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教仁遇刺案,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联想到赵秉钧。大部分人只知道他是这桩民国惊天大案的核心嫌疑人,却很少有人提起,中国近代第一套成型的警察制度,就是赵秉钧一手搭建起来的。他早年混得有多惨,又是怎么拿到创业第一桶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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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这一辈子,真的是开局一把烂牌。他生在河南汝州,幼年没了父亲,十岁又没了母亲,从小就寄住在舅舅家讨生活。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跑到赊店镇当伙计,只为能混上一口饱饭吃。
古代读书人都挤着科举当官的独木桥,赵秉钧一开始也试过水,结果连秀才都没考上。他心灰意冷干脆弃文从武,投了左宗棠的楚军,跟着大部队开去了新疆。他在伊犁做勘划中俄边界的办事员,干出了些成绩,攒下一个候补巡检的资格。后来凑了点钱改捐典史,分到直隶新乐县做了个不入流的小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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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那会儿朝廷国库空得见底,卖官都卖得光明正大,还给换了个好听的名头叫“捐”。赵秉钧跟着左公在边疆干了那么多年,也就攒了点小钱,只够捐个底层小吏,根本摸不到高官的门槛。好多和他一样出生的人,熬一辈子也就窝在小地方,再也翻不了身。
赵秉钧没熬多少年就等到了贵人,这个人就是改变他命运的袁世凯。1895年袁世凯去小站练兵,赵秉钧跟着学习西方军政,专门钻研侦探和警察两门学问。没过多久,他就靠着擅长缉捕出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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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的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是实打实靠实战打出来的名声。当年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炸出洋五大臣,吴樾自己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没人能认出他的身份。赵秉钧愣是在一堆血肉碎片里,翻出了印着吴樾名字的纸片,顺着线索就把案子查得清清楚楚。这件事之后赵秉钧声名大噪,袁世凯也认准了他是心细胆大的好手,是一把能用的快刀。
1901年《辛丑条约》签完,条约明文规定天津城不许中国军队驻扎。天津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能驻军,清政府上下没人能睡得安稳。袁世凯脑瓜子转得快,很快想出了折中的法子。他从新军里挑了三千精壮人马交给赵秉钧,训练三个月之后,以巡警的名义开进了天津城。
这支三千人的巡警队伍穿黑色制服,管的事儿比过去的衙役宽太多了。不光维护治安抓犯人,消防、户籍登记、城市卫生、公共设施修建这些公共事务都归他们管。赵秉钧带着这帮人干了半年,天津城的治安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史书记载那时候天津半年都没出过大窃盗案,连驻扎在天津的洋人都连连叹服。
赵秉钧的目标可不是只管好天津这一亩三分地,他要建一整套完整的警察制度。只靠这三千老底肯定不够,想要把盘子做大,得自己培养靠谱的人才。他先在保定创办了警务学堂,又在天津创办了巡警学堂。1903年,赵秉钧把两所学堂合并成北洋巡警学堂,自己亲自出任负责人掌管一切。
赵秉钧把天津警务办得有声有色,清政府一眼就看上了这套巡警代兵的路子。1905年清朝正式成立巡警部,尚书徐世昌直接把部里的机要大权都交给赵秉钧打理。赵秉钧接手后,完成了原来内外城工巡总局的接收改组,设置了京师巡警总厅,把整个京城的警务都统管起来。
据当年《大公报》记载,赵秉钧那时候已经官居巡警部右侍郎,放到现在差不多是省部级的副部长。可他一点大官的架子都没有,所有事务都亲自主理,还经常穿便服出门,私下考察一线警务人员的工作情况。晚清官场大多是摆架子捞好处的主,像赵秉钧这样亲力亲为的,真的是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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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赵秉钧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宋教仁案的争议上。不可否认他身上带着洗不清的疑点,但他一手创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这个功劳,确实是没法抹去的。他这套从无到有搭起来的框架,给后来中国警察制度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参考资料:大公报 赵秉钧警务记载;北洋述闻 北洋要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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