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撰文｜李雅堂（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研究员）
前些日子听了一场学术报告。主讲人在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支撑时，脱口而出的总是“这篇Nature文章”或“那篇Science文章”的结论，而不是某位同行、某个团队的工作。仿佛论文的质量不取决于作者是谁、做了什么实验，而取决于它刊载在哪个封面之下。
这让我想起去年一次学术聚谈。席间有人提到，与著名期刊编委走动往来，在国内学界已成“显学”。两件事放在一起，便拼出一幅图景：实验室和研究者正在从学术叙事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期刊名称。科学传播的对象，从“谁发现了什么”变成了“哪里发表了什么”。
如此怪象，值得深思。被记住的不是搞科研的人——那些真正设计实验、分析数据、撰写论文的主体——而是作为载体的期刊。反观期刊，同行评议由学者无偿承担，作者支付版面费，读者支付订阅费，整个系统运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最终凝结为期刊的“品牌”，一个决定学者前途、经费分配、职称升降的符号资本。
若将这种逻辑平移到图书出版领域，其逻辑尤显荒诞。可曾听说哪位读者谈起某本书时，不知道作者却只知道出版社？难道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就一定比某地方小社出版的同题作品更有“学术含金量”？纸张的出处远不及其中的内容重要，这在读书界近乎常识，却在学术界被颠倒了过来。
更应思考的是对贡献评价体系的影响。古往今来，人类评价一个学者对知识的贡献，从来是看他发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启发了什么。诺贝尔奖颁给的是具体的发现与创见，和学突破奖致敬的是“那些改变世界的人”，国内各类学术荣誉的评选，也无不以“代表性成果”为依据——“代表性”指向的是成果本身的内涵与影响，而非其刊载之处的名号。爱因斯坦被记住，是因为他发现了光电效应、狭义/广义相对论；屠呦呦被记住，是因为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百年之后，后人追溯今日的科学进步，问的必然是“谁在何时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不是“哪本期刊登了哪些文章”。若评价的重心从“做了什么”变成“发在哪里”，那么诺贝尔奖委员会便大可不必费心考察贡献本身，只需查阅影响因子排行榜即可。然而，在日益量化的评价体系中，这种“以刊代评”的逻辑正在从潜规则变成明规则。评价的重心从“做了什么”转移到“发在哪里”，这不仅是考核办法的技术问题，更是知识生产伦理的深层松动。
我并非全然否定期刊分层的意义。同行评议和学术发表的把关机制，在理想状态下确实承担着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质量筛选功能。Nature和Science之所以被尊重，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长期保有一套较为严格的审稿标准和编辑判断力。但不能本末倒置，使得“在哪里发表”成为比“贡献了什么”更优先的识别标签，让期刊品牌替代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判断。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异化已影响到下一代科研人员。年轻研究者入职时最先被规训的，不是如何提问、如何设计实验，而是“发几篇什么分区的文章才能留下”；博士生延毕，不是因为研究尚待深化，而是因为“还差一篇某刊的论文”。当评价体系倒过来塑造了研究的形态，学者的好奇心便被安放在一个极为逼仄的缝隙里——只能做“能发在好期刊上”的研究，而非“值得做”的研究。
学术本该是学者的事业，如今却渐次沦为期刊的事业。当所有人都用期刊名称来为知识背书时，人便消失了。而人一旦消失，学术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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