议教育、卫生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研究，建立一套兼顾“科研产出”与“健康贡献”的评价指标。那些扎根基层、服务人群的公共卫生工作者，也应当得到应有的学术承认——比如，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国家卫生标准制定等纳入学科评价内容。

第二，深化学院与疾控的协同。建议在国家或省级层面出台政策，实质鼓励疾控机构与公共卫生学院建立“人员互聘、平台共建、项目共担、成果共享”机制；将CFETP模式纳入公共卫生专业学位培养方案，让“中国FETP”成为像“美国EIS”一样的国际品牌。

第三，培养“医防融合”的新型人才。公共卫生硕士培养应当有更多的现场课时、更长的疾控实习、更扎实的数据分析能力，而不是停留在课堂上的“理论推演”。未来的公共卫生领军人才，既要能写论文，也要能下现场；既要能上讲台，也要能进实验室。

第四，让中国经验走向世界。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消除疟疾、维持无脊灰、乙肝疫苗接种、慢性病综合防控等领域积累了大量“中国经验”。这些经验需要被系统总结、需要更多中国公卫学者在国际组织、国际期刊、国际会议上有更大话语权。我们不能只“输入”国际经验，也要“输出”中国方案。

五、写在最后

一份排名，能让我们知道“差距”在哪里；但真正能让一个学科强大的，不是排名，而是这个学科对本国家、本民族健康事业的真实贡献。

哈佛第一，我们致敬；“天花板”是51—75区间，我们努力。但我们更希望，在若干年后的某份榜单上，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高校在顶刊论文上的进步，更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对人类健康共同体作出的独特贡献。

到那时，“世界一流公共卫生学科”的定义，也许就不再是“软科”式的——而是中国式的：扎根大地、服务人民、面向世界。

罗会明（海南省预防医学会会长）

2026年9月

编辑：普通疾控人 | 审核：诗酒趁年华

文章来源 | 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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