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发布《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十条禁令》！堵住了补课，堵不住焦虑

9月23日，杭州市教育局发布了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十条禁令”。

如果你仔细读完这十条，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禁令的颗粒度，已经细到了近乎“法条级”的程度。

第四条把“家政服务”“家庭教育指导”“陪伴托管”“素养提升”全部堵死——这些名义，过去几年被不少人用来包装补课，现在直接点名封杀。第六条把线上直播、直播打赏、知识付费一并纳入禁区。第九条更彻底——连配偶、子女、亲友的名义都堵上了。第十条则堵住了“借亲戚朋友帮忙名义介绍其他教师做有偿家教”这条最后的缝隙。

从线下到线上，从本人到亲属，从直接授课到介绍生源——能想到的口子，基本都堵了。

但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需要堵这么多口子？

禁令越细，说明“堵”得越吃力

对比一下历史，答案会很清楚。

2000年，教育部就明令“不得占用节假日、双休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生上课，更不得收费上课、有偿补课”。2015年，教育部出台《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划出6条红线。到了2026年，杭州的禁令已经从6条扩展到10条，每一条都在前一条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26年了。禁令在升级，补课在变异。

每一次禁令的细化，都是对上一轮“变通手段”的被动回应。你禁了“有偿家教”，就有人改叫“家政服务”；你禁了“家政服务”，就有人改叫“陪伴托管”；你禁了线下，就有人转战线上直播打赏。这像一场没有终点的“猫鼠游戏”——堵一个口子，冒三个新口子。

这说明什么？说明禁令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违规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强劲需求支撑的“地下市场”。单靠“堵”，永远是在追赶，而不是在解决。

需求侧的焦虑，才是根源

这个“地下市场”的需求侧，究竟有多强劲？

先看数据。“双减”之后，校外培训机构大幅缩减，但家长的需求并没有消失。2022年对8个省市的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显示，“双减”后52.29%的初中家长存在教育焦虑，其中43.82%感到“比较焦虑”，8.47%感到“非常焦虑”。

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调查覆盖了超过51万名家长，结果显示87.0%的受访家长感到焦虑，73.2%的家长表示焦虑来源是自己能力很难辅导好孩子。

另一项调查则更为直观：42%的家长给孩子报了3个及以上的暑假班，近一半的家庭暑期花费超过两万元。

再看供给端的变化。“双减”后，培训资源从公开市场转入地下。过去培训机构大班课的收费相对“普惠”，现在这些份额被学科类私人家教迅速填补。家庭聘请大学生家教的月开销在2000到3000元之间，而聘请有学校或教培机构从教经历的专业教师，收费标准可达大学生家教的3到4倍，即每小时200到400元。

也就是说，禁令堵住了“明补”，却催生了“暗补”。供给减少了，需求没变，结果只有一个：价格上涨，成本转嫁给家长。

2025年全国校外托管机构已突破54万家，市场规模超过200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3万家。全国政协委员倪闽景在今年两会上指出，部分原教培机构及从业人员借“作业辅导”“思维训练”之名，在居民楼、公寓等隐蔽场所开展“一对一”“小班化”学科培训，通过社交媒体招生、个人转账付费，逃避监管。“此类‘地下培训’收费高昂，加剧教育焦虑，使‘双减’成果面临得而复失的风险。”

禁令越严，地下市场越隐蔽，家长的辨别成本越高，实际支出越贵。

只堵不疏，治标不治本

那么，为什么需求侧的焦虑如此难以消除？

学术研究早已给出答案。有学者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分析指出，有偿家教产生的根源在于招考一体化背景下单一分数评价体系的长期运行。“不打破这一体系，探索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有偿家教现象将依旧存在。”

更值得关注的是治理逻辑本身的问题。研究指出，有偿家教“禁令”的出台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教师课外辅导市场利益分配的再调整，而治理目标的达成则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休戚相关。这意味着，如果只对教师一方施压，而忽视家长需求、评价体系等结构性因素，治理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换句话说：禁令盯住的是供给侧，但真正的“发动机”在需求侧。

只要中考普职分流的压力还在，只要“一考定终身”的格局没有实质性改变，只要家长对“孩子学得扎实不扎实”的焦虑无法被学校教育的确定性所化解——补课的需求就会一直存在。

需求在，供给就不会消失。你封了教师这条路，家长会转向其他渠道；你堵了线下这条路，市场会转向线上；你禁了公开办班，它会转入更加隐蔽的一对一和熟人介绍。

当禁令堵住了所有出口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层面：当禁令把所有可能的出口都堵死时，教师的职业困境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放大了。

北师大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基于全国24万多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发现，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每周投入非教育教学活动的时间为10.29小时，高中教师达到11.22小时。教育部2025年的调查则显示，中小学教师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达54.5小时，非教学事务占比超过30%。

而教师的薪资水平呢？大部分教师对禁止有偿家教的政策持不赞同态度，其参与补课获得报酬的需求“主要源于我国教师的待遇不尽如人意”。学术研究进一步指出，教师面临的“长久未能得到改善的薪资待遇困境”是促使其即便作为理性行为主体，仍在权衡利弊后选择违反禁令的结构性因素。

一个每周工作54.5小时、被非教学任务消耗掉三分之一精力、薪资涨幅有限的教师，面对的是一条又一条禁令。禁令管住了行为，但没有触达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真正需要“疏”的三件事

说了这么多“堵不住”，那什么才是“疏”？

第一，评价体系的改革。2025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明确要求大幅度压减考试频次、树立正确的教育评价观。方向是对的，但从文件到落地，中间的距离一线教师和家长最清楚。长春等地已经开始探索构建学段贯通、五育融合的多元评价体系，通过科学命题增加应用性、探究性试题比重。这些探索需要加速推广，而不是停留在试点。

第二，校内课后服务的提质。有研究建议，“以学校与社区为主体继续完善课后服务工作，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压缩有偿家教的生存空间”。杭州在课后服务方面已有基础，在职教职工参与托管工作可以取得劳务补助，且不计入绩效工资范围。但覆盖面和补贴力度是否足够，能否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参与，仍需持续投入。

第三，教师待遇的实质性改善。学术研究明确提出，“长效治理有偿补课需要以完善中小学教师待遇保障机制为前提”，建议“提高工资起点，使绩效工资与工龄、教学成果直接挂钩”。教育部面向“十五五”也提出将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共保联动机制，绩效分配向教学一线倾斜。但政策的兑现速度，和禁令的执行速度，差距有多大，一线教师心里有数。

杭州“十条禁令”的发布，传递了整治违规补课的决心。这本身没有问题。任何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损害教育公平的行为，都应该被严肃处理。

但我更想说的是：教育治理不能只有“堵”的思维。

当禁令越来越细，条款越来越多，而需求侧的焦虑没有减少、评价体系没有根本改变、教师待遇没有实质性提升时，我们只是在不断地把问题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地下市场越隐蔽，监管成本越高，家长支出越大，而真正受损的，依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堵住了补课，堵不住焦虑。这句话不是对禁令的否定，而是对治本之策的呼唤。严查违规补课的同时，同步推进评价改革、课后服务提质和教师待遇保障——只有多管齐下，禁令才不会沦为一张“永远在追赶、永远追不上”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