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九江“镇反”运动概况

作者：陈文元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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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20年版《浔阳往事》，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订。

刚刚解放的九江，百废待兴，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因此，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人民政府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严厉镇压反革命，保卫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

在这场斗争中，九江自1949年5月至1951年底，共抓获各类反革命分子6865名。遵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折罪，立大功者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政策，处决了404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收缴各种枪支784支、子弹38430发、手榴弹和炸弹259枚、各种梭镖和刀具1196支（把）、电台1部。镇反运动狠狠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镇反”宣传画 王守木创作，1951年8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当时，人民群众称赞道：“唐宋元明清，盗匪肃不清；国民党执政，恶霸更横行；共产党领导，坏人难藏身；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一、严峻的形势

在九江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多方面的反革命特务派遣及破坏活动。

1948年8月，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委任报务室主任邵年（都昌县人）为“鄱阳460潜伏组”中校组长兼台长，携带电台从南京潜回九江，发展反革命组织。同年冬，国民党国防部指令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和省保安司令部组建“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西北义勇总队”。

1949年1月，何应钦密派中央社会部视察员魏衡潜回老家修水，组织“中国国民党反共委员会湘鄂赣游击司令部”反革命武装。同年2月，国民党“保密局江西站”站长王迈夫派站员倪国权、邬鸿为“九江潜伏组”组长，从南昌回九江，发展反革命组织。

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委任其警卫组长程少庭为“华中剿总九江潜伏组”组长、张捷辉为电台台长，潜来九江，架设电台，发展反革命组织。同月，国民党特务段立之受国民党行政院指令，从四川省重庆潜回都昌，组织“江西省军政参谋机要处”反革命组织。

同年5月，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上海会见保密局庐山侦防组长刘裕谦，面示他赶回庐山，遣散侦防组，另成立潜伏组织。刘裕谦回庐山后，即委任一贯道头目伍绍康为“国防部保密局庐山潜伏组”上尉组长，进行反革命活动。此外，还有“国民党军统九江警察潜伏小组”“军统九江电讯局破坏小组”“国防部二厅武（宁）靖（安）潜伏情报组”“国防部保密局赣北站潜伏组”等。

九江解放后，这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特务机构“江西赣北绥靖工作团”“江西省赣北绥靖工作队”“财政部江西省盐务处九江分处”、国民党各县党部书记长、县政府政治工作队（以上为中统特务组织），以及“江西站赣北分站南浔爆破队”“江西站赣北分站九江行动队”“国防部湘鄂赣边区总司令部调查室行政总队”“军令站直属第33情报组”“江西省保安处第四科赣北站”（以上为军统特务组织），会同社会上的“一贯道”“同善社”“真常道”“大刀会”“先天道”“普化门”“无极道”“一心坛”等反动会道门组织，疯狂施行白色恐怖，进行凶杀、暗杀活动，妄图一举推翻红色人民政权。

1949年8月25日，“华中剿总九江潜伏组”特务用电台指挥敌机3架轰炸九江西门口，炸沉趸船1艘、民船1艘，炸毁商店5家、民房23间，炸死市民15人、炸伤28人。

同年8月29日，“青年救国团赣西北义勇总队第五支队”的暗杀组，将德安县第三区政府通讯员付成和杀害；9月7日，该总队第二十二支队将永修县梧桐乡农会主席汪子福暗杀；10月23日，该总队第五支队在瑞昌县下南区伏击县公安局便衣队，开枪打死侦察员张风山，抢走手枪1支、马2匹。

1950年3月，国民党军统特务吴水生用电台指挥敌机轰炸湖口县城和驻月亮山的解放军南下部队，炸死群众2人。3月30日，“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湘赣挺进总队”伏击枪杀了永修县马口区委书记徐国臣，抢走手枪1支，并将尸体抛入河中。

同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残存的反革命分子认为时机已到，与美帝和台湾的蒋介石遥相呼应，进行各种破坏活动。都昌县反革命分子段立之积极组建“江西省军政参谋机要处”，分工委职，刻制印章，起草《组织计划大纲》，并拟派人到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络，阴谋组织暴乱，配合美蒋反攻大陆。彭泽县湖山乡反动会道门大刀会骨干分子成立“反共抗俄游击军”；修水县惯匪刘建中成立“中美联合真诚义湘鄂赣陆军司令部”。他们刻制印章，印刷委任状、起义证、通令、密令、紧急通知、通行证等，企图上山为匪，配合美蒋反攻大陆。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将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改革运动在九江铺开后，恶霸、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进行疯狂的对抗和破坏。

永修县艾城区以王宏泗为首，煽动恶霸、地主及不明真相的群众200余人，冲击区政府，围攻、捆绑、殴打土改工作队。星子县胜利乡恶霸地主李发成等人，煽动14个自然村的地、富、反分子及不明真相的群众300余人，手持大刀、长矛等凶器进攻乡政府，抢夺公安人员枪支，打伤乡干部15人，呼喊“不信毛泽东政策”“反对土改”等口号。更有甚者，修水县大桥区李源乡农会召开会议时，恶霸地主徐五福等人将农会代表王芳蓉骗出会场，绑架到山沟里活活勒死。

二、打击与教育

由于政权初建，发动群众不充分，反革命未受到致命打击。特别是一些地方对中央强调的宽大政策理解不全面，以致发生“宽大无边”的偏向，助长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十分不满，说：“政府宽大，坏人胆大，百姓遭殃。”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坚决要求纠正在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明确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为镇压反革命斗争提供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宣传画，约1951年，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印行 图源：Chinese Posters

1950年11月13日，中共九江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成立镇反领导机构，部署全区镇压反革命运动。12月5日，九江专署公安处召开各县（市）公安局长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精神，研究制定镇反工作方案，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迅速在全区开展镇反运动。

为进一步教育、发动群众，根据中共九江地委、专署和上级公安部门的指示，由专署公安处筹备，从地委宣传部、专署文教科、《新农村报》社（现九江日报社）、九江文联及部分学校中抽调一批干部、学生，协助开展宣传工作，举办了“九江专区反特展览会”。

展览内容包括：九江专区反动党、团、特务及土匪武装组织系统和破坏活动，九江专区破获的案件及缴获的罪证，群众反奸、除奸事例，《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反问答等宣传材料和图片，共11大类。自1951年下半年起，展览在全区巡回展出，历时3个月，参观人数达24万人。

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广大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消除了“怕变天、怕反复、怕反革命报复”的种种顾虑，大胆检举揭发，组织站岗放哨，堵截追捕逃犯，协助政府捉拿罪犯。如彭泽县先锋乡民兵队长欧阳纪祖率领民兵，捕获了隐藏在地洞里一年多的特务、伪县警察局长张毅夫。

对已经捕获的各类反革命罪犯，在罪证材料确凿的基础上，各地召开声势浩大的宣判大会，首先处决那些身兼特务、匪首、恶霸、袍哥头子，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然后处决称霸一方的所谓“东新天”“西霸天”“山大王”“水上大王”等，给反革命以强大的震慑，给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在各次宣判会上，实行政策兑现。对解放前罪恶严重，解放后停止活动，又能坦白交代、检举揭发同伙的反革命分子，给予从宽惩处，以体现党的政策，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为激发群众斗志，宣判会上还组织群众诉苦、清算血债、揭露反革命罪行，把镇压反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如在武宁县处决大恶霸地主李丹娜的宣判会上，群情激愤，被害人一个接一个上台诉苦，台下群众泪流满面，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德安县枪毙惯匪头子梁华金后，群众编了一首歌谣：“枪毙梁华金，土改有保证；毛主席领导好，穷人团结一条心。”

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方面，根据公安部“打击惩办少数道首，教育广大被骗道众，只要声明退道，一律不究”的方针，召开各种群众座谈会，组织中、小道首现身说法，发动群众控诉，举办“一贯害人道”罪证展览，揭露反动会道门的罪恶活动。

20世纪50年代，北京公安机关取缔反动会道门 图源：北京市公安局北京警察博物馆

全区公开取缔了“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无极道”“一心坛”五种反动会道门组织及其417个分支机构，收缴传道工具、反动书刊、枪支弹药3160余件；并召开九江地、市、县万人大会，逮捕道首164名，处决其中罪大恶极的反动道首13名，对1140名中、小道首集中办理退道登记。

三、解放生产力

通过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肃清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大大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使社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安定局面，保障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通过镇反，九江全区1060个乡（镇）全部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以及农民协会、街道委员会、妇女会、治保会和民兵组织。人民有了政权，真正当家作了主人。过去，人民不愿意为反动统治阶级卖命，国民党征兵，今天被抓去，明天又逃回。在抗美援朝期间，人民政府一声号令，全专区35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争着赴朝参战，抗击美帝，场面感人。

全区工农业生产也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人、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人们说：“我们过去做工当牛马，现在是做主人，再苦再累也高兴。”他们积极钻研技术，加班加点工作，为国家争作贡献。

有些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不敢种，分得房子不敢住。镇反中，他们看到一批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被惩处，政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从内心感到十分踏实，于是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推广良种，植树造林，很快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据统计，1949年，全专区工农业生产总值为13330万元；到1953年底，增至23990万元，增长了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