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外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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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者不得好下场

作者●晏凌羊

01

一个男性熟人以前跟我透露过他的一小个违规操作，后来因为我实在看不惯他整个人，就慢慢跟他疏远和绝交了。

有一次，我跟他的上级吃饭，提到了他。

上级问我：“据你所知，你有没有他违规的相关线索。”

我想都没想，就回答了“没有”。

我当时这么做是一种本能和习惯。

小学时候，我们班主任为了抓出到底是哪些同学满大街写他风流韵事的大字报，也搞过一次这样的拷问。

我那时候也才七八岁，但我也没把任何一个同学供出来，以赢取班主任的青睐。

现在我想明白了我一直以来这么做人做事的原因：向上级告密，我得到的只是打击一个“我讨厌的人”带来的快感，但是我会变成圈子里出了名的小人。

别人出于信任、跟我讲他违规的事情，而我在跟别人闹翻之后就把别人告密出来，那其他人跟我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也会想：“你今天可以这样做，明天我跟你交恶了，你也会这么待我。”

那我会失去所有人的信任，这对我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

我知道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争议（告密和举报不一样，告密为私怨，举报是为公益），但是，在“对系统忠诚”和“对曾经的友谊”“对自己忠诚”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历史也证明：向系统告密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日后一定会遭到清算。

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信任（哪怕是曾经的），当成你自己往上爬的筹码。

我守护的不是那个已经跟我交恶的“熟人”，而是我自己的“人格契约”。

我维护的也不是“曾经的友谊”，而是我的“信任资本”。

男熟人向我透露他的违规操作，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客观上都是将一份“信任”抵押在了我这里。

如果我仅仅因为交恶就将其兑现为“攻击他的武器”，那么，我摧毁的在我整个社会网络中的信用评级。信任一旦被证明可以轻易出卖，就再也无法买回。

我不是高尚，是纯从利己的角度这样做的。

社会得以运转，不仅靠法律，更靠无数微小的信任纽带。朋友、同事间的私下交流，正是基于“这些话出我口，入你耳”的默契。

掌握权力的人或许会一时利用告密者来清除异己（比如武则天、侵华日军），但他们内心深处永远会鄙视且警惕这样的人（告密者、汉奸）。

因为今天你能为了讨好Ta而背叛别人，明天就能为了讨好别人而背叛Ta。你就将自己活成了一个无法预测、毫无原则的危险变量。

一个可靠的系统（无论是官僚系统、国家还是社会），长远来看必然要清除这些破坏内部信任的“毒素”。

当你的利用价值被榨干，你就是第一个被“清算”以平民愤、重建信任的对象。

何必呢？

02

靖康之耻，金军俘虏了徽钦二帝，以及宋朝皇后、妃嫔、皇子、公主、宗室、大臣共数千人，然后扶持了一个儿皇帝：张邦昌。

这个张邦昌跟主战的宗泽、李纲算是政敌，他一直主张向金国求和，而宗泽、李纲则一直主张要跟金国硬刚。

结果，北宋真的灭亡了，要立他当“儿皇帝”，他却怂了，不想做傀儡，一度想到自杀。

金国人威胁他，你不同意做傀儡皇帝，我们就屠城。

张邦昌只好硬着头皮做了这个皇帝。

在金国人主持的登基大典上，他痛哭流涕，一再表示不愿叛宋。

当上皇帝之后，也不敢像真皇帝那样面南而坐，而是站在皇位的东面，拱手站立，更不敢称“朕”，不敢去皇宫正殿，不接受别人称呼自己“万岁”，不许任何人称自己“陛下”，不立年号，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并拒绝了金国人想留一部分不对帮忙他驻守的提议........

后来，金国人押着徽钦二帝和皇室、宗室、大臣们离开了。金军前脚刚走，张邦昌后脚就取消自己皇帝的称号，把大将宗泽迎入东京汴梁，并派人寻找皇子中因为在外地出差而没有别掳走的康王赵构，向赵构请罪，建议他立即称帝。

由张邦昌当傀儡的伪楚政权就此灭亡，张邦昌总共战战兢兢地被迫当了23天的皇帝。

但是，不久以后，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追究张邦昌叛国的罪行，在他们的坚持下，张邦昌先是被贬官，后来还是被赐死。

张邦昌被赐死的直接原因，跟私生活有关。

当初，金国在立张邦昌为傀儡时，将宋徽宗的几个嫔妃赐给了张邦昌，其中一个叫李春燕的妃嫔被立为伪后。

张邦昌始终不敢以皇后之礼待李春燕，但被贬官后，他觉得自己归政一身轻，而李春燕也无路可去，两人就厮混到了一起。

宋高宗赵构就抓了李春燕，让她供认，最后张邦昌被赐死，自缢而亡。

但张邦昌被赐死的真实原因，应该是新上任的宋高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需要依赖主战派的支持。

想要得到他们的支持，那就需要做个姿态：把主和派张邦昌这样一个政治符号杀了，作为礼物送给主战派，主战派才会对自己死心塌地。

自古以来，投降派、汉奸得到的归宿就是张邦昌这样的：里外不是人，被两头夹击。

03

我认为，在饭桌上偷录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上的人对社会风气的破坏性也很大。

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会被权贵欺负，被欺负了可能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反抗（从古至今，这种案例太多了），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录音、录视频，然后被整、被要挟的人。

而你在干这些事的时候，实际上你们还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曾经是那个如今令人厌恶系统中的一环，你并不完全无辜（你当时并没有反抗，而是为了利益选择了顺从）。

如果你认可并鼓励告密，这会“人人自危”（而不仅仅是个别人），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在人前表达真实的想法，最终所有人都要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

如果你认为我表达了这一层意思就是不同情弱者，就是为虎作伥，麻烦你即刻把我拉黑。

我也想跟剩下的人讨论一个问题：当一个社会鼓励私人场合的非正式言论成为公开审判的依据时，我们究竟在构建一个怎样的公共环境？

社会的基本运转，依赖于不同层面的信任。

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甚至陌生人之间的闲谈，都需要一个“非正式”的缓冲地带。

如果任何私下场合的随口一言、一句抱怨、一个不成熟的观点，都可能被记录、剪辑并公之于众，作为“罪证”，那么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将不复存在。

我们将不敢在任何非公开场合表达任何真实情绪，社会关系会变得极其脆弱和虚伪。

这种告密文化会导致广泛的“寒蝉效应”。人们会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不仅在公共领域，更会蔓延到私人聚会中。

因为无法确定座上宾是朋友还是“记录者”，大家会倾向于只说“正确”的、安全的、冠冕堂皇的套话。

而一个听不到真实声音的社会，将失去自我反思和活力进步的源泉。

录制并传播视频的人，将自己置于道德法官的位置。但其行为的动机往往并非纯粹的正义，可能夹杂着私愤、利益诉求或哗众取宠的目的。

这种行为本身，是利用了公众的道德感来实现个人目的，是对社会公义的一种劫持和滥用。

它破坏了就事论事的公共讨论规则，代之以对人品的诛心之论。

对于真正不当的言行，社会自有其成文的、正式的处理渠道和规则。将私人场合的言论通过舆论进行“游街示众”，是一种非程序正义的“私刑”。

其破坏力往往远超事件本身。

我理解你同情某个人可能受到了迫害，包括你自己会代入，也是因为心中有冤屈无数发泄，但我真不觉得你应该为“告密”叫好——那种系统性破坏人与人之间信任、鼓励告密与背叛的行为，对社会肌体的健康危害更大，最终也会反噬到你身上。

一个健康的社会，当然需要有共同的道德底线和法律法规。

但同时，它也必须能够容错，允许人们在非正式场合有喘息和思考的空间，能够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交谈的边界。

捍卫这条边界，并不是为某些不当言论开脱，而是在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免于被恐惧所裹挟，保护那个能够自由思考、敢于表达真实想法的自己。

当然，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人自危、不敢说真话的社会，当我没说。如果我身边出现这样的人，那我一定会远离的。

社交媒体上也一样，大家各自“合并同类项”。

*作者：晏凌羊，女，80后，中国作协会员，2001年云南省丽江市高考文科状元。著有畅销书《离婚七年》《所有的逆袭，都是有备而来》《公文写作》等畅销书十几部以及儿童绘本《妈妈家，爸爸家》。拥有十几年金融从业(管理)经验，现为广州某文化信息咨询公司创始人、某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创始人。出生于云南丽江，现居广州。乐以文字为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有血有肉，有泪有笑，有错有对，期待与您共成长。

首发公众号：晏凌羊|ID：qiushan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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