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总参谋长杨得志接见两位四川老农：没有你们过不了大渡河

1935年5月24日，四川石棉县安顺场渡口，杨得志带着红一团先遣队站在大渡河边。河水裹着山石向东奔涌，江面并不算宽，却因为水势湍急、两岸陡峭，成为一条难以逾越的天然防线。

红军此时没有退路。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连续转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又向川西方向急进。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地方部队，试图依靠川西山地、江河和交通要道，把红军堵在大渡河以南。

这条河，必须渡过去。

安顺场不是一处普通渡口。它背靠山地，前临急流，沿岸道路狭窄，附近守军又有凭险据守的条件。对一支连续行军、装备有限的部队来说，渡河不仅是工程问题，更是时间问题。

敌人正在赶来。

红军一旦在渡口停留过久，追兵和增援部队就可能形成合围。可要迅速渡河，又面临船只不足、缺少熟悉水性的人员、敌军火力压制等困难。单凭战士们的勇气，显然还不够。

一、渡口背后的生死选择

杨得志后来长期担任军队重要职务，但在1935年，他还是一名二十多岁的红军指挥员。面对大渡河，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把场面做大，而是怎样把有限的兵力和船只用在最关键的位置。

红军先遣部队迅速接近安顺场，经过战斗控制了渡口。渡口拿下来了，真正的难题却刚刚开始。

能够使用的船只非常有限。河岸附近有的船已经被转移，有的遭到破坏，剩下的船只也不适合长时间承受密集渡运。没有船工，船就很难在急流中保持方向；没有熟悉河性的当地人，红军甚至难以判断哪里水深、哪里有暗礁。

这时，四川船工的作用显现出来。

韦崇德、龚万才、帅仕高等人，原本只是靠江吃饭的普通百姓。他们熟悉大渡河的水势变化，知道怎样避开回旋流，也知道船在什么位置必须提前转舵。对红军来说，这些经验比一张粗略地图更有价值。

红军干部曾向船工询问河情。一位船工回答得很直接：“水面看着平，底下的劲大，船头不能硬顶。”

这不是战场上的豪言，却是决定船能否抵达对岸的实际经验。

刘伯承、聂荣臻等领导人对渡河行动作了部署，要求先夺取南岸立足点，再逐步扩大渡河规模。红军不能把所有人一次性压上去，只能依靠小船往返，把部队、武器和弹药分批送过河。

每一次往返，都可能遭到敌军射击。

二、船工掌舵，战士抢滩

渡河行动开始后，红军组织奋勇队担负突击任务。孙继先、熊尚林、陈万清等指战员带队登船，船工则负责在急流中控制船身。

船上人员不能过多，否则船吃水太深；武器不能随意堆放，否则影响平衡。有人负责射击，有人护住枪械，有人观察对岸动静。船工的双手始终没有停下来，船桨入水时要有分寸，太重会使船头偏转，太轻又压不住水流。

第一批船只驶向江心时，敌军火力很快打来。

子弹击打水面，溅起一串串水花。船上的红军战士伏低身体，船工却不能完全躲避，他们必须保持对河流的判断。江风、炮火和水流混在一起，稍有迟疑，船就可能被冲向下游。

有一次，船体出现破损，河水迅速涌入。船工没有把船丢下，而是采取紧急办法堵住漏洞，其他人则加快划动。帅仕高等人凭着多年撑船经验，把船头调整到有利方向，硬是让小船靠近对岸。

抵达南岸后，突击队立即投入战斗，抢占可以隐蔽和射击的位置，为后续部队争取空间。

“先别管船，守住滩头！”

“船还要回来，不能丢！”

简短的命令，在炮火声中反复传递。渡河不是船到了对岸就算完成，船还要返回北岸，把下一批战士送过去。船工往返于两岸之间，承担的风险并不比冲锋部队小。

有意思的是，红军在这里体现出的并非单纯的强攻。火力掩护、突击队抢滩、船工掌舵、后续部队接应，几个环节必须同时运转。任何一处脱节，渡口都可能重新落入敌手。

三、一条小船撑起的战术空间

安顺场渡河的困难，还在于船只数量不足。红军无法依靠水路一次运送大部队，只能把有限条件转化为战术优势。

先遣队夺取渡口后，立即建立警戒阵地，掩护船只往返。突击队渡过江后，不是停在岸边等待，而是迅速向周围展开，压制敌军可能的反击。北岸部队则抓紧组织人员和物资，按照轻重缓急分批上船。

伤员和弹药需要优先安排，重武器则要谨慎搬运。船工熟悉船的承重能力，红军干部熟悉部队的作战需要，两方面必须不断商量。

一名战士担心船装得太少，问道：“这样一趟趟过去，什么时候才能把人送完？”

船工看了一眼江面，说：“船稳住了，慢一点也能过去；船翻了，快也没有用。”

这句话很朴素，却符合渡河作战的实际规律。急于求成，往往会造成更大损失。红军指挥员没有强行追求速度，而是在火力、地形和船工经验之间寻找平衡。

渡口被控制后，红军还要面对敌军从其他方向施加的压力。安顺场只能解决一部分渡河任务，红军主力仍需寻找更大规模的通道。因此，红军一方面继续从安顺场渡河，另一方面派出部队向泸定桥方向前进。

这就是后来强渡泸定桥行动的战略背景。

安顺场没有成为红军全部渡河的唯一地点，却为中央红军争取了宝贵时间，也使敌人的封锁出现缺口。军事行动有时并不在于一处战场解决全部问题，而在于先撕开一道口子，再让后续力量沿着这道口子展开。

四、战火退去，船工却没有离开战争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上，安顺场的战斗逐渐远去。但对于韦崇德、龚万才、帅仕高等船工来说，危险并未随着红军离开而结束。

他们曾经帮助红军渡河，地方军政势力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战事变化后，船工们分散躲避，有人改名换姓，有人离开家乡，也有人在川西各地艰难谋生。战争中的一次选择，改变了他们此后多年的人生轨迹。

帅仕高的经历尤其曲折。红军长征结束后，他长期流落在外，身体也受到伤害。关于他的具体遭遇，地方资料和回忆记录存在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因当年的渡河行动得到立即的生活改善，反而在相当长时间里承受了贫困、疾病和身份无着的困境。

这正是普通人卷入大时代后的另一面。

将领们在战场上作出决策，部队随着命令转移，而船工还要回到原来的社会环境中。对他们而言，战争并没有在部队离开渡口那一天结束。

1950年西南地区相继解放后，有关方面开始寻找曾经帮助红军长征的群众和船工。寻找并不容易，许多人已经多年失散，姓名、住址和经历都发生了变化。地方干部通过访问群众、查找旧有线索，逐步确认他们的下落。

1952年，帅仕高被找到并接回。此时的他已经与1935年那个熟悉江水的年轻船工判若两人，身体状况较差，生活也十分困难。有关方面安排他到成都治病，并帮助解决生活问题。

五、从安顺场到1983年的重逢

帅仕高回到家乡后，得到地方照顾。彭德怀在西南工作期间，曾于1965年看望过他。对一位当年在急流中为红军撑船的老人来说，接待他的并不是陌生的干部，而是曾经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和老首长。

彭德怀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帅仕高回答：“眼睛不好，手脚还使得动。”

一句家常话，带着船工多年生活留下的硬朗习惯。那场渡河行动过去三十年，双方谈论的却仍然是当年的河水、船只和战士。

韦崇德、龚万才等人的下落，也一直受到关注。1950年代以后，地方部门对这些船工进行了寻访和照顾，他们的名字被重新写入相关材料。对于许多普通群众来说，这种确认来得很晚，却使那段被尘土掩埋的经历重新有了位置。

1983年6月13日，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接见韦崇德、龚万才等当年船工。

此时的杨得志已经72岁。距离安顺场渡河，已经过去48年。两位老人也已从年轻船工变成白发苍苍的农民，手掌上的力气不再，却仍能回忆起大渡河上的风向和水势。

杨得志见到他们后，没有把这次会面当成普通慰问。他谈起安顺场的战斗，反复提到船工在渡河中的作用，并向老人表示，当年如果没有他们熟悉水性、冒险驾船，红军就很难迅速打开局面。

据相关回忆，杨得志还为船工和战友准备了皮大衣等物品。礼物本身并不复杂，重要的是这位老将始终记得，红军能够通过那条急流，靠的不只是命令和枪炮，也有当地百姓用双手撑出的航道。

安顺场渡口留下的历史，不只属于红军将领和战斗部队。河岸边的船工没有军衔，没有作战地图，也没有出现在所有战斗命令里，却凭借对江水的了解，成为渡河行动不可缺少的一环。

1995年，帅仕高去世，享年84岁。他晚年生活已经远离战场，但在有关大渡河的历史记录中，这个四川船工的名字始终与那条急流相连。1935年5月，他和同伴撑起的，不只是一条渡船，还有红军继续北上的一线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