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2年春天,公安县雷家村来了一位不寻常的客人。荆州市委书记刘克毅走进村子,没有先听村干部汇报,而是径直找到村民问了一句:“你们一年到底交多少钱?”村民报了一个数,他当场让人把账本拿来,一项一项地核。核完之后,村里收的300元组级共同生产费被查出严重超出规定标准。他当众对村民说:“这笔负担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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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委书记蹲在村里给农民算账,这画面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陌生,但在二十多年前的荆州,却是刘克毅工作的常态。正是这种“先看账本再听汇报”的务实作风,贯穿了他主政荆州的六年。这六年,恰是这座江汉平原上的古城经历抗洪、减负、转型三重考验的关键时期。要读懂这六年,就得从刘克毅这个人说起,从他面对的那些棘手难题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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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水利厅长到荆州主政者
刘克毅是湖北枝江人,1946年1月出生,大专文化,中共党员。他的仕途起点并不高——1964年,18岁的他进入枝江县电厂当了一名工人。此后十几年间,他先后在武汉水电学院学习,回到枝江县电力局从技术员干起,一路做到副局长、局长。1983年,37岁的刘克毅出任枝江县人民政府县长,随后担任枝江县委书记。1990年春,他升任宜昌地委副书记、宜昌行署专员;地市合并后,任宜昌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
1993年6月,刘克毅出任湖北省水利厅厅长。这个任命,日后看来颇具深意。湖北是千湖之省,长江横贯千里,水利厅长的岗位天然要求一个人对水患有着切肤的认知。三年后,他调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又一年后——1997年初——调任中共荆州市委书记。
他接手的荆州,是一座“表面平静、内里负重”的城市。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腹地,农业资源极为丰富,粮、棉、油、水产品产量分别占湖北省的七分之一、四分之一、七分之一、五分之一,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但农业大市不等于农业强市。彼时的荆州,刚刚经历1994年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合并为荆沙市、1996年更名为荆州市的行政体制调整,城市管理、干部体系、区域发展都处在磨合期。原沙市作为曾经湖北第二大城市,与周边农业县域之间在治理逻辑、发展思路上的差异,需要一位有统筹能力的领导来弥合。
刘克毅在荆州一干就是六年,从1997年初到2003年春,是荆州建市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市委书记。六年间,他先后面对了1998年特大洪水的生死考验、农民负担过重的民生难题、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困境,以及血吸虫病这一困扰荆州数百年的“瘟神”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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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8:守住荆江大堤的日日夜夜
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荆江大堤是江汉平原的“命堤”,一旦溃口,后果不堪设想。作为荆州市防汛总指挥,刘克毅坐镇一线,深入洪湖、公安等最险要的堤段,组织军民处置管涌、溃口险情。
那是一场与洪水的拉锯战。沙市水位一度逼近分洪标准,是否启用荆江分洪区成为悬在所有人头顶的抉择。在长江第五次洪峰向荆江逼近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亲临大堤指挥抗洪。刘克毅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江泽民同志不顾安危登上大堤,手持话筒对军民说:“现在,长江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你们要继续发扬不怕疲劳,不怕艰险,连续作战的精神,团结奋战,坚持到底,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最后胜利!”
大堤上下群情振奋。刘克毅说,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激励我们不断克服防汛抗洪中的种种困难,坚定信心,决战到底”。最终,荆江大堤保住了,江汉平原数百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住了。
但刘克毅想的远不止于“守住”。他在多个场合说过一句话:“仅近年三次洪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300亿元,从而拉大了与先进地区的差距。”300亿是什么概念?荆州那些年的财政收入才多少?他心里清楚,光靠汛期上堤死守不是长久之计,荆州要发展,先得把这根“水患”的绳子解开。
1998年之后,国家启动大规模长江堤防加固工程。刘克毅把它当成“第一要务”来抓,在全市堤防建设督办会上强调要“举全市之力加固长江干堤”。此后数年,荆江大堤、南线大堤、洪湖监利长江干堤、荆南长江干堤全线开工,2031公里的堤防经过大规模整治加固,高程全部比1998年最高洪水水位高出1米以上。荆江大堤、南线大堤达到国家一级堤防标准,其他干堤达到二级标准。那些因为水患而不敢来的项目,开始重新打量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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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给农民算账的人
水患的绳索解开了,另一条绳索还勒着荆州农民。
2001年1月,在荆州市委办公会上,一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责任书》摆在了各县市区党政一把手的面前。刘克毅说了一句话:“荆州农民的负担重,这千斤重担,我们要扛起来。”
这句话不是表态。那几年,刘克毅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项费用一项费用地核。在公安县雷家村的核查,就是这种工作方式的缩影。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材料,而是直接到村里、到农户家中,拿着账本一项一项地对。他发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农村基层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才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直接原因。要真正减负,光靠发文件、喊口号不行,得从根子上动。
荆州随后推行了一系列硬措施:精简乡镇机构,压缩村组干部人数,规范收费项目,把不该农民出的钱从账本上划掉。这些措施触及的是基层利益格局,推进过程中阻力不小。但刘克毅的态度很明确:压实各县市区一把手的减负责任,谁在农民负担问题上打马虎眼,谁就要被追责。
效果是实实在在的。短短一年时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了明显增长,负担问题引起的怨气慢慢消了下去。更重要的是,这一轮减负为后来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税费改革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荆州作为农业大市,在农民减负上的实践,具有超出本地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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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兴市”:为一座农业城市补课
减负的事刚有起色,一个更深层的矛盾摆在了刘克毅面前:荆州是农业大市,但光靠种地富不了。
荆州农业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产业结构偏重农业,工业基础薄弱。刘克毅在《农业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长文,系统阐述了荆州的农业产业化思路。他的判断清晰而务实:荆州的优势在农业资源,出路在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粮棉油是基础,但不能只卖原粮原棉,得往加工走、往品牌走。
但仅靠农业产业化还不够。刘克毅在多个场合推动了一个战略判断的转变:荆州要从“重农轻工”的思路中走出来,确立“工业兴市”的发展战略。在荆州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他明确提出,“工业兴市”战略思想的提出和确立,“顺应了时代前进的趋势,尊重了荆州发展的历史,符合荆州的客观实际,是动员全市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
战略确定之后,平台建设是关键。刘克毅推动荆州开发区、高新区的建设,争取园区平台升级,为后续工业招商、产业落地搭建载体。国家级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荆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正是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此后,恒隆企业集团、小天鹅电器、沙隆达集团等一批工业企业逐步成长,成为荆州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
他提出的城市发展目标是:把荆州建成“两湖平原的市场、信息中心,长江中游的重要交通枢纽,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明星城市”。这个目标放在当时来看,既有雄心,也有清醒的定位——荆州不可能成为武汉那样的工业重镇,但可以依托区位和资源优势,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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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瘟神”的持久战
如果说洪水和贫困是荆州看得见的敌人,那么血吸虫病则是困扰这片土地数百年的隐形“瘟神”。荆州是全国血吸虫病的重疫区,钉螺孳生的洲滩面积广,疫区人口多,防治任务艰巨。
刘克毅对血防工作的重视,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2004年,全国人大代表、荆州市市长应代明联合32名全国人大代表,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切实加强农村血防工作,保护疫区群众身体健康和安全的议案”。卫生部高度重视,经商财政部、水利部后作出回复,明确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对农村血吸虫病人和重点人群实行免费投服预防治疗药物,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对生活贫困的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实行特殊临时救助;对感染血吸虫病的家畜实行免费投药;对实行以机代牛的农户给予农机推广补贴;增加对血防相关项目的投入等。
刘克毅在卫生部的回复上作出批示,要求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抓好项目申报衔接,“争取把党和政府对疫区人民的关心和支持落到实处”。他还亲自带领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深入疫区,实地察看血防综治现场、钉螺疫情现场和村民住宅厕所改建情况,看望在血防所治疗的晚期血吸虫病人。
血防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荆州的血防工作逐步走上系统化、制度化的轨道。此后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荆州先后于2008年实现血吸虫病疫情控制目标,2013年实现传播控制目标,2018年实现传播阻断目标。这条漫长的防治之路,起点上留下了刘克毅推动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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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大主任的另一副担子
2003年春,刘克毅从市委书记转任荆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从党委一把手到人大负责人,角色的转换对他而言意味着工作方式的调整,但服务荆州发展的初心没有变。
在人大主任的岗位上,刘克毅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他率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及市直工业系统部分省、市人大代表,对“工业兴市”战略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先后听取了恒隆企业集团、小天鹅电器等企业以及市发改委、经委、商务局、荆州开发区等部门的汇报,征求企业界对进一步推进工业兴市战略的意见和建议。他还主持了对市政府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情况的审议、对市中心城区社会治安综合整治情况的视察等,推动“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在推动地方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刘克毅做了一件在当时颇具开创性的事。2001年8月20日,荆州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首次邀请8名普通公民旁听。这些公民中有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企业退休职工,也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刘克毅主持会议,充分肯定了公民旁听常委会会议的积极意义,并代表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向旁听公民表示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还专门组织旁听公民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一位旁听公民感慨地说:“很多老百姓都认为人大就是盖盖章、举举手,这次算开了眼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项制度此后在荆州延续下来,旁听的会议从常委会会议扩大到人大会议,旁听的形式从单一组织“听”发展到可以提书面建议并逐件回复办理情况。公民旁听制度的推行,让普通百姓得以近距离观察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运作,成为荆州民主法治进程中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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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刘克毅主政荆州的六年,放在荆州漫长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这六年,恰好与这座城市从“抗洪求生”到“转型求变”的关键转折重叠。
他不是一个喜欢高谈阔论的领导。他的风格,体现在雷家村蹲在村民面前核账本的姿态里,体现在荆江大堤上通宵值守的身影中,体现在把“工业兴市”从一个想法变成全市战略的坚持上。他面对的问题都很具体——洪水会不会决堤,农民交的钱合不合理,工业项目能不能落地,疫区群众能不能看上病。他的应对方式也很具体——到现场去,拿账本来,一项一项核,一件一件办。
2005年春,刘克毅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2006年春,任湖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他后来以省老领导的身份多次回到荆州调研,看到华鲁恒升荆州基地等新项目落地,看到荆州经开区的发展,看到这座城市一步步走出水患的阴影、走上工业化的轨道。
荆江的水依然东流,大堤依然矗立。那些年加固的堤防,至今仍在守护着江汉平原的安宁;那些年推动的减负措施,早已融入农村治理的日常;那些年确立的工业兴市战略,在后续的发展中不断延续和深化。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在潮头站立的人,也不会忘记他们留下的每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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