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次起诉离婚全被驳回，第4次判决书写着：17岁儿子以死相劝

（图源：澎湃新闻/扬子晚报报道截图）（图源：相关报道配图）

山东沂水的曹女士起诉离婚第四次失败，是在2025年6月。她已经起诉过四次。算上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了——2026年9月18日第五次开庭，未当庭宣判。

第一次，2023年8月。法院判不准离婚。理由是“自幼相识，仅因琐事纠纷，感情未完全破裂”。她和丈夫从小认识，结婚近20年，育有两子。这是法院的官方语言，听起来四平八稳，对一个想离开的女人来说却很残忍。

第二次，2024年6月。同样的理由，同一个不准离婚的判决。男方否认家暴，否认隐匿财产。曹女士拿出过颈部抓伤的照片、嘴唇淤青的照片、司法鉴定。但法院仍然认为“感情未完全破裂”。

第三次，不到6个月之内。法院直接裁定不予受理。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127条——判不离后6个月内无新情况新理由，不再受理。这条法律只约束原告。也就是说，如果你6个月内再来，没有新的证据、新的理由，法院连你的门都不让你进。

第四次，2025年6月。法院还是不准离婚。理由这一次更刺眼：“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他们17岁的大儿子正值高考前夕，亲手写了一封信，说“父母离婚就跳楼”。法院把一个未成年人用“以死相劝”换来的判决，写进了官方文书。

曹女士说，她分居多年，2023年10月男方带人抢走了她的次子，她多次探望未果。2025年6月，法院专门裁定男方立即停止侵害她对次子的监护权——一边裁定男方停止侵害监护权，一边又判决不准离婚。这两份裁定书出自同一拨法官，签发时间相隔不远，但方向完全相反。一个保护了母亲对孩子的监护权，一个又驳回了她想离开的请求。

这件事之所以在2026年9月被翻出来，是因为曹女士第五次起诉离婚。9月18日的庭审已经结束，未当庭宣判，大家在等结果。

民法典第1079条写得明白——家暴、虐待、遗弃，或者分居满两年，或者上一次判不离后分居满一年再起诉，应当判决离婚。这是一个“应当”，不是“可以”。但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在很多基层法院的判决书里被改成了“酌情”。

曹女士手里的证据不算少：家暴照片、司法鉴定、出轨转账记录。男方多次向他人转账“520”“1314”——这些数字在大陆的转账习惯里几乎是公开的暗号。但男方说“父亲没有动手打过母亲”，说“不便接受采访”，说“和那个女人没有关系”。法官最后采信了男方口头否认，让所有照片、转账、鉴定都变得证据不足。

网友把这件事归类为“离婚难”的典型样本。一派支持曹女士，认为4次起诉足以证明感情破裂，家暴为何不采信、出轨证据为何不采信——这里面到底是谁在主导判决？另一派谨慎，认为婚姻自由不能脱离家庭责任，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也要考量，证据不足应依法驳回。这两派的争论几乎伴随每一次离婚难案件的曝光。

这些争论都是次要的。第四次驳回的判决书里，白纸黑字写着一句：17岁的长子“以死相劝”，母亲“被迫隐忍”。一个17岁的孩子用跳楼要挟父母不能离婚，法院竟然把这种要挟接过来，写进了官方文书。

这意味着一个未成年人的过激表态，在法律上变成了判决的合理依据之一。问题是，一个正在高考压力下、又长期生活在父母冲突里的17岁孩子，他的“以死相劝”是出于真实的判断，还是出于对父母冲突的恐惧？一种本能的挽留，是不能被法院当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依据的。

曹女士的案子能冲上热搜，跟4次起诉关系不大，是它把“离婚冷静期”和“诉讼离婚”两个概念有意无意地混在了一起。冷静期适用于协议离婚登记，不适用于诉讼离婚。但曹女士的4次被驳回，让很多人以为“诉讼离婚也有冷静期”。这种误解本身，说明了法院在判决书的语言上、在新闻报道的转述上、在普法宣传的精度上，都留下了巨大的模糊地带。

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多份文件中强调，要严防“久诉不判”、“以劝代判”、“以拖代离”。但基层法院有基层法院的难处——离婚案件激增、办案力量有限、考核指标复杂、维稳压力繁重。这些难处不该由一个想离开的女人到头来承担。

曹女士的案子还提到了另一些细节：抢子冲突。男方带人抢走次子时，曹女士受了轻微伤，法院裁定男方立即停止侵害监护权，却又同时判决不准离婚。两份裁定书在同一时间点对同一家人做出了方向相反的判断——一个是“立刻停止抢孩子”，一个是“你们的婚姻还能维持”。司法逻辑的张力已经写在白纸黑字里了。

第五次开庭之后，曹女士的案子将何去何从，目前没人能替法官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案子的每一份判决书都在重塑公众对“婚姻自由”四个字的理解。

民法典1079条写的“应当判决离婚”，是法条；基层法院判决书写的“感情未完全破裂”，是实践。法条和实践之间的距离，就是曹女士用4次起诉、500多天的等待、一份家暴鉴定书、一叠出轨转账记录、一个大儿子的“以死相劝”换来的距离。

婚姻自由这四个字，写在法条里很容易，写在判决书里很难，写在女人一生里最难。曹女士还在等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