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2年2月，宣统帝退位，清朝正式灭亡。
按照中国古代史学一项延续千年的固定传统，后继政权应当为前朝编纂正史。
二十四史基本都遵循这一规律，大多在王朝灭亡数十年内编纂成册，成为后世研究王朝历史的核心典籍。
然而清朝灭亡至今114年过去了，官方定稿的《清史》始终没有正式问世。
于是乎，很多人误以为清朝灭亡后没有启动过修史工作，但事实上民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启了相关工作。
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招揽大批传统文人与史学学者，按照传统正史体例编纂《清史》。
但彼时国内局势动荡，清史馆的编纂经费多次被削减，编纂工作时断时续。
且参与编纂的人员多为旧式文人，史学观念相对传统，对晚清的社会变革、中外冲突、制度革新等全新历史议题缺乏客观认知。
1927年，时局彻底失控，编纂团队无力继续完善内容，只能将尚未校对、考证、定稿的初稿仓促刊印，最终只留下一部错漏甚多的《清史稿》。
进入现代以后，史学界一直有重启编纂《清史》的呼声，上世纪80年代相关提议就已进入筹备阶段，2002年国家正式启动新编《清史》工程，集结国内顶尖清史学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计划打造一部体例严谨、史实准确、评价客观的全新断代史。
很多人都认为，依托现代考古成果、档案整理技术和成熟的史学研究体系，编纂工作会快速推进，但二十多年过去，整部史书依旧没有定稿发布，而这当中最直观的阻碍就是清朝史料空前庞大。
二十多年来，全国数百名学者参与其中，整理了近十亿字的参考史料，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藏有一千余万件清代档案，再加上散落各地的满文档案约三百万件，各类文献总量超过两亿件。
所以，这部史书之所以难产，并不是史料不够，而是海量史料中存在大量重复、矛盾、伪托内容，需要学者逐一甄别考证，单是基础史料整理工作就需要耗费数十年时间，无法快速完成。
而相较于整理史料的庞大工作量，更核心的难题是历史评价与史观界定的争议。
首先，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痛苦转型，最终在列强入侵和内部革命中走向终结。
这段历史与当今相隔太近了，近到许多涉及领土疆域、民族关系、外交格局的问题，至今仍是现实政治中的敏感议题。
现代中国对西藏、新疆、东北等地区的法理主权，很大程度上继承自清朝的疆域遗产。如果对清朝的正统性做出任何不利于继承关系的定性，就会动摇边疆领土的历史法理基础。
所以这就意味着清史的编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它同时还带有现实政治的重量。
清代距离今天太近，几乎每一段重大历史都牵动着当代人的价值判断。
比如义和团该褒还是该贬？洋务运动的失败究竟是制度问题还是人事问题？
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内部就存在不同的看法，更不用说在公众舆论中引发的激烈争论。没有一种史观能够说服所有人，写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招来某个方向的批评。
与此同时，清史研究本身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
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以褒贬人物为手段来表达历史判断。但现代史学早已转向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日常生活等更广泛的领域，叙事方式和评价标准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修清史最初设计了“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部分体例，试图在继承传统正史框架的同时融入现代学术方法，但体例上的创新并不能解决史观上的根本分歧。
不同于普通学术著作，官修正史是一个国家历史叙事的权威载体，承载着界定历史、传承文脉、凝聚认知的重要作用，容错率几乎为零。
历代修史都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单单追求编纂速度的史书大多质量低劣、漏洞百出，无法传世。
新编《清史》的每一处史实记载、人物评价、历史定论，都要经得起学术推敲、时代检验和大众审视，一旦定稿发布，就会成为后世了解清朝历史的核心依据，影响深远。
正是因为这种容错率，编纂者们不会为了追求速度而仓促收尾，宁愿耗费时间反复考证、打磨细节、统一口径，规避所有争议与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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