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12月26日，南京，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后，随即失去了自由。西安事变的枪声已经停止，可真正的较量并没有结束。对张学良而言，送蒋回南京原本是为了换取和平；对蒋介石而言，这却成了控制张学良、拆散西安力量的机会。
张学良被送往宋子文公馆看管，随后又被转移到不同地点。12月31日，军事法庭匆匆开庭，以“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特赦，但附加了一句关键的话：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判刑、特赦、继续监禁，看似经过了完整程序，实质上都离不开蒋介石的决定。张学良失去的，不只是行动自由，也是东北军赖以维系的精神核心。东北军官兵长期追随他，很多人把收复东北、营救少帅视为部队存在的理由。
西安的局势很快变得紧张。1月4日，西安方面获悉张学良不会返回，原先维持三方合作的希望受到重创。杨虎城随即表示，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不能分开，并反对南京借整顿善后之名重新挑起内战。
南京一面调集中央军，一面提出驻军、调防和改编方案。东北军或调往甘肃，或分散到豫皖；十七路军也被要求改变驻地。军队一旦离开西北，彼此之间便难以照应，张学良留下的政治影响也会逐渐削弱。
谈判期间，东北军内部出现了尖锐分歧。少壮派认为，张学良没有回来，部队就不应撤兵；一些高级将领则判断，中央军兵力占优，战争既救不了张学良，反而会让东北军彻底覆灭。
一次讨论中，有人激动地说：“不把张副司令接回来，撤兵还有什么意义？”另一边的将领回答：“真打起来，张先生更难回来，东北军也可能保不住。”两种意见，都有现实依据，冲突却越来越难以调和。
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开军事会议，主战派取得多数，形成了“张学良回来以前不撤兵”的主张。可是两天后的王宅会议上，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指出，西安东面有中央军压迫，西面又有胡宗南部推进，内部还存在不稳定因素，东北军已经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
杨虎城对此看得很清楚：从道义上讲，当然应当营救张学良；从军事和政治利害看，却不能贸然开战。周恩来也主张和平解决，并提醒东北军必须保持内部团结。会议决定继续谈判，东北军准备按照方案调防。
矛盾没有因此消失。1937年2月2日，主战派军官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发动行动，东北军军长王以哲在家中遇害，徐方、宋学礼等人也相继被杀。这就是“二二事件”。东北军内部由意见不合走向公开分裂，西安方面多年形成的合作局面受到致命打击。
周恩来等人当日赶往王以哲家中吊唁，并反对这种杀害同僚的做法。为避免事态继续扩大，部分参与者后来被送往红军驻地。但东北军东线防务已经出现缺口，2月8日，中央军进入西安，东北军被迫接受调防，三方合作宣告难以维持。
接下来的命运，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东北军被分散到不同地区，番号和编制也被大幅裁并。1937年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没有消沉，反而被推上了正面战场。
在津浦线、平汉线和淞沪战场，东北军多次承担阻击任务。1937年11月，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在撤退途中遇袭殉职；第四十九军在华北苦战，许多基层军官伤亡。五十七军参加临沂作战时，三三三旅连续血战十五昼夜，部队损失极重，却守住了阵地。
五十三军的经历更为典型。1944年滇西反攻中，该军参加强渡怒江、攻取高黎贡山和腾冲的战斗。腾冲城攻坚时，官兵逐屋争夺，伤亡十分惨重。1945年1月，滇缅交通线打通，五十三军完成了东北军部队在抗日战场上的重要一战。
但部队被拆散，也让不同选择逐渐出现。1940年，五十七军内部发生反对缪澄流妥协的行动。1942年8月，常恩多、万毅等率一一一师转入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来编入八路军。原东北军官兵中，也有人在敌后坚持抗战，成为新的武装骨干。
抗战结束后，东北军的番号已经所剩无几。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四十九军和五十三军先后被投入内战，部队被继续改编、分割，原有的将领体系和官兵联系逐步瓦解。1947年鲁南战役中，五十一军遭到重创；五十七军残部后来在兖州放下武器。
四十九军进入东北后，核心军官多被替换，已很难说仍是原来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则在辽沈战役中走到分水岭，1948年参加沈阳起义，军长周福成被俘。至此，这支从东北流亡、在西安事变中举足轻重、又在抗日战场上屡遭重创的军队，连同它原有的番号和组织，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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