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阳李家坝：川大考古人三峡考古的集体记忆

当厚厚的《云阳李家坝》校稿摆在我们面前，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编写工作终于进入最后阶段。回顾30余年来走过的历程，甘苦酸辣，令人感慨良多。

一

云阳李家坝遗址是峡江地区文化遗产中的明星（图一），是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的重点项目。承担该遗址发掘和报告编写任务，既是荣幸，更是千钧重担。

图一 重庆云阳李家坝全景（西北→东南）

20世纪90年代，川大考古专业在职教师仅10余名，每届学生（包括研究生）少则10余人，多则不过20人，受教学工作的限制，每年能投入李家坝遗址发掘的人员十分有限。面对每年度超大规模发掘任务，参与发掘的师生发扬川大考古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超常规超负荷地工作。白天蹲探方清理遗迹（图二），晚上写发掘记录和业务学习。阴天冒着凛冽的江风，晴天顶着火辣的太阳，十天半月也得不到休息，即使雨天不能出工地，也要在室内整理资料。每年田野工作时间短则三、四个月，长则半年以上，身心极为疲惫，以至有同学感叹考古的路，好看，难走。

图二 2001年度李家坝遗址Ⅰ区发掘现场局部

2003年5月发掘工作全面结束后，我们随即转入室内整理阶段，着手发掘报告资料整理和初步研究工作。李家坝遗址发掘面积近3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出土遗物和遗迹种类及数量非一般遗址可比，整理工作量和难度很大。由于协议规定出土实物资料必须存放于当地文物保护管理所，课题组聘请赵振江、牟丹为科研助理（现供职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长驻云阳，持续开展发掘资料基础整理工作，根据标本整理进展情况多次聘请数名考古技师不定期赴云阳参加标本底图绘制工作，黄伟、白彬、何元洪、赵德云以及霍大清、周克林、王波（四川大学博物馆）和当时在读的部分硕士生、本科生则经常往返于成都与云阳之间。因为课题组成员都承担着教学任务，在教学期内与教学等工作冲突，参与同学也有课业，除了抽学期内的教学空隙外，暑、寒假就成为集中工作的最佳时间。云阳的盛夏，酷热难耐，库房和标本整理室又无空调，由于需要记录、照相，风扇也往往成为干扰而不能开，大家挥汗如雨地工作，有的时候甚至因中暑而晕倒。从有些昏暗的库房走出，望着天上明晃晃的太阳，经常竟有恍惚的感觉。在这样的条件下，奋战六年，2009年10月终于完成田野发掘记录资料的全面校核，陶瓷片统计、拼对、修复，纹饰拓片和标本照相，类型学初步排队等工作，绘制标本底图达13000余件，并初步完成了发掘与整理资料的电子化工作，为发掘报告撰写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家坝遗址的调查、发掘、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过程，正好处于中国考古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年代，跨越在中国考古学发生巨大飞跃的两个阶段之间。如本报告“前言”所述，大规模正式发掘之初，我们即详细制定了工作方法和相关措施，力图将新理念、新方法用于李家坝遗址发掘和研究实践。但由于当年装备条件和人员构成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状态，与今日四川大学考古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价值数千万元的各类仪器设备，不同领域的科技考古专业教师多达20余名的人员配备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虽然我们取得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一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两次年度全国重要考古发现的成绩，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和遗憾，如由于缺乏高精度测量设备，只能用罗盘、皮尺在偌大的遗址上布设探方，很难使各年度探方连接丝丝入扣；用于科技检测分析标本采样的设备和技术手段单一且简陋，提取的有效标本不够理想；再如由于受三峡工程建设工期限制，为确保李家坝遗址的重点——先秦至汉六朝时期遗存完整发掘，无法对所有晚期地层单位进行较为精细的发掘。冀望读者抱着“同情”之了解，将李家坝遗址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作为一个切面和窗口，去了解和认识特定时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二

从2009年10月起，课题组的工作重心转入发掘资料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和发掘报告编写阶段。在各年度发掘资料整理的基础上，报告编写课题组黄伟、何元洪、赵德云、代丽鹃进一步梳理和统合各年度发掘资料，2010年由黄伟拟定了总报告写作大纲（体例），确定了分工。由于报告编写组成员均为在职教师，教学与科研工作任务较重，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工作进度。2015年在黄伟主持下进一步完善写作大纲，并在科学出版社柴丽丽编辑的参与下制定了编写体例及技术规范。尽管编写组负责人黄伟2015年退休，但报告编写工作没有中断，一直在持续进行。

2021年12月，正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肆虐之时，国家文物局和重庆市文物局吹响了三峡考古发掘报告总攻的号角，我们也立即启动了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编写工作的加速键。由于身体健康原因，2023年起黄伟不再担任报告编写组负责人，由赵德云接替，具体负责报告编写的组织联络和统筹，分工也进行了重新调整，大大减轻了黄伟的工作量。由黄伟撰写第一章；赵德云、何元洪、代丽鹃撰写第二章；何元洪负责先秦时期遗存，撰写第三、四、五、六、七章（第二卷）；赵德云负责汉六朝时期遗存，撰写第八、九、十章（第三卷）；代丽鹃负责唐宋至明清时期遗存，撰写第十一、十二章（第四卷）；第十三章由赵德云、何元洪、代丽鹃撰写；“附录”统稿由代丽鹃负责。各卷由撰写者负主责，可根据材料具体情况和认识对原拟报告大纲作适当调整。报告编写工作从此进入加速撰写状态，高效推进。

在报告编写过程中，我们强调：一、全面、系统、详细发表资料，根据各区域地层堆积的不同情况，选择多达47条剖面予以介绍；剖面多以跨多探方的长剖面，并尽可能呈“十”字交叉，反映文化层起伏变化情况。以层位关系图的方式公布各区尤其是遗址核心区（Ⅰ、Ⅱ区）典型探方的地层关系，制作所有探方地层时代分组一览表，全面反映李家坝遗址各区的文化堆积情况。二、资料公布强调尽量方便读者“再研究”，不同时期分别选择典型单位（文化层、遗迹），全部公布资料；对于非典型单位，列表予以公布。我们希望，本报告的研究结论和使用的材料具有“可逆性”，能让读者对材料做最大限度的“组合复原”，进而再研究。三、注重聚落的复原，尽量关照不同时期聚落形态问题。

全面、系统、详细发表资料，绝不是烦琐的、原始记录式的“流水账”。我们参考了众多优秀发掘报告和研究成果，对李家坝遗址各时期遗存进行了初步研究（图三、图四），以期为读者对李家坝遗址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标靶”。这些初步研究是编写者在发掘和资料整理过程中的一些个人思考和认识，抛砖引玉，供读者批评。

图三 李家坝遗址出土部分青铜容器

图四 李家坝遗址出土部分青铜兵器

李家坝遗址存续时代长，资料极为丰富，要全面、系统、详细地发表资料并进行研究，其工作量和难度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增加，也增加了“犯错”的几率。特别是试掘和发掘工作跨越10年，分别由5位教师担任领队，发掘记录资料的详略和格式并非完全一致，使各年度发掘资料整合存在一定难度。再则，三峡库区抢救性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场遭遇战，各发掘单位不得不在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同时，不断研究发掘资料，逐步形成正确的认识。李家坝遗址发掘也经历了边发掘、边整理、边研究，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在报告编写过程中，我们经常会以“觉悟”之身面对资料缺陷之间的“错位”，只能在无奈中尽力弥补。

作为考古工作者，好遗址可遇不可求，我们能承担李家坝遗址发掘和报告编写工作，可谓三生有幸。保质保量地完成报告，一直都是压在报告编写组成员心头的重担。一方面，编写组全体成员都参与过田野发掘，曾经在李家坝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与青春，在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过程中倾注过精力，老教师黄伟的职业生涯大半乃至退休之后的10余年都奉献给李家坝遗址，年轻一辈的三人，迄今为止的考古职业生涯都与李家坝遗址交织在一起，拿出符合实际的田野发掘资料和我们认识水准的发掘报告，是自己内在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家坝遗址考古是四川大学承接的重大项目，凝聚着太多人的心血，我们有责任尽心尽力。尽管报告编写工作不能体现在学校当前的考核指标中，但赵德云、何元洪、代丽鹃三位在职教师依然在必要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外倾尽全力投入报告编写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极其繁重，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可能存在一些疏漏和问题，但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尽力了。

三

李家坝遗址发掘和资料整理，凝结着四川大学考古人30余年共同奋斗的心血，本报告是川大数代考古人共同的心血结晶。从1993年至200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大部分在职教师以及当时在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参与李家坝遗址的调查、试掘及大规模发掘工作，可以说，云阳李家坝遗址是百余名川大考古学子走上考古之路的田野起点，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已经成为全国文博考古行业的中坚力量。2003年以后，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课题组成员外，黎海超、李玉牛、罗雁冰、宋吉香、原海兵、张正为以及李强、卢林明、牛晓倩、邹佳兴等师生分别对遗址出土的人工制品、动植物遗存和人骨等开展科学检测和研究，不少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也参与资料整理，帮助开展资料电子化、制图等工作，为本报告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家坝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及研究，不仅是川大考古人的集体记忆，更在四川大学考古学科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值得永远铭记的。

著名考古学家、三峡文物保护专家顾问组和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俞伟超先生、张忠培先生、徐光冀先生高度重视李家坝遗址发掘工作。张忠培先生得知李家坝遗址大面积埋藏着先秦至汉六朝时期房址，特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蒋忠义先生作为我们的发掘顾问。徐光冀先生不仅在发掘期间亲临李家坝遗址检查指导发掘进度，在发掘结束之后也持续关注李家坝遗址发掘资料整理和总报告编写工作，不断对我们进行鞭策和指导。三峡文物保护专家顾问组组长俞伟超先生不顾遗址偏远，山路崎岖，两次以年老体弱之躯在寒冬腊月顶风冒雨亲临李家坝遗址检查和指导工作。2000年深冬之季，连绵阴雨，田间小路和工地泥泞湿滑，但俞先生执意要去发掘现场，为防俞先生摔倒受伤，我们临时组织人力平整田埂陡坎，铺垫炭渣。事后俞先生不无风趣地说川大用“黑地毯”欢迎他，成为三峡考古工地一个善意的“梗”。2002年12月，李家坝遗址发掘的最后阶段，俞伟超先生在北京抱病再一次听取了我们对李家坝遗址发掘情况和收获的汇报，当听到李家坝遗址核心区已经全部发掘，完整清理了战国晚期高等级建筑基址和大量汉六朝时期房址，弄清了先秦至汉六朝时期李家坝遗址的聚落布局和结构，俞先生十分欣慰，对我们勉励有加，高兴地说他可以放心了。尽管俞先生已离世多年，但我们时刻不敢忘怀俞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咐，现在李家坝报告终于出版，全面详细地公布了有关资料，希望能让他九泉含笑。

从李家坝遗址发掘之始，我们就有意识推动多学科综合研究。但由于当时科技考古刚兴起不久，有能力且有意愿主动开展科技考古的单位和学者不多，标本检测手段有限而且费用较高，我们难以独立进行科技检测及研究工作。当我们寻求多学科综合研究合作者而不得之时，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姚智辉（现任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和其导师孙淑云教授主动联系了我们，陕西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金普军教授也慷慨提供多方面科技检测和研究合作，使李家坝遗址科技考古工作得以逐步开展。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何锟宇研究员作为川大本科生曾参加了李家坝遗址发掘，后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深造，精通动物考古学研究，主动承担起李家坝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和研究。参与李家坝遗址科技考古工作的学者，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令我们十分感动。尽管附录中收录的各类遗物的检测和研究成果，可能会存在一些遗漏甚至瑕疵，但这并非19篇附录作者的责任，更多应归因于时代的局限及发掘者、整理者、报告编写者学识能力的限制。

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作为李家坝遗址发掘项目协作单位，不仅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各种帮助，不少人还直接参与到田野发掘工作中。时任党支部书记、副所长聂世江先生精熟云阳文物保护与管理业务，不辞劳苦，不计名利，不仅始终和我们并肩奋斗在第一线，而且为人热心，为参与工作的师生在生活上提供了诸多便利，对李家坝遗址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助力良多，是我们顺利融入云阳工作和生活的联络员、引路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聂头”。聂先生退休后，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历任所领导程红坤、温小华、陈昀等，为资料整理、文物移交、标本分析测试等工作提供大力帮助，有力支持了李家坝遗址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

感谢小江电厂的历任领导，不仅以优惠价格为我们提供了住宿、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的会议室、存放文物标本的库房和器物修复及资料整理室，还开放了电厂职工的专用浴室，让我们享受到了当年考古工地难以享受的顶奢待遇——畅快淋漓的热水浴，使我们得以建立虽然简陋但却稳固的考古发掘和教学实习基地。难忘小江电厂职工的热情，数次新年联欢和撤离前的篝火晚会，欢歌笑语令我们动容。

在李家坝遗址30余年的调查、试掘、发掘及整理、报告撰写过程中，得到国家文物局、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局（文物局）三峡办、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市水利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感谢幸军、王川平、刘豫川、邹后曦、白九江、王建国、于桂兰等领导和专家从不同的方面为我们工作的各个阶段提供的指导和切实帮助。还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春夏之交，重庆市副市长程贻举率团考察川大李家坝遗址和明月坝遗址发掘后，在云阳县政府办公楼召开云阳县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程副市长动情地说，高校教师参加三峡考古发掘，在承担本单位教学工作的同时，又承担与专职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单位相同的任务，身兼两职，工作量翻倍，很辛苦，要求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多关心高校师生，全力支持和配合高校的发掘工作。会后的便宴，程副市长一反惯例，特意将无职无位的各考古发掘队领队请上主桌。重庆市相关部门和领导对我们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温暖了我们的心房。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任领导均对李家坝遗址的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发掘期间，时任院长王挺之教授、院党委书记孙锦泉教授多次赴工地检查和指导工作，慰问师生。后任院长霍巍教授、吕红亮教授和时任考古教研室（考古系）主任李永宪教授，均多次参加李家坝遗址发掘工作，对李家坝遗址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的不易十分理解，始终报以包容和支持的态度，在整理经费和工作安排等方面给予有力领导和支持。

感谢前后5任领队尤其是马继贤教授和白彬教授的贡献。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者，时任川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马继贤教授，在交通极为不便、生活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川大三峡考古队在完成云阳县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调（复）查和保护规划的同时，重点进行了李家坝遗址、明月坝遗址、旧县坪遗址等重点遗址的调（复）查和试掘，为李家坝遗址大规模抢救发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白彬教授带领2001、2002年度发掘队攻坚克难，完成了李家坝遗址一半以上的发掘面积，又多次参与室内整理，为李家坝遗址发掘和资料整理贡献良多。

在报告编写的冲刺攻坚阶段，河北省昌黎县文物研究保护管理所退休职工徐永江先生2023年至2024年受聘为报告补充清绘了大量墨线图，包括总平图、地层剖面图、遗迹平剖面图、器物图在内的各类图，时间紧，任务重。在生活条件和报酬均有限的情况下，徐先生从无怨言，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作任务。课题组教师指导的研究生也投入到报告编写工作中，博士研究生段育君、冯倩倩、陆泽敏，硕士研究生刘嘉木、刘芮伽、张雪瑾、邹陆翔等，有繁重的课业和研究课题，但任劳任怨承担并及时完成了各类底图和照片整理、制作以及电子化等大量烦琐的技术性工作。徐永江先生和研究生们的付出，为报告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可能，令我们十分感念。

在本报告编写和编辑过程中，科学出版社柴丽丽女士严格审慎，以其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极大的耐心鼎力相助，出谋划策，纠漏补缺，为报告面世出力颇多。

我们还要特别提出，李家坝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不仅繁育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也使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具有热爱故土，重亲情，贵忠义，既热情豪爽又剽悍淳朴的民风。诚如《云阳县志》所言：“云阳人民勤劳、勇敢、聪慧、执着、热情、豪爽；民风剽悍、纯朴、好结社、讲义气、重亲情、不畏权势；重然诺而轻生死，贵忠义而贱财帛；导之以义，可赴汤蹈火；服之以理，可肝脑涂地；动之以情，可解囊倾赠。”（云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云阳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李家坝遗址所在的高阳镇是三峡移民重点镇，移民任务极其繁重，各种问题交织，给我们考古发掘工作也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困难。青树村的乡亲们尽管故土难离，亦有诸多委屈和困难，但大多数村民仍积极配合和支持我们的发掘工作，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如果没有高阳镇党政领导机关和当地村、组干部和村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李家坝遗址超大规模发掘任务是难以如期顺利完成的。感谢高阳镇时任党政领导，感恩青树村乡亲和云阳这片热土！

谨对上述单位和个人再次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对于报告中存在的问题，编写者则不敢辞其咎（图五）。

图五 《云阳李家坝》书影（科学出版社，2025年11月），杨雨霏拍摄

（本文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考古发掘报告《云阳李家坝》“后记”，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来源：黄伟、赵德云、何元洪、代丽鹃（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