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营营律师：商业秘密罪案中，犯罪行为发现地管辖分析

李营营律师：商业秘密罪案中，犯罪行为发现地管辖分析

发现地点不当然等于犯罪地，应审查其与犯罪行为、犯罪结果或网络系统的实质联系

阅读提示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往往横跨多个地区：权利人注册地、技术资料存储地、员工任职地、下载复制地、接收使用地、侵权产品生产销售地以及损失发生地可能彼此分离。网络传输和云端存储又进一步扩大了潜在连接点。对权利人而言，能否在本地报案直接影响取证效率和维权成本；对犯罪嫌疑人而言，管辖是否具有真实法律依据，关系到程序权利和异地执法边界。本文结合王青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分析法院将被害单位发现泄密线索的地点认定为犯罪结果地的个案处理，并根据现行刑事程序规则说明：“犯罪行为发现地”不是独立、当然的法定管辖连接点，仍须证明该地点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网络犯罪地或其他依法认可的管辖地。

裁判要旨

本案二审法院认为，被害单位母公司在惠州市发现华星公司机密文件被泄露并报案，可认定本案犯罪结果发生在惠州市，惠州司法机关具有管辖权。但该结论应结合本案特定事实理解，不能抽象为“任何发现犯罪的地点均属于犯罪结果地”。依现行规则，刑事案件原则上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针对或者主要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还可审查服务器、网络服务提供者、被侵害网络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使用的网络信息系统、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和财产损失地等连接点。发现线索所在地只有与上述法定地点存在实质对应，才可能支持管辖。

案情简介

1. 2013年7月9日，王青进入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工作，并签订劳动合同、知识产权及保密协议。

2. 2016年，王青离开华星公司，进入重庆市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科公司”）工作。

3. 惠科公司产品实验出现异常后，郑博鸿为查找原因，王青将其在华星公司任职期间取得的未公开《PI不沾—CFITO改善报告》中包含的PI不沾生产工艺技术信息，在郑博鸿所在部门的微信群中共享。郑博鸿随后将相关技术信息用于分析惠科公司产品实验异常。

4. 经鉴定，《PI不沾—CFITO改善报告》中的四方面技术信息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有关评估认定，PPT文档“PI不沾经验”中商业秘密被侵犯给华星公司造成经济损失24688664.81元。

5. 2016年1月11日，华星公司母公司TCL集团总部在惠州市仲恺区进行监控时，发现百度文库网站上出现华星公司技术领域的机密文件，系由网络用户上传。

6. TCL集团随后向惠州市公安局报案。惠州市公安局指定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管辖，侦查终结后移送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并由惠城区人民法院进行一审。王青及其辩护人提出，惠州公安机关对本案不具有地域管辖权。

7. 2020年7月，惠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王青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王青不服，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8. 2020年9月，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争议焦点

华星公司住所地、王青任职及被诉技术使用地均不在惠州的情况下，TCL集团在惠州发现机密文件被泄露并报案，是否足以使惠州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取得本案地域管辖权。

法院裁判要点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华星公司系TCL集团子公司。TCL集团在惠州市仲恺区发现华星公司的机密文件被泄露，并据此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说明本案犯罪结果发生在惠州市。惠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以及法院审判，符合刑事案件地域管辖规则。法院据此未采纳王青及辩护人关于惠州司法机关无管辖权的意见。

从裁判文书可见，二审法院把“被害单位在惠州发现泄密”与“犯罪结果发生在惠州”建立了联系。但公开文书并未充分展开：百度文库上传行为与王青在微信群共享技术信息是否属于同一犯罪事实，涉案文件在惠州被何种网络系统访问或监测，华星公司损失在何地发生，以及TCL集团与华星公司在信息系统管理和被害主体方面的具体关系。因此，该裁判结论更适合作为特定证据结构下的个案参考，不宜脱离事实概括为普遍规则。

案例来源

《王青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刑事二审裁定书》，案号：（2020）粤13刑终356号。

李营营律师分享商业秘密诉讼实战指南

一、首先区分“报案地”“发现地”与法定“犯罪地”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均可以依法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接受报案的机关应当依法处理；不属于自身管辖的，应按照程序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紧急情况下还可以先采取必要措施。因此，“可以在某地报案”与“该地公安机关最终享有侦查管辖权”是两个不同问题。报案行为本身不会自动创造地域管辖。

现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确立以犯罪地管辖为主、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规则。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覆盖实施、预备、开始、途经、结束以及连续、持续实施的相关地点；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犯罪所得实际取得、藏匿、转移、使用和销售地等。规范并未把“犯罪行为发现地”单独列为普遍连接点。

因此，权利人在本地发现网络泄密后，应进一步固定本地与犯罪事实的客观联系，例如本地服务器或被侵害信息系统、本地管理者、本地终端接收使用、本地生产销售、本地损失发生或犯罪对象受侵害等。仅在某地打开网页、制作公证或收到举报，如果可以由当事人任意选择和制造，通常不足以当然证明该地属于犯罪地。

准备报案材料时，建议设置专门的“管辖依据”章节，而不是只提交营业执照和住所证明。该章节可按被诉行为逐一列明下载地、复制地、发送地、接收地、生产使用地、侵权产品销售地、服务器及系统管理地，并附电子数据、办公场所证明、物流合同和损失资料。无法准确确定某一地点时，应如实说明并请求公安机关通过平台协查、IP解析、设备勘验等方式核实，避免以推测性事实作为立案基础。

二、网络传播型商业秘密案件应逐项审查网络犯罪管辖连接点

商业秘密通过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群、云盘、代码仓库或网络平台传输时，可能同时符合网络犯罪管辖规则。根据现行公安程序规定，针对或者主要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可由实施犯罪所使用网络服务的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网络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使用的网络信息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公安机关管辖。

适用这些连接点时，不能只写出地名，而应提供技术证据：服务器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工商及机房信息，涉案账号登录IP和设备信息，文件上传下载日志，微信群发送、接收终端所在地，企业信息系统部署和管理地点，以及损失发生地的业务数据。对“被害人使用的网络信息系统所在地”，还应说明该系统与被侵害行为的直接关系，避免把权利人全国各地办公终端均解释为管辖地。

本案公开事实显示，TCL集团在惠州监测到百度文库出现机密文件，但王青被指控的核心行为是向惠科公司部门微信群共享技术信息并被用于分析产品异常。两者是否属于同一传播链、王青是否实施百度文库上传、惠州终端是否属于犯罪过程中被害人使用的网络信息系统，均是评估管辖合理性时应关注的问题。辩护律师应申请调取立案决定、指定管辖文件、电子数据勘验记录和平台日志，而不能仅根据裁判文书简略表述判断。

对于微信群、电子邮件等即时传输，发送地和接收地的确定也需依赖客观数据。人员在某地办公不必然说明信息在该地发送或接收，应核对设备扣押地点、登录日志、基站或网络接入记录、文件时间戳以及证人陈述。云盘服务器可能位于多个数据中心，平台工商住所也未必等于涉案服务器实际所在地。办案机关选择网络连接点时，应说明具体条款和技术事实，防止将所有平台可访问地点无限扩张为犯罪地。

三、被害单位住所地不是当然连接点，但可能与犯罪结果或网络系统所在地重合

刑事地域管辖通常不会仅因被害单位登记住所位于某地，就当然由该地公安机关办理。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住所地、研发地、秘密载体保存地、信息系统管理地和损失发生地可能重合，也可能完全不同。权利人如主张本地管辖，应说明本地对应的是哪一个法定连接点，而不能只强调企业在当地纳税、母公司总部位于当地或维权便利。

单位住所地在某些案件中具有间接意义。例如，涉案商业秘密服务器部署和管理均在权利人总部，非法远程下载直接侵害该信息系统；或者侵权导致总部负责的特定订单流失、利润损失在本地经营系统中实际发生。这些事实可能使住所地同时成为犯罪对象被侵害地、被侵害网络信息系统管理者所在地或财产损失地。但其管辖基础来自具体犯罪联系，而非住所登记本身。

本案报案主体为TCL集团，商业秘密权利人则为其子公司华星公司。母子公司具有股权和管理联系，却仍是不同法人。办理此类案件，应核对商业秘密权属、实际受损主体、信息系统管理主体和报案主体，避免仅因集团总部所在地而模糊被害单位身份。任何主体均可报案，但被害人资格和管辖连接点仍须分别审查。

损失发生地的证明也不能仅依会计核算中心或集团财务部门所在地确定。商业秘密被使用后造成订单流失、价格下降或许可机会损失，应分析受影响业务由哪个主体经营、相关客户和合同位于何地、利润在哪一经营单元形成，以及财务数据如何反映损害。若损失评估仅确定金额而未说明地域联系，仍不足以当然支持某地作为犯罪结果发生地。

四、多地均有管辖权时，应依法处理并案、协商和指定管辖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可能在多个地方连续发生，例如员工在原单位所在地下载资料，在居住地复制整理，在新单位所在地使用生产，并通过网络向多地传输。此时多个公安机关可能同时具有管辖权。通常由最初受理或立案的有管辖权机关办理；对查明主要犯罪事实、统一收集电子数据和避免重复侦查更有利的，也可以依法协商移送或者报请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权利人选择报案地点时，应以真实、稳定且可证明的连接点为基础，综合考虑主要证据所在地、嫌疑人和证人所在地、涉案设备及服务器、侵权生产场所和财产保全条件。所谓争取“有利管辖”，不能演变为通过人为下载、临时访问或选择性陈述制造连接点。跨区域办案还应防范违规异地执法和地方保护，确保查封、扣押、冻结及调取数据均有明确法律依据。

辩护方提出管辖异议时，应尽早制作时间地点表，对每一项被指控行为列明实施地点、设备、账号、接收人、使用地点和结果地点，核查侦查机关取得管辖的事实依据及指定管辖程序。如果管辖瑕疵仅属内部办案分工问题，与案件公正审理无实质影响，其法律后果需要结合具体程序判断；但若完全缺乏法定连接点、存在人为制造管辖或影响当事人权利的情形，应提出具体证据和救济请求。

管辖异议不宜停留在“公司不在本地、嫌疑人也不在本地”的排除式论证。辩护人应先穷尽可能的法定连接点，再说明每一连接点为何与指控事实无关或证据不足；同时提出更具有实质联系的管辖机关，例如主要实施地、侵权生产地或嫌疑人经常居住地。对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分别适用的程序，应及时向对应机关提出，不应等到实体审理结束后才首次主张。

本案的重要启示不是“犯罪行为在哪里被发现，就一律由哪里管辖”，而是网络化商业秘密案件的犯罪结果和信息系统连接点具有复杂性。权利人、侦查机关和辩护人都应回到法定管辖规则，用电子数据和业务事实证明地点与犯罪行为、犯罪结果之间的实质关系。只有连接点真实、明确并可核验，管辖才能兼顾办案效率与程序正当。

现行规范提示

现行地域管辖分析可重点参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以及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犯罪地和网络犯罪管辖的规定。个案还应结合是否存在专门管辖、集中管辖及指定管辖文件综合判断。

• 专业背景介绍：李营营，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专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高级企业合规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商法硕士（公司法方向），拥有证券从业资格，专注于与技术相关的争议解决和保护、民商事诉讼与仲裁、保全与执行等实务领域，在最高人民法院、各省级高级人民法院成功办理多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 李营营律师深耕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领域多年，对涉知识产权（尤其是商业秘密民刑案件、与技术相关的合同纠纷、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案件）相关法律问题均有深入研究。李营营律师代理的多起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获得判决的胜诉结果，代理多起客户作为原告成功争取法院3倍惩罚性赔偿，代理的多起被告客户成功争取法院判定不构成侵权的胜诉结果，代理多起被害企业成功启动刑事立案、刑事追诉、成功争取犯罪分子得到刑事处罚结果；代理多起被告人/被告单位处理的涉商业秘密犯罪刑事案件也取得了无罪、检察院决定不予追诉的良好效果。
• 2023年，李营营律师代理的商业秘密民事案件入选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
• 2024年，李营营律师全程代理的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典型案例。
• 2024年4月，李营营律师全程代理的另一起商业秘密民事案件（代理原告）被某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省内唯一一件判赔额最高的案件。同时，李营营律师在商业秘密体系建设领域，也具有丰富的项目经验。协助多家企业客户完成企业商业秘密保密体系运行情况的法律尽职调查，成功为多家企业客户建设完善的商业秘密保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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