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九二年八月，老站货场。
晌午的日头压在货场的水泥地上，白晃晃一片。三道门全开着：正门外面排着一长溜平板车，排到马路牙子上；西侧门进的是站里的车，一辆接一辆；站台那头还有一道铁门，门里头就是卸货的月台。几百号人挤在货场里，等货的、卸货的、拉货的，喊号子的声一浪压一浪。
聂长河站在收货棚外头，手里攥着一沓条子。
老聂五十九，跑了半辈子货，从北边往南边押车皮，一押二十多年。他性子软，认命，跟谁讲话都先赔个笑。这一趟他押的是两车皮小百货：尼龙袜、球鞋、手电筒、塑料盆，还有四十件的确良衬衫。那年头一件的确良出厂八块五，摊上卖二十八；一双球鞋三块六进，十块钱出。八月是这批货最好的行情，下车就能走，晚一天就压一天的本钱。
收货棚里坐着穆长贵。
穆长贵四十七，壮，脖子上一条金链子，坐在一张长桌后头。桌上摆着账本、算盘、一把紫砂壶。他手底下三十来号人，管着这个货场下车带货的一摊：散户的货下车，先得过他这一道手，交了落地钱，才给贴条子、才给排卸货的位子。站上那头跟他有交情，货场里拉车的、扛包的、看门的，见了他都喊一声穆爷。
“穆爷。”老聂把条子递上去，笑着，“我这批货的条子。”
穆长贵没看条子，先看人。
“老聂，你这批货，落地钱得改改。”
“穆爷，昨天讲的是三毛一件。”
“昨天是昨天。”穆长贵拿壶盖撇了撇茶沫子，“今早涨到五毛，晌午又涨到八毛。你不信，去问问门口排队的，哪个不是这个价。”
“两百八十件，一件八毛，就是二百二十四。”老聂把条子往前又递了递，“穆爷，我这批货的利才多少。”
“利少你就少跑两趟。”穆长贵把壶盖扣回去，“嫌贵，你就等着。队排到后头去，等我哪天不忙了，再给你排。”
老聂站在棚子外头，日头从头顶上直晒下来。他把身上带的钱凑了又凑：自己的一百七，跟同乡借的六十，凑出二百二十四，一张一张理齐了，递进棚子。
穆长贵没数，让记账的把钱扒进抽屉，拿笔在条子上画了一道。
“明天早上来排。”
“穆爷，明天几点？”
“排到了就叫你。”
老聂应了。当天夜里他睡在货场外头的墙根下，铺了张麻袋，怀里抱着那沓条子，隔一会儿就摸一下。
第二天早上，他的货出事了。
月台上他那两车皮的货让人一箱一箱往下拉，拉到货场当间的水泥地上。货场上刚冲过地，水管子还在往外冒水，几箱尼龙袜和的确良衬衫就搁在水口边上，水顺着箱底的缝往里渗。有人拎着浆糊桶过来，在箱子上贴了纸条子，条子上盖了个方章。
老聂一路小跑过去，扑在箱子上，手抖着往起搬。
“别动！”大炳一嗓子压住他，“穆爷说了，这批货先扣下。”
“凭什么扣？条子我交了，钱我也交了！”
“钱是落地钱。”大炳把他的手从箱子上掰开，“货是货。这批货的条子不全，得等穆爷核。”
老聂让人架着往边上拖。他回过头，看见自己那批货顺着水泥地往站台那头拉，一箱一箱，拉了整整两趟。湿的那几箱在最上头，水从箱角滴下来，在水泥地上拖出一条长印子。
他挣脱开，跑到货场正门口，两条腿一软，跪在了地上。
日头正毒。几十个等货的散户围着看，一个个低着头，谁也不出声。有人把手里的扁担往身后藏了藏，有人把眼睛转到别处去。
穆长贵是从收货棚里慢慢踱出来的。他手里端着那把紫砂壶，走到老聂跟前，站着，低头看了一会儿。
“老聂，你跪着不累，我看着累。”
“穆爷，货是我的命。你把它还我，我给你磕头。”
“磕头就不必了，磕头我不收。”穆长贵喝了一口茶，“你跑了半辈子货，连个规矩都没跑明白。这货场里头，货一落地，就是我的货。你交了钱，是我让你交的；我不给你贴条，你就一张条子都没有。这个理，你上哪儿讲都一样。”
“穆爷，站上——”
“你去找。”穆长贵拿壶嘴往站台那头指了指，“站上的人天天从我这棚子过。你去问问，他认不认得你姓聂。”
旁边有人笑。大炳带着两个人上来，一人架一条胳膊，把老聂从地上提起来，往货场门口一扔。老聂的膝盖磕在门槛上，人趴在门外，半边脸沾了土。
“拖一边去，别挡着道。”穆长贵说。
那天下午，老聂让人按在货场西侧的墙根底下打了一顿。大炳没上手，站在一边看，等打完了，他蹲下来，把老聂从怀里摸出来的那张押货条子和两张货票收走，揣进自己兜里。
“条子在我这儿，你人就在这儿。”大炳拍了拍他的肩，“穆爷发话了，你明天在门口站着，站一天。什么时候站明白了，什么时候来拿条子。”
老聂在货场门口站了整整一天。从早上站到天黑，水没喝一口。来拉货的、扛包的、送货的，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一个人跟他讲话。他站到后来腿肿了，就用手扶着门框。
那天夜里，他在货场外头的传达室借了电话，把话打给了加代。
“哥。”老聂的声音哑得厉害，“我的货让人扣了，条子也让人收了。”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人在哪儿？”
“我在货场门口。”
“别在门口站着。”加代说，“找个地方坐下，吃东西。我明天到。”
第二天中午，加代到了老站。
他没带多少人，就带了马三和丁建。丁建开车，车停在货场正门外的马路牙子上。加代下车第一眼看见的，是站在正门口的老聂：人瘦了一圈，脸上一层灰，两只手扶着门框。
“哥。”老聂看见他，眼圈红了。
丁建走过去，一句话没讲，把老聂从门框上架开，扶到马路对面的树底下坐着。
“坐着。别站着。”加代说。
“哥，我这货——”
“先坐着。”
加代往货场里走。马三跟在后头，手里拎着一只帆布包，包里是三万块钱。这三万是加代带来的：二百二十四块的落地钱，他带来了三万。
收货棚里坐满了人。穆长贵在长桌后头，大炳站在他边上，棚子里还有七八个手下，蹲在墙根抽烟。棚子外头，等货的散户一个一个往里探头。
“穆爷。”加代站在棚子门口，没进去。
“加老板。”穆长贵把茶壶放下，笑着站起来，“久仰。坐。”
“不坐了。”
“那我也坐着。”穆长贵又坐回去，把壶盖揭开，“加老板是为老聂那批货来的吧。”
“对。”
“那咱们把话讲开。”穆长贵伸出手指头，一根一根掰着，“货扣了，是真的。为什么扣？条子不全。条子不全，就不能走。加老板你要是急着要这批货，也行，你把这批货的落地钱按八毛补上，再拿两千块的保管钱，今天下午就能拉走。”
马三把帆布包往桌上一放，拉开拉链。
“穆爷，钱在这儿，三万。你说的数我都认。”
穆长贵看了一眼那包钱，笑了一声。他没伸手，反倒朝棚子外头招了招手。
“老聂，进来。”
老聂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站在棚子门口。穆长贵从桌上拿起老聂那沓条子，一只手举着，一张一张往地上撒。
“你把票捡起来，一张一张念给我听。念完了，我再核对。”穆长贵说，“跑货的，连票都念不明白，还想拉货走？”
条子撒了一地。老聂蹲下去，一张一张往起捡。棚子里七八个手下全笑了，有人笑得拿脚在地上跺。
马三的脸涨红了，往前迈了半步，让加代拿手一拦。
“捡。”加代跟老聂说了这一个字。
老聂把票一张一张捡起来，理齐了，念了一遍，念到第四张的时候嗓子劈了。穆长贵一直坐着听，听完把手一摆。
“数钱。”
记账的先生把帆布包拖过去，一沓一沓地点。点到一半，穆长贵端着茶壶，转过头来看马三。
“你这位兄弟，刚才在门口瞪我。”
马三赔了个笑：“穆爷，我没瞪你，我眼睛大。”
“眼睛大你就眯着点。”穆长贵把壶放下，“你回去告诉你那位哥，这货场里头，我说了算。他有钱，我有门。他那三万块，在这门口连个响都听不见。”
棚子里又笑了一阵。
加代一直没讲话。等钱点完了，他往前走了两步，走到长桌跟前，把手掌按在桌沿上。
“数完了？”
“数完了。”记账的先生报了个数，“差三百。”
“差的三百我给你。”加代说。
穆长贵抬起头来，正准备再笑一句。
加代两只手抠住桌沿，往上一抬。
那张收货的长桌翻了个个儿，账本、算盘、紫砂壶、钱袋、两沓点了一半的票子，全砸在水泥地上。茶壶碎了一地，茶水漫开去，把地上的条子泡软了。棚子里七八个人全站了起来，马三一个侧身堵在棚子门口，棚子外头几十号等货的人都往这边看。
“钱你别数了。”加代站在翻倒的桌子后头，声音不高，“数你自己那三十几个人吧。”
穆长贵坐在翻桌后头的椅子上，裤腿溅了茶水，一动没动。
“加老板，你今天掀我一张桌子。”他把裤腿上的水抖了抖，“我明天掀你一个人。”
“行。”加代说，“我等你掀。”
他转身出了棚子，在门口停了一下。
“老聂，走。”
当天夜里，穆长贵动了手。
他让大炳带人去货场西侧的墙根底下，把老聂从棚子里拖出来，又打了一顿。这一回大炳自己上了手，打完把老聂的两张货票撕了，扔在他脸上。
“你哥今天掀桌子，明天你就替他挨着。”大炳说，“让他有本事再来一趟。”
后半夜，穆长贵把老聂那批货从仓间里挪出来，分了三处放：四十件的确良搁在西侧门的空仓里，球鞋和手电筒挪进了站台那头铁门的里间，剩下两车皮的原封箱，全拉到了正门外一家旅社的后院。他还让人在箱子上全贴了新封条，封条上盖了章。
“明早八点，把批条送到站上去。”穆长贵跟记账的先生讲，“就说是货主欠保管费，货先封存。批条一到，这批货就算不姓聂了。”
“穆爷，这么办是不是太急？”
“急什么。”穆长贵坐在棚子里抽烟，“他有钱，我有门。他要不服，让他去把三道门都堵上试试。”
他也在怕。他怕的不是加代这个人，是货。这一批货压在手里，一天就是一天的窟窿；加代真要是把事捅到站上去，他这一摊就得脱一层皮。所以他得赶在加代动手之前，把货的来路洗白，把条子做成死账。他把账本翻到老聂那一页，拿笔在后面添了一行小字，添完又用指甲把那行字刮掉，重新写。
大炳蹲在门口问他：“穆爷，要不要叫人？”
“叫。”穆长贵说，“正门、西侧门、站台铁门，一处给我放十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