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冬，鄂豫皖苏区反“六路围攻”进入最紧张的阶段。红四方面军面对数倍于己的川军，徐向前没有急着硬拼，而是先看地形、辨敌情，再决定哪里设防、哪里诱敌、哪里反击。多年以后，王宏坤谈起这位老首长，几乎没有迟疑：“徐老头！”
这句称呼，带着亲近，也带着分量。王宏坤长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对徐向前的用兵风格看得很清楚。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可惜他没有一个好政委。”这不是否定徐向前，而是说，这位善于打硬仗的将领，很少遇到真正能够与他长期互补、共同担当的政治搭档。
徐向前的长处，往往不是一句“勇猛”可以概括。他敢于承担风险，却不靠蛮干；善于集中兵力，也懂得保存实力；面对新部队，更有把生手练成骨干的耐心。
1929年，徐向前进入鄂豫皖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时，红军基础十分薄弱。那里的部队缺枪少弹，人员来源复杂，既要作战，又要筹粮、扩军、建立根据地。徐向前没有把“练兵”和“打仗”分开，而是让部队在实战中熟悉队形、掌握战术，在一次次突围和反击中形成战斗力。
红四方面军后来能够迅速壮大，与徐向前的组织和指挥有直接关系。反“六路围攻”期间，他根据川北山地和道路条件，采取阵地防御、机动反击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消耗对手。1934年取得胜利后，红军歼灭和击溃大量敌军，部队规模与作战经验都得到提升。这场战事并非简单的以少胜多，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徐向前对战场节奏的控制。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迷信某一种打法。敌人集中，他便设法分割；敌人冒进，他就寻找侧翼；敌人据守坚固据点，他会先切断外围联系，再集中力量突破。这样的指挥，讲究的是因势而变，而不是预先写好一套固定答案。
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在冀南、山东等地工作，面对的也不只是日军正规部队。地方武装、伪军、顽固势力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单靠一次战斗很难解决问题。他要求部队把军事行动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能打则打，能争取则争取，尽量避免把力量消耗在无关紧要的冲突上。
在冀南开展斗争时，部队装备差、干部少，徐向前便从训练基层骨干入手。骑兵、侦察、通信等力量，都是在艰苦条件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战斗间隙，他会询问部队伤亡、弹药和粮秣情况。对他而言，练兵不是口号，而是把每一支队伍真正变成可以独立作战的力量。
王宏坤曾感慨，徐向前“把新兵练成主力，部队一成熟，往往又交给别人使用”。这话里有几分惋惜，却也说明徐向前的另一种能力：他不仅能率领精锐取胜，更能从基础薄弱的队伍中培养出可靠的作战力量。
解放战争中，这种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1948年，徐向前在山西前线指挥临汾战役，守军依托坚固城防顽强抵抗。攻城并不轻松，解放军通过坑道作业、炮火准备和连续突击，最终攻克临汾。战役持续时间较长，伤亡和消耗都不小，但它打通了晋南地区的战略通道，也检验了部队攻坚能力。
随后进行的晋中战役，徐向前没有把注意力只放在夺取城池上，而是设法调动阎锡山部队，使其离开原有依托，在运动中寻找歼敌机会。1948年夏，晋中战役取得重大胜利，解放军歼灭大批敌军，太原外围态势随之改变。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山西战场的主要军事任务完成。
“徐老头”之所以让老部下服气，关键就在这里：他能把局部战斗放进全局中判断，也能把全局目标落实到一处阵地、一条道路和一支部队上。战争不是只看胆量，粮食、兵员、地形、士气，缺一不可。
至于政委问题，徐向前确实经历过复杂局面。红四方面军时期，他与陈昌浩共事，但在张国焘主导的环境中，军事指挥与政治权力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徐向前有时能够坚持战场判断，却难以改变更高层面的决策。
抗战时期，他与朱瑞在山东合作，关系较为融洽。朱瑞熟悉政工和组织工作，能够协调部队建设与根据地发展。遗憾的是，徐向前后来返回延安，朱瑞于1948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两人的合作没有持续到更大规模的作战阶段。
太原战役时，徐向前既承担军事指挥，也承担部队政治工作和组织协调，压力非常集中。若有一位长期稳定、彼此充分信任的政委搭档，许多事务或许能够分担。但这只是历史的假设，不能替代已经发生的事实。
王宏坤的评价，正是从长期共事中得出的判断：“徐向前最能打仗。”这份评价的依据，不在于他每战都轻松取胜，而在于困难越大，越能看出他的判断、韧性和练兵本领。那句“可惜没有好政委”，说的是他的经历；而“徐老头”，说的则是老部下对这位元帅最朴素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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