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2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活动期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把喊了多年的“世界大于五”往前推了一大步。这一次,他讨论的已经不只是给安理会多添几个席位,而是直接瞄准五常最核心的两项制度安排。
永久席位和否决权。他提出,未来安理会不应再有永久成员,所有成员都应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实行固定任期和轮换;否决权也应取消,不能再让任何一个国家长期阻挡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意愿。
俄罗斯几乎马上划出了红线。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明确表示,安理会可以改革,永久成员甚至可以增加,但永久成员制度和否决权都是联合国整体架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因为改革就一并拆掉。
表面上看,这是土耳其和俄罗斯围绕联合国改革的一次意见交锋;往深处看,争的其实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未来国际秩序究竟是扩大现有权力结构,还是把这套结构本身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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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长期要求纠正代表性不足,印度、巴西、德国、日本也一直推动扩大常任和非常任席位,联合国内部围绕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年。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多安这次没有沿着“再增加几个常任理事国”的老路往下走。
按照他的说法,有意义的改革应该从取消否决权开始,而且最终目标也应该是取消这种特权。这套设想里,没有永久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成员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固定,到期轮换;一个国家如果还想继续当选,就必须重新取得多数会员国支持。
联合国大会权力要加强,安理会的代表性以及对联大的问责也要提高。说白了,这已经不是“谁能不能进入五常”的问题,而是“未来还要不要存在五常”这个问题。
现行安理会结构的底层逻辑,是二战结束后形成的大国协调机制。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拥有永久席位,并在实质性事项上拥有否决权。埃尔多安给出的思路却是把这种永久性权力改造成周期性授权:现在你能进安理会,是因为会员国选你;任期到了,仍然要重新接受选举。
从制度设计上看,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思路。现有体系强调大国协调和连续性,埃尔多安更强调轮换、代表性以及多数国家对安理会成员资格的持续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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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回应很有意思,佩斯科夫没有说“安理会不能改革”,也没有说“五常永远只能是五个国家”。恰恰相反,他明确表示,俄罗斯认为安理会需要改革,而且永久成员数量应该扩大。
但后面那句话才真正重要,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安理会永久成员制度以及否决权,是联合国整个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位置数量可以谈,谁有资格增加进来也可以继续谈,但“永久成员”这个制度本身不能因为改革被拆掉,否决权同样不能跟着消失。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埃尔多安认为,如果继续增加永久成员,只不过是把现有的特权结构做大;俄罗斯则认为,可以通过扩大永久成员来提高代表性,但没有必要因此废除永久席位以及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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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两边争的并不是“改革还是不改革”,而是“什么才叫改革”。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俄罗斯实际上把安理会改革引向了一条对现有制度冲击更小的道路:不是把桌子掀掉,而是考虑让更多国家坐到桌边。
这也把另一个争议重新摆到了台面上,新的常任成员到底有没有否决权?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几乎是整个扩员方案里最棘手的制度结之一。如果未来增加新的常任成员,却不给否决权,那么安理会内部可能出现两类常任成员:一类拥有否决权,一类没有否决权。
“常任”在权力含量上就并不相同,但如果新的常任成员同样获得否决权,又会出现另一个结果:否决权并没有被削弱,反而从现在的五个国家扩展到更多国家。
这就是安理会改革难了几十年的原因之一,大家都能说出目前制度哪里不够有代表性,可一旦进入“新席位究竟获得什么权力”这个环节,利益马上就变得具体。俄罗斯现在给出的答案其实很清楚:可以研究增加永久席位,但不能用扩员作为取消现有否决权制度的交换条件。
从这个角度理解,“以退为进”真正对应的并不是俄罗斯愿意主动放弃什么,而是它接受“扩大常任成员”这一改革方向,却同时保住永久成员制度继续存在的前提。只要这个前提还在,现有五常所拥有的制度性地位就没有被从根本上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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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宪章修正案要生效,需要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通过,还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按照各自宪法程序批准,而且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条件:批准国必须包括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如果改革涉及修改《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安理会结构和权力的核心规则,那么不仅需要大量会员国支持,还绕不开现在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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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通过现有联合国规则取消五常现有的永久制度性地位,最终却需要现有五常全部完成批准。换句话说,“废掉五常特权”并不是单纯争取更多国家举手赞成就够了,还要让现有五常接受一套可能减少自身制度权力的新规则。
埃尔多安的方案在政治表达上很有号召力,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确实长期认为现有安理会代表性不足。但政治号召力是一回事,能否真正完成制度修改,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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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2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第80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首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中方支持对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改革,提高安理会权威和效率,并且强调改革必须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尤其要纠正非洲长期遭遇的历史不公。
也就是说,中国并不是认为现有安理会结构一个位置都不能动。相反,中方公开强调的重点一直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问题,而且不仅是几个具体国家,还包括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更广泛群体。
但中国提出的改革方法和埃尔多安并不相同,中方强调,安理会改革涉及五大类相互关联的问题,包括成员类别、否决权、地域代表性、安理会规模及工作方法、安理会同联合国大会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而需要通过“一揽子”方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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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26年7月28日,中方在联大通过延续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决定后,再次强调政府间谈判仍然是会员国讨论这项改革的重要平台,核心仍然是通过协商凝聚更广泛共识。
今年5月,王毅在谈到增强安理会权威和作用时,也再次提出,要通过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特别是解决非洲遭遇的历史不公。把这些公开立场放到一起,就能看出中国改革思路的重点。
它不是否认安理会需要改变,而是倾向于把“代表性”“效率”“发展中国家权利”“现有国际体系稳定性”一起放进改革方案里,而不是只抽出否决权或者永久席位单独处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涉及否决权改革时,各方立场会格外敏感。从现有公开表态判断,中国和俄罗斯并不完全以相同语言讨论安理会改革,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现实非常清楚。
两国目前都仍然是现行常任成员制度和否决权制度的参与者,也都没有公开支持埃尔多安所提出的“取消所有永久成员”方案。
因此,把这场争论简单写成“土耳其要求公平,中俄拒绝改革”并不准确;同样,把它简单解释为“五常只想保权”也会漏掉大量发展中国家代表性、联合国决策效率以及大国协调机制之间的真实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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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这些年反复强调“世界大于五”,本身就和土耳其越来越明显的大国外交定位有关。土耳其并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横跨欧洲、中东、黑海、高加索和地中海多个战略方向,同时又是北约成员,在俄罗斯、欧洲、中东国家之间保持复杂关系。
对于安卡拉来说,一个由联大周期性选举、没有永久成员的安理会,显然比现在的制度给中等强国留下了更多制度性上升空间。当然,这一点属于从制度效果出发的分析,并不等于埃尔多安公开承认改革就是为了让土耳其获得更多权力。
在没有永久成员的情况下,土耳其、印度、巴西、南非、沙特等具备较强地区影响力的国家,理论上都可能通过联大选举,更频繁地竞争安理会席位。而在现在的体系下,无论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多大、地区影响力多强,只要《联合国宪章》没有完成修改,五常就是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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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22日这场争论,把喊了几十年的安理会改革重新拉回到了最现实的问题上:大家都可以说现有体系需要增加代表性,但一旦谈到永久席位和否决权,改革马上就从价值口号变成了权力重新分配。埃尔多安提出取消永久成员、实行联大轮换选举。
俄罗斯则接受扩员,却明确保留永久成员制度和否决权;中国支持必要合理改革,同时强调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一揽子协商。更关键的是,《联合国宪章》第108条决定了,任何真正触及五常制度根基的改革,都绕不开现有五常本身。
未来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但真正决定改革能走多远的,从来不是谁的口号更响,而是谁愿意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交出多少现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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