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鲁瑞林从大小凉山回到成都时，面对的已不是熟悉的西南军区机关。西南军区已经撤销，原有建制重新调整，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和西藏军区相继成立。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个名义上的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竟然没有在原岗位上真正工作多久。
事情还要从一份任命说起。
1951年，西南军区组建公安部队，鲁瑞林被任命为司令员，周兴兼任政治委员，郭林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杜林任副参谋长。那时，鲁瑞林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周兴主要承担地方工作，部队的日常领导，便由郭林祥暂时负责。
名义上的职务已经确定，实际到岗却迟迟没有完成。
1952年，鲁瑞林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副参谋长兼公安部队司令员。但他没有立即接掌公安部队，而是在机关从事了半年多的战役学辅导工作。对一名刚从军事院校毕业的干部来说，这并非闲置，而是组织根据全局需要作出的安排。
1953年6月，他才正式走上公安部队司令员岗位。按常理看，任职之后应当进入部队指挥体系，处理治安、剿匪和边防等事务。可鲁瑞林刚刚接近这个岗位，新的任务又压了过来。
上级决定，由他组织领导班子，率领凉山工作委员会机关进入雷波地区，并带领十几个公安团参加剿匪。任务的重点，已经不只是消灭武装，更在于改变当地长期割据、隔绝的社会状态。
大小凉山的情况非常复杂。残存股匪有三千一百余人，过去国民党方面建立的各种反动组织也没有完全消失。一些人化装隐蔽，分散在少数民族群众之间，部队即便掌握了目标，也很难单靠搜索和追击解决问题。
鲁瑞林很快判断，那里不能照搬平原地区的剿匪办法。军事行动必须有，但只能作为辅助。真正决定成败的，是能不能把政策讲清楚，把群众争取过来，让武装分子失去藏身之处和社会依托。
有一次，干部讨论工作方法时，鲁瑞林说：“先把道理讲透，政策讲透。”他强调，部队不能只会进剿，还要尊重当地风俗，分清敌我，不能把群众与匪患混为一谈。
他把当地一些上层人士和武装人员的顾虑概括为“六怕”：怕社会改革，怕收缴枪支，怕白彝与黑彝平等，怕解放奴隶，怕通婚，也怕禁种鸦片。这些顾虑背后，既有旧制度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也有普通群众对社会变化的陌生和不安。
于是，工作队和部队不再满足于发布命令，而是深入村寨宣传政策，解释土地、民族关系、社会改革以及治安措施。干部、战士入乡后，尽量尊重当地生活习惯，不随意触碰民族风俗。这个细节，看似缓慢，却直接影响着群众是否愿意接近政府。
起初，不少人对部队抱有戒心，甚至不愿正面接触。随着宣传逐步深入，一些群众开始提供情况，也有人主动表明愿意接受政府领导。匪患一旦失去消息来源和隐蔽条件，原本分散的武装便很难继续维持。
军事打击仍然没有停止。对拒不投降、继续组织袭扰的股匪，公安部队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对愿意悔过和投诚者，则配合政策进行争取。半年多时间里，经过宣传、分化和进剿，三百多名土匪被剿灭，局面开始松动。
更难得的是，部队还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当地出现了一批能够沟通政策、熟悉本民族情况的基层力量。剿匪不再只是军队的单项任务，而逐渐与建立基层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结合起来。
到1955年，大小凉山的剿匪任务基本完成，地方政权得到建立和巩固。鲁瑞林在这里投入了相当长时间，也正因为这段经历，他实际承担的工作，早已超出了原先“公安部队司令员”的岗位范围。
有意思的是，等他完成任务返回时，西南军区已被撤销。1951年的任命仍然存在于履历中，但四年间，他真正花费主要精力的地方，却是凉山一线。所谓“挂职”，并不是坐在机关等待安排，而是在新的任务中不断转换角色。
新的军区体制形成后，鲁瑞林被调往昆明军区，担任副司令员，负责边防工作。昆明军区当时辖云南、贵州两省，边境线长，情况复杂，任务同样繁重。此后，他在云南边防工作了16年，后来又转到贵州担任地方主要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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