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莲曾谈大寨道路：若一直照着陈永贵那条路走，结局会怎样？答案令人唏嘘

晚年的郭凤莲曾直言：要是真沿着陈永贵那条路一直走下去，大寨到头来会变成什么光景？而这个答案，实在让人心酸

大寨在太行山深处。从昔阳县城往东南走，山路越走越窄，坡越爬越陡，到了虎头山脚下，抬头一望，满眼都是石头。这个村子不大，五百多口人，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地盘。但就是这么个地方，在20世纪60、70年代，名字响遍了全中国。

要理解后来发生的一切，得先看看大寨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土地。全村七百多亩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碎成四千七百多块。最大的地块也不过几亩，小的连一头牛都转不过身。土层薄，雨水一冲就见石头。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十年九旱，好年景亩产也就七八十斤粮食。当地人有个说法，叫“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这不是夸张，是日子的真实样子。

1952年，陈永贵当上了大寨的党支部书记。这个人没念过几年书，但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他看得很清楚，大寨要活下去，第一件事就是把地整好。

从1953年开始，大寨人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七条山沟里垒起了一百八十多条大坝，总长七点五公里。三百亩坡地被改造成了水平梯田，四千七百多块碎地合并成了两千九百块。

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是冬天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里，手碰石头就掉一层皮。是男劳力每人每年担石头八百八十多担，担土八十多万担。平均每个劳动力搬运土石方一千多立方米。没有机械，没有水泥，靠的是扁担、箩筐、锄头和铁镐。

狼窝掌是大寨最难啃的一块骨头。这条沟的洪水来得猛，冲得狠。大寨人修了两次坝，被冲垮了两次。第三次，他们换了打法，不再是一道坝拦水，而是把水分层拦、分段堵。石坝加厚，坝基加深，终于把这条沟治住了。三战狼窝掌的故事后来被反复传颂，但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每一次失败意味着什么。刚垒好的石坝被洪水一卷而空，那种心情，不是“再来一次”四个字能概括的。

到1962年前后，大寨的粮食亩产从六十五公斤涨到了三百八十五公斤，有的梯田亩产甚至超过五百公斤。在那个年代，这个数字在山地条件下相当可观。大寨不仅能吃饱饭，还能向国家上交余粮。

然后是1963年那场大暴雨。

8月初，七天七夜的暴雨把虎头山的七条山沟灌满了。洪水冲垮了道路和堤坝，快要收割的庄稼成片倒下。全村近八百亩土地中，一百三十九亩梯田被冲为平地，四十一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六百多亩也几乎绝收。二百七十间窑洞和房屋，塌了一百九十间，能住人的只剩十七间。八十户人家，七十八户无家可归。

灾后，山西省委决定拨救济粮和救济款。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做了一个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同时要保证社员口粮不少、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三不要、三不少”。

说实话，当时很多干部都觉得这不可能。但大寨人硬是在几个月里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年底一算，粮食产量不但没减，反而比上年增产了。

1964年，毛泽东听说了大寨的事。此后，“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传遍全国。大寨从一个偏远的山村，变成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周恩来把大寨精神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

那十几年里，大寨确实做到了“饿不着”。集体经营把有限的人力集中起来，修梯田、打坝、引水，把靠天吃饭的坡地变成了能稳产的梯田。在当时物资匮乏、国家统筹的年代，这套办法是管用的。但它也有它的天花板。

大寨的经济模式很单一，就是种地。所有的劳动力都在土里刨食，所有的收入都来自粮食。没有工业，没有商业，没有服务业。集体把大家组织起来，能把地种好，但种地本身能产生的财富是有限的。人均一亩多薄田，再怎么精耕细作，也就是个温饱。

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了。安徽小岗村的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铺开。大寨一下子安静了。过去十几年里，十八位国家领导人来过这里，数不清的参观团和考察团络绎不绝。但到了1980年前后，大寨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

这之后的十来年，大寨过得很不容易。村里的年轻人往外走，留下的老人守着梯田。基础设施老化，石堰塌了修的人少了。大寨还挂着“农业学大寨”的牌子，但经济上已经落在很多村子后面了。

1991年11月15日，郭凤莲回来了。

她是1947年生人，十六岁就当了“铁姑娘队”队长，和男劳力一样搬石头垒坝。后来她离开大寨，在晋中果树研究所和昔阳县公路段工作过。组织安排她回到大寨担任村党总支书记的时候，她已经四十五岁了。

她回来看到的景象不太好看。人均年收入只有七百多元，集体还欠着外债，连老人的口粮都有些紧张。村里开了两个小煤矿，但开采率低、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有村民在私下盘算着各干各的，人心有些散。

摆在郭凤莲面前的问题很直接：大寨接下来怎么走？

她做了一个当时让很多人不太理解的决定——带着一百三十名村民出去参观。去的是华西村这些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先进村。看人家怎么办工厂、怎么做市场、怎么把村子搞活。在江浙一带，他们看到了一个乡镇办的羊毛衫厂，办得红红火火。

回来以后，郭凤莲拍板：大寨也要办厂。

钱从哪里来？集体账上没钱。她带头东家借二十万，西家凑二十万，买二手设备，把牛棚翻修成车间。1992年春天，大寨羊毛衫厂挂牌了。村里有人背地里管它叫“要饭厂”，因为到处借钱的样子确实不好看。郭凤莲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先当要饭的，再当做饭的，大家才能吃上好饭。

那一年，大寨成立了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任董事长。羊毛衫厂之后，制衣公司、水泥厂、酒厂、核桃露饮品厂相继办起来。大寨的产业从单一的种地，慢慢扩展到制衣、建材、煤炭运输、贸易、饮品等十多个领域，涉及杂粮加工、猪牛养殖、奶业发展等多个方向。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大寨”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在90年代，这个品牌带着巨大的知名度和信誉度。郭凤莲很清醒地利用了这个优势，用大寨的牌子跟外地企业搞联合，引进项目、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大寨核桃露就是这种合作模式下发展起来的产品，后来成了大寨的一个招牌。

村里的产值开始往上走了。1992年全村总产值三百二十七万，到2007年达到了一点二七个亿。人均收入从七百多块涨到了七千块。五百多人的小村子，人均年纳税近两万元，连续多年是昔阳县的纳税冠军。

但郭凤莲没有停在这里。

进入21世纪以后，绿色发展成了硬约束。大寨之前办的水泥厂、化工厂，虽然贡献了产值，但污染和能耗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省里提出关停小煤矿，大寨率先把两个矿关了。随后又关停了有严重污染的卤化厂。村里把欠银行的二百万元贷款和其他税款全部还清了。

关掉这些企业，意味着断掉一部分收入。但郭凤莲看的是更远的东西。虎头山从1993年就开始建森林公园，山上的树一年比一年多。大寨开始把红色文化和生态资源结合起来，发展旅游。大寨展览馆、周恩来纪念亭陆续建起来。村里陆续有农户开办农家乐和特产店。

到2025年，大寨全年接待游客三十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千万元，带动了两百多名村民就近就业。全村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八，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三百天。核桃露的产业链延伸出核桃油、陈醋、特色白酒等系列产品，形成了从种植到加工到销售的完整链条。

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能看出大寨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从单一的粮食种植，到办工厂搞加工，再到关停污染企业发展旅游和生态农业。每一步都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前一步的基础上往前再迈一步。

郭凤莲晚年在陈永贵墓前说过一段话。她说，如果按照陈永贵那套办法一直走到头，大寨人怕还在石头缝里刨食。这话不是对陈永贵的否定。在那个年代，集体苦干、修梯田、打坝，是大寨唯一能活下来的办法。没有那几十年攒下的底子，后来什么都谈不上。但时代变了，光靠种地、光靠苦干，能保住温饱，却迈不过“富”那道门槛。地能种出粮食，种不出工厂，种不出游客，种不出让年轻人留下来的理由。

陈永贵临终前的遗言很简单，丧事从简，骨灰撒回虎头山。他当副总理的时候，别人泡茶叶他喝白开水，说大寨人还在土里刨食，他咽不下那口茶。这个人一辈子心里装的都是大寨，装的是社员能不能吃饱。

郭凤莲说他没走错。那个年代那条路是大寨唯一的活路。但她也没有停在原地。1992年办羊毛衫厂和后来关停水泥厂搞旅游，看起来风格差得很远，骨子里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不等不靠，自己找出路。只是“出路”这两个字在不同年代的含义不一样了。60年代是修梯田，90年代是办工厂，21世纪是搞生态和旅游。

虎头山的石堰现在还在。有些地方塌了，有些地方长满了草。那些石堰是大寨人一筐一筐背上山的，里面的每一块石头都摸过几十年前那些人的手。但石堰下面的大寨，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柏油路通到了村口，旅游大巴停了一排，年轻人又开始回来了。

大寨的故事说到底就这么简单：地还是那块地，山还是那座山，但人得跟着时代走。不走，就困在石头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