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

切实推动各国司法与法律合作

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马诺吉·夏尔马

本届论坛主题——“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兼具现实意义与深远内涵。国际法治合作已成为完善当代国际法律秩序、有效推进国际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动力。从尼泊尔的视角来看，这类交流活动，能够切实推动各国司法与法律合作。尼中两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友谊、相互尊重的传统以及深厚的人文交往。随着两国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双方法律机构之间的合作需求也将持续增长。双方在司法行政、法院管理、调解与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数字司法、司法教育、法学研究以及其他新兴法律领域，拥有广阔的经验交流空间。这类交流不仅有助于各机构相互学习，还能进一步加深两国法律界之间的理解。

这里着重强调三点主张：第一，法治始终是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基石。第二，在互联互通程度不断加深的世界，法治离不开富有实效的国际法律合作。第三，此类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互信与互学互鉴的基础之上。希望本次论坛不只是一次观点交流的盛会，更能成为搭建各法律机构长期保持伙伴关系、探索国际司法与法律合作务实路径的平台。

以法为桥 共赴未来

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萨蒂乌·佩雷斯

“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这一主题，兼具时代性与现实意义。一是国际合作必须以法治为根基。法治承担着让国家主权平等落到实处这一不可或缺的职能，国际法只有对强国与弱国一体适用，才具力量。二是不同法系应当互学互鉴，同时保有自身特质。互学互鉴不等于追求法律统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各国法律体系变得一模一样，而是让不同法律体系的国家间能够相互理解、开展合作。三是数字时代要求在日趋技术化的制度体系中守住人的责任底线。技术可以辅助司法裁判，但绝不能取代人在审判中的作用。四是法律合作对于可持续国际贸易至关重要。法律不能成为发展的阻碍，而是要成为持久发展赖以依托的信任基础。五是可持续的法律合作，归根结底依靠人。

实践告诉我们，法律原则必须结合其社会和历史背景来理解，各类机构应当履行自身宪法责任，只要权利的行使恪守正义，习俗与法律完全可以共同发挥作用。法律能够化作一座桥梁：连通不同法律传统，连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连通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福祉。

携手打击跨国犯罪

智利国家检察长 安赫尔·巴伦西亚

跨国犯罪组织利用法律框架之间存在的差异，跨越不同司法管辖区，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和复杂程度转移资金、技术、信息和非法货物。相关治理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建立信任、共享信息、开展协作的能力。

如今，要有效打击复杂犯罪，需要采取全球视角。一是强化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需要有关部门之间开展密切的行动合作、加强情报信息交流、开展联合调查。二是加大追查犯罪资金的力度。追查非法资金流向并将其没收，仍然是瓦解犯罪组织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三是对腐败保持零容忍。司法体系要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威胁时继续保持韧性，那么透明度、问责机制和机构廉正都是不可或缺的。四是推动刑事司法互助机制现代化。必须继续提高信息交换、数字证据交换、引渡程序、资产追踪与冻结以及联合调查的效率。

展望未来，我提议建立一个常设机制，协调应对有组织犯罪、腐败以及其他新兴威胁。智利重申坚定不移的承诺，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合作伙伴开展密切合作。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王洪祥

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世界历史和全球发展的高度，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趋势，深刻回答人类法治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原创性地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世界法治文明进步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国际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系统方案。

中国法学会愿与各国法学法律界一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持续深化国际法治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中国法学会将以法治文明交流互鉴为桥梁，继续加强中国法治国际论坛等重要平台建设，建立常态化法治对话机制；以法治理论合作研究为支撑，支持各方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研究，让“规则之治”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以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为源泉，支持法学院校、法律机构、国际组织共同开发全球治理相关法律课程，共同支持优秀青年法治人才参与国际规则磋商、国际组织实习和跨国公益法律服务。

以中国数字化转型加速世界法律体系互动

俄罗斯联邦政府前副总理、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法学院院长 谢尔盖·沙赫赖

世界不同法律法系，正将各自最优良、最高效、最有益于经济发展与国际经贸、最有益于社会繁荣的元素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已成为这些进程中最明显的“活跃点”。最直观的例子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内地法律、香港的英美法系法律以及澳门的大陆法系法律在同一经济空间内互动。

在中国实践中，不同法系之间不仅是共存，而且是真正的趋近。这与中国在数字发展方面领先于许多国家密切相关。在全球数字转型背景下，加速世界法律体系趋近需要三个关键要素，它们正是人工智能系统的基础：大数据、强大的算力，以及算法。数以十亿计的交易、司法文书和治理决策，将中国的数字空间变成一座“法律实验室”。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45.5万亿元；2025年底，5G基站达484万个；2026年6月，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灵晟”超算系统，中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在中国，一个数字生态系统正在逐步形成，法律工作者能利用这一系统，便利法律检索、分析与研究。

未来，世界需要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法律，而是兼容的法律接口，中国有能力成为构建这一接口的主要架构师之一。

健全法律框架 促进贸易往来

吉布提监察署长 哈桑·苏丹

法律是任何稳固、持久的国际关系的支柱。在中非合作背景下，建立健全法律框架至关重要。因此，中非之间的双边协议和多边协议必须建立在普遍性法律原则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尊重各国的文化和社会特性。

在制定政策和协议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到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法律应当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互惠和公平为基础的合作关系。

如今，中非合作不断得到加强。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建立稳固的法律基础，并尊重各方权利。在这方面，本次论坛提供了一个加强对话、分享经验的宝贵机会，并本着协商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寻求应对共同挑战的对策。

本次论坛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推动建立更加包容、公平的法律合作。我们必须确保当地民众真正从各国政府与外国企业达成的协议中受益。这包括保护劳动者权利、建立司法救济机制，以及遵守国际人权标准。

因此，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交流能够进一步增进相互理解，加强法律合作，让中非友谊更加富有成果，使两国人民从中受益。

促进不同法律体系互学互鉴

斯里兰卡总统顾问、上诉法院院长 纳林·阿贝苏里亚

世界从来不存在单一的法律体系。法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制度。正因如此，法律多样性不应被视作国际合作的障碍。若能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法律多样性便是宝贵的知识源泉。

斯里兰卡的法律体系历经数个世纪，由多重法系共同塑造。故而，对于斯里兰卡法官而言，比较法经验绝非仅仅是学术概念，它既是其法律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日常司法实践的组成部分。不同法系之间的互鉴不追求法律趋同，而是通过司法对话提升司法质量。比较法的价值并不在于简单照搬现成答案，而在于提出更有深度的问题。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法律合作具备实际重要意义，必须与经济、技术合作同步发展。各类法系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开展对话，便能展现出看待问题的不同维度。

国际法律界正面临诸多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法系能够独自完全应对。开展对话才是上策，最重要的是开展建立在平等与尊重基础之上的互学互鉴。如此，世界各法律共同体的多样性，就会化作推动正义与法治进步的共享资源。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与国际合作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 张 勇

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或者地理意义上的湾区，更是一个承载着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平台。

法治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也是其重要内容。大湾区法治建设的背景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系”。可以说，大湾区是中国乃至全球法律规则最为丰富多元的区域之一，其独特性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大湾区法治建设为中国乃至世界不同地区之间法治协同提供了崭新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是建设高水平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大湾区法治建设离不开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

当前，大湾区正与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机构或组织开展人员交流和业务往来，国际合作日益广泛和深入。粤港澳大湾区正在从战略构想、宏伟蓝图稳步走向世界级湾区，大湾区法治建设也日益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以法治之力护航大湾区腾飞，共同参与、见证和分享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的丰硕成果。

传承中华优秀法治文明基因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二级大法官 高晓力

中华司法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法不阿贵”的平等理念，“慎刑恤罚”的治理智慧，“定分止争”的治理逻辑，至今仍是新时代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根基。中国法院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同时积极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经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中国法院始终恪守司法公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坚持立足审判促推治理，通过科技赋能提质增效，构建“全国法院统一办案办公平台”。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世界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高司法机构以及40多个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建立友好交往关系；有200多位外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先后访华；中国的大法官以及各级法官积极参加跨境司法交流，深入互学互鉴；还积极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等国际会议，提供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平台。

立足检察履职 深化文明互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 苗生明

中华法系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块文明瑰宝，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民为邦本、德主刑辅、缘法而治、良法善治等深具中国文化传统的法律智慧，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丰厚历史滋养。新时代的中国检察机关，在秉持中华法系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推动中国传统法律智慧与当代检察实践相结合，为促进全球法治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自身力量。

中国检察机关是中外法治对话的重要参与者，通过高层会晤、检察官互访研修、检察业务交流等多种形式，搭建起司法检察领域平等沟通的专业平台，既博采域外法治文明有益成果，也向世界传递中国法治文化。积极参与全球法治治理，在多边平台贡献中国检察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法治力量。切实履行国际司法合作职能，在跨国司法实践中诠释中国法治文明理念，有效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协同相关国家破解司法诉讼难题，以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诠释涉外法治价值。

助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李明征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原创性贡献。习近平主席创造性提出并深入阐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近年来，中国司法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职责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一是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推动制定修订对外贸易法、仲裁法、海商法、商事调解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加强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与国际规则有机衔接。二是积极开展法治领域国际交流。成功举办第十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司法部长会议等活动，深化多双边法治交流互鉴。三是大力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加强与联合国毒罪办等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交流，在打击跨国犯罪、法律服务、司法协助、被判刑人移管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四是强化共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组建“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汇聚涉外律师、仲裁、商事调解、公证、域外法查明等全链条资源。

法治兴则企业兴 法治强则企业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李 镇

法治兴则企业兴、法治强则企业强。我们始终坚持先立规矩后办事、依法监管、促进企业依法经营。今天的中国中央企业，依靠法治扎根国内，已经成为与我国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的独立经营主体；同时依靠法治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经济“生态系统”中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发展环境越复杂，越要强调法治。企业，特别是跨国大型企业，在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承担着重要责任，我们愿支持中央企业自觉担当、主动作为，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确定性。

我们将积极引导中央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更加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凭借自身实力公平竞争，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我们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全力支持中央企业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我们愿支持中央企业积极参与新兴领域的新机制新规则建设，为科技创新和行业发展营造开放、公正、非歧视的有利环境。

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全面依法治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 张文显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形势新挑战使得全球治理赤字进一步加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人类面对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接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及若干地区性、领域性治理倡议，法治是其核心要素和基石。

一是坚持宪章至上。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治。二是坚持规则导向。集中起来就是要大力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三是坚持普遍遵守、平等适用。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四是坚持公平正义。奉行主权平等，推动实现全球正义，变革与公平正义相悖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安排。五是国际秩序与全球经济体系正深刻重构，其中的重要任务是改革国际治理架构。六是坚持法安天下。善于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

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加强不同法律传统之间的宪制互动

国际宪法学协会主席、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法学院教授 塞琳·埃森

一个多世纪以来，比较法学者将世界各国法律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法系”。这一分类方式虽有助于理解各类法律体系的历史渊源与制度特征，但越来越难以反映21世纪宪制的动态发展现实。

互鉴不再局限于欧美之间，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宪制实践也在持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法系，而是沿着两个维度展开的宪制互动与制度融合。第一个维度是横向维度：一国宪法法院会直接借鉴根植于完全不同法律传统的法院所采用的分析框架。第二个维度是纵向维度：国内法律秩序与超国家法律秩序之间的互动。与之相对，“法律移植”这一静态概念暗含法律制度从一个体系单向流向另一体系，已经逐渐不足以描述现实。当前，我们正在见证多向度的宪制交流与互鉴过程。

当代宪制格局表明，各类法律传统既不是相互隔绝的封闭孤岛，也不会消融于单一、同质化的全球法律秩序之中。法系之间的横向边界，以及国内法与超国家法之间的纵向边界，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渗透性。

现实呈现的图景并非向单一全球宪制模型趋同，而是多极宪制世界下的多向互动。法律多样性并非互鉴的障碍，恰恰是互鉴得以实现的基础。宪法对话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并不是因为各个法律体系变得完全一致，而是因为它们保持足够的差异性，能够为理解共同问题提供不同的思路。

深化多元法律文化理解

国际法律学协会主席、希腊雅典大学法学院教授 埃莱妮·穆斯塔伊拉

人类不同群体的法律千差万别。每一法律体系的固有特性，均历经漫长岁月方才形成。与生物物种不同，法律体系属于社会文化现象，既能够发生演变并适应变化后的环境，同时也会针对群体内部本身可见的各类矛盾、利益冲突与疑虑作出调整和适应。

因此，在研究一部法律时，不宜仅将其视为作用于既有社会现实的规则，应当同时将其视为主动塑造社会形态的事物。

“法律文化”一词被诸多法学学者广泛使用，但该术语引发了极为激烈的讨论。十分重要的是，相关研究应尽量摆脱西方关于法律文化及其比较研究方法的固有观念。一场范式转向具有绝对且迫切的必要性。法律比较不应追求统一化的结果，而应实现多元拓展的效果。其目标应当是梳理不同文化形态、群体与国家所发出的各类不同话语。依据这一观点，比较法研究既会以“对差异开展基础性、根本性研究”为前提，也会以差异的形态作为研究成果。

每一种文化中的法律话语都具备自身的结构，表达着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其法律、法律文化之所以或相似或迥异，源于诸多原因。想要揭示这些共性与差异背后的关键因素，不能只依靠法律，其他学科也可以提供答案。

形成更可信、有效的争端解决框架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 郑若骅

国际调解院由中国等19个国家倡议成立，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致力于以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成立填补了国际争端解决架构中的制度空白。国际调解院增添了一个基于条约的、专门致力于调解的机构，是一项国际公共产品：其调解服务面向世界各国开放，包括非成员国及其国民或企业。它的建立反映了一个深层趋势：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调解的价值，以及重振这一历史悠久的争端解决方式的必要性。

国际调解院并非为取代现有机制而设立，而是在现有机制之外提供另一种选择。仲裁和诉讼仍然不可或缺，它们提供权威的裁决和可执行的权属判定。调解则发挥不同的功能。它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选项，以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调解、仲裁和诉讼结合使用，可以形成一个更可信、有效的争端解决框架。

对于企业，我鼓励采取“调解优先”的思维，它意味着调解应当被有意地、尽早地考虑。法律从业者应就全方位的争端解决选项提供建议，并为客户有效参与调解做好准备。强有力的经济合作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合作，而强有力的法律合作需要一个争端解决框架，不仅在争端出现时有效，而且能够防止争端升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维护关系。国际调解院随时准备与现有机构以及法律界和商界的各位共同努力，为此作出贡献。

《 人民日报 》( 2026年09月24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